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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对亨利·米勒“自传体三部曲”（《北回归线》《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尼采几部代表性著作的研究，主要围绕尼采哲学中的反基督教传统道德伦理、狄奥尼索斯精神、重估一切价值三个方面对亨利·米勒的小说展开探究。
关键词：亨利·米勒 “自传体三部曲” 尼采
一、前言
《北回归线》作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亨利·米勒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在1934年出版之初却因作品中过多的性描写在英语国家被禁，直到1961年通过法庭诉讼之后才得以解禁，至今已成为畅销全球的文学名著。小说以回忆的方式写成，记录了作者同友人们流落巴黎期间的种种经历，通过对这段生活的再现揭示人性的阴暗、西方文明的没落、基督教的虚伪，小说对二战后的欧美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回归线》作为姊妹篇，描写的则是作者旅居巴黎之前，在纽约的生活经历，性和音乐是作品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运用达达主义的手法，不断追求表现作者的内在心灵世界。《黑色的春天》则将达达主义的手法运用到极致，作家运用各种感觉、想象勾勒出亦真亦幻的超现实世界，通过纷繁变化的象征和意识流手法，展现作者对精神家园的苦苦探寻。 亨利·米勒作为20世纪美国文坛颇具影响却又饱受争议的作家，其作品由于种种原因，直到90年代才陆续在我国开始译介和出版，学术界对该作家的研究仍存在不少可待挖掘之处。由于米勒曾在其创作中多次谈及尼采，并在杂文集《我一生中的书》中一篇题为《对我影响最大的100本书》的文章中将尼采的一般著作全部囊括在内，在这本书中作者明确谈及自己的影响谱系中包括尼采。基于此，本文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探究亨利·米勒系列小说“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尼采哲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反基督教传统道德伦理
对基督教传统道德伦理的批判在尼采的大部分著作中均有体现，这也是尼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尼采第一本专著《悲剧的诞生》中，探究悲剧诞生及没落之根由的同时，也从艺术、生命两个角度对基督教展开了批判，认为基督教从根本上是对艺术的诅咒和谴责，对生命的否定和厌恶，为了更好诽谤此在而虚构一个彼，尼采在本书中以他那种为生命代言的本能，志在推翻基督教规范下的一整套传统价值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转而反对道德，并且发明了一种根本性的有关生命的相反学说和相反评价，一种纯粹艺术的学说和评价，一种反基督教的学说和评价”。这一思想在米勒的小说文本中得到积极响应，米勒身处高度物质化的西方社会中并没有充盈幸福之感，反而深切意识到西方人精神世界已日渐荒芜，人们百无聊赖地混迹于各种场所，蹉跎了岁月，内心迷茫，信仰丧失。米勒继承了尼采反基督教传统道德伦理这一思想，并且反叛色彩更为强烈。既然上帝已经名存实亡，那么随之相伴的基督教诫令也就不再具有规范人们生活的约束作用，在米勒的小说中则主要通过亵神和纵欲来表现。在基督教教义中，亵神可谓是最大的禁忌，然而在《南回归线》第一章中，开篇作者就开门见山地写皈依基督教是令其作呕的事情，“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却需要我。我常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我要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啐他的脸”。在《黑色的春天》末章，作者更是称上帝为“吃人者”，揭露基督教对人性的抹杀，也契合了尼采认为基督教是对人性的敌视和生命的厌恶这一说法。此外对于基督教中一直强调的禁欲思想，亨利·米勒则彻底地反其道而行之。“自传体三部曲”中充斥着大量的性描写，以至于米勒被归类为下流淫秽作家，作品长期在英语国家被禁。米勒通过在作品中突出关于性的描写，一方面，是以这种生命原始性的狂欢来解构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借性描写来表达人性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压抑爆发出来的发泄式的不满情绪，反映人性从机械文明中逃回自然，逃回自然世界的强烈愿望。
二、 狄奥尼索斯精神
