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掩映的小院内，博源基金会的大堂一派典雅、沉稳之气。
　　大堂尽头，悬挂着一幅黑白摄影作品，画框内的老农蹲坐在家门口的砖石台阶上，清贫而朴实。
　　作为基金会总干事，何迪长期负责基金会的运营和组织，手里拿着一本刚看过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与采访时他言谈中流露的对八十年代的眷顾呼应成趣。
　　上世纪80年代，何迪作为青年学者开始参与中美学术界间的交流。1989年后，随着中美智库之间的接触趋于频繁，他有了近距离观察美国智库的机会。
　　与中美智库的交流，使何迪很早就认识到智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随后，与欧洲各国智库以及亚洲智库的进一步交流，更加强化了他的这个信念。
　　这颗信念的种子，于30年后，在博源基金会生根。
　　2007年10月，何迪与秦晓一道，创立博源基金会（以下简称“博源”）。博源以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的身份在香港注册。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博源已经发表了研究报告《中国经济观察》36期，外加增刊和特刊26期；资助了10余个中长期的研究课题；出版了“中国经济观察”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两个书系，共八本专著及论文集；在博源周围，聚集了一批国内国际顶尖的经济学、社会学与国际问题的研究人员。博源对决策层与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在不断生长。
　　
　　“有改革就有需求”
　　“有改革就有需求，没有改革，就没有需求。”谈及智库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身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激荡的改革风云的何迪，言语中饱含激情。
　　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三个时期，思想库都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推动过社会的进步与政策的制定。
　　第一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期。彼时，社会上对思想极度渴望，整个社会洋溢着求知学习的气氛，而学习的动机，就是寻求国家富强之道。那种生气勃勃的氛围，何迪今日思之，难掩怀想、神往之情。
　　而最高领导层也富于改革与学习的精神，经常当面向年轻学者请益、讨论。“一拨一拨地见年轻人。那时周其仁所在的发展组就曾经通过上百人的实地调研，直接以报告的形式参与了中央对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
　　何迪认为，这种介入到改革之中的热情，和对改革的影响，丝毫不比任何一家国外的智库逊色。
　　1992年之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建立之时，不论是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都有活跃的经济学人与研究机构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97年到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智库作用依然显现。何迪说，不论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还是银行业的改革，都有专业背景的学者和他们所在的调研团队的支持。
　　回首过去，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中，智库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种滋养智库发展的需求，在当下中国依旧存在。
　　何迪认为，只要中国坚持改革与创新，就会有对智库的需求，只有改革停滞了，不再创新了，对智库的需求才会淡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中国，需要智库来开启“官智”，促进公共政策与决策的优化。
　　
　　一切从人入手
　　进入21世纪，情境已然与30年前不同。
　　“互联网是革命性的，在表达意见和获取信息方面，远远超过七八十年