尼采在他的哲学中所强调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包含了两点鲜明特征，即对音乐和“迷醉”状态的推崇。在尼采看来，代表人类伟大文明的古希腊悲剧之所以消亡没落，正是由于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对狄奥尼索斯精神的扼杀，“乐观主义的辩证法用它的三段论皮鞭把音乐从悲剧中驱逐出去，也就是说，它摧毁了悲剧的本质——这种本质只能被解释为狄奥尼索斯状态的一种显示和形象化的呈现，解释为音乐的明显象征，解释为一种狄奥尼索斯式陶醉的梦幻世界”。伴随着音乐性的狄奥尼索斯式“醉”的状态，则表征着一种融合和合一的冲动，一种消隐、和解的力量，这种狄奥尼索斯式“醉”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情绪，并与性所象征的原始生命力有着直接联系。
《黑色的春天》中，大量超现实主义与达达主义手法的运用，使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界限消解，彼此融合，目的是为了在小说文本中构建一个亦真亦幻的陌生世界来表现心灵的真实，向读者展现作家本人生活的真实境遇，米勒因此也将这部小说看作是他自己的一幅“自画像”，一部自传集。这种真实正是通过梦幻与写实、感觉与幻觉的交织，理性与非理性思想的融合来表现的，亦即狄奥尼索斯式“醉”的状态的再现，这种状态才是生命最本質的状态。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提及的那样——他的小说书写的就是他所是的那个人。《南回归线》这部小说的第十二章正文中又另加了一个标题，名为“插曲”。在最后一章开头又加入了一个副标题，名为“尾声”。这两个词汇皆出自专门的音乐术语，再结合整部小说中作者关于此时经历与往昔回忆的意识流切换，读来让人感觉整部小说恰似一首婉转起伏的交响乐曲，音乐作为小说文本的背景和框架，关于性的描写则构成这交响乐曲的一次次转折和高潮，而这乐曲的主题正是要表达追求一种回归原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种肯定生命意志的狂喜，一种狄奥尼索斯精神。与此同时，该主题也反映出作者重建自我非道德化倾向的意图，表达作者对物质文明异化人性的批判。作者在文明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接收文化的熏陶，传统的道德伦理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作者想要挣脱这种桎梏也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种抗争精神、上下求索的勇气正是“自传体三部曲”系列小说的魅力所在和感人之处，也是尼采哲学中狄奥尼索斯精神的体现。
关键词：亨利·米勒 “自传体三部曲” 尼采
一、前言
《北回归线》作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亨利·米勒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在1934年出版之初却因作品中过多的性描写在英语国家被禁，直到1961年通过法庭诉讼之后才得以解禁，至今已成为畅销全球的文学名著。小说以回忆的方式写成，记录了作者同友人们流落巴黎期间的种种经历，通过对这段生活的再现揭示人性的阴暗、西方文明的没落、基督教的虚伪，小说对二战后的欧美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回归线》作为姊妹篇，描写的则是作者旅居巴黎之前，在纽约的生活经历，性和音乐是作品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运用达达主义的手法，不断追求表现作者的内在心灵世界。《黑色的春天》则将达达主义的手法运用到极致，作家运用各种感觉、想象勾勒出亦真亦幻的超现实世界，通过纷繁变化的象征和意识流手法，展现作者对精神家园的苦苦探寻。 亨利·米勒作为20世纪美国文坛颇具影响却又饱受争议的作家，其作品由于种种原因，直到90年代才陆续在我国开始译介和出版，学术界对该作家的研究仍存在不少可待挖掘之处。由于米勒曾在其创作中多次谈及尼采，并在杂文集《我一生中的书》中一篇题为《对我影响最大的100本书》的文章中将尼采的一般著作全部囊括在内，在这本书中作者明确谈及自己的影响谱系中包括尼采。基于此，本文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探究亨利·米勒系列小说“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尼采哲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反基督教传统道德伦理
对基督教传统道德伦理的批判在尼采的大部分著作中均有体现，这也是尼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尼采第一本专著《悲剧的诞生》中，探究悲剧诞生及没落之根由的同时，也从艺术、生命两个角度对基督教展开了批判，认为基督教从根本上是对艺术的诅咒和谴责，对生命的否定和厌恶，为了更好诽谤此在而虚构一个彼，尼采在本书中以他那种为生命代言的本能，志在推翻基督教规范下的一整套传统价值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转而反对道德，并且发明了一种根本性的有关生命的相反学说和相反评价，一种纯粹艺术的学说和评价，一种反基督教的学说和评价”。这一思想在米勒的小说文本中得到积极响应，米勒身处高度物质化的西方社会中并没有充盈幸福之感，反而深切意识到西方人精神世界已日渐荒芜，人们百无聊赖地混迹于各种场所，蹉跎了岁月，内心迷茫，信仰丧失。米勒继承了尼采反基督教传统道德伦理这一思想，并且反叛色彩更为强烈。既然上帝已经名存实亡，那么随之相伴的基督教诫令也就不再具有规范人们生活的约束作用，在米勒的小说中则主要通过亵神和纵欲来表现。在基督教教义中，亵神可谓是最大的禁忌，然而在《南回归线》第一章中，开篇作者就开门见山地写皈依基督教是令其作呕的事情，“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却需要我。我常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我要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啐他的脸”。在《黑色的春天》末章，作者更是称上帝为“吃人者”，揭露基督教对人性的抹杀，也契合了尼采认为基督教是对人性的敌视和生命的厌恶这一说法。此外对于基督教中一直强调的禁欲思想，亨利·米勒则彻底地反其道而行之。“自传体三部曲”中充斥着大量的性描写，以至于米勒被归类为下流淫秽作家，作品长期在英语国家被禁。米勒通过在作品中突出关于性的描写，一方面，是以这种生命原始性的狂欢来解构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借性描写来表达人性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压抑爆发出来的发泄式的不满情绪，反映人性从机械文明中逃回自然，逃回自然世界的强烈愿望。
二、 狄奥尼索斯精神
尼采在他的哲学中所强调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包含了两点鲜明特征，即对音乐和“迷醉”状态的推崇。在尼采看来，代表人类伟大文明的古希腊悲剧之所以消亡没落，正是由于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对狄奥尼索斯精神的扼杀，“乐观主义的辩证法用它的三段论皮鞭把音乐从悲剧中驱逐出去，也就是说，它摧毁了悲剧的本质——这种本质只能被解释为狄奥尼索斯状态的一种显示和形象化的呈现，解释为音乐的明显象征，解释为一种狄奥尼索斯式陶醉的梦幻世界”。伴随着音乐性的狄奥尼索斯式“醉”的状态，则表征着一种融合和合一的冲动，一种消隐、和解的力量，这种狄奥尼索斯式“醉”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情绪，并与性所象征的原始生命力有着直接联系。
《黑色的春天》中，大量超现实主义与达达主义手法的运用，使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界限消解，彼此融合，目的是为了在小说文本中构建一个亦真亦幻的陌生世界来表现心灵的真实，向读者展现作家本人生活的真实境遇，米勒因此也将这部小说看作是他自己的一幅“自画像”，一部自传集。这种真实正是通过梦幻与写实、感觉与幻觉的交织，理性与非理性思想的融合来表现的，亦即狄奥尼索斯式“醉”的状态的再现，这种状态才是生命最本質的状态。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提及的那样——他的小说书写的就是他所是的那个人。《南回归线》这部小说的第十二章正文中又另加了一个标题，名为“插曲”。在最后一章开头又加入了一个副标题，名为“尾声”。这两个词汇皆出自专门的音乐术语，再结合整部小说中作者关于此时经历与往昔回忆的意识流切换，读来让人感觉整部小说恰似一首婉转起伏的交响乐曲，音乐作为小说文本的背景和框架，关于性的描写则构成这交响乐曲的一次次转折和高潮，而这乐曲的主题正是要表达追求一种回归原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种肯定生命意志的狂喜，一种狄奥尼索斯精神。与此同时，该主题也反映出作者重建自我非道德化倾向的意图，表达作者对物质文明异化人性的批判。作者在文明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接收文化的熏陶，传统的道德伦理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作者想要挣脱这种桎梏也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种抗争精神、上下求索的勇气正是“自传体三部曲”系列小说的魅力所在和感人之处，也是尼采哲学中狄奥尼索斯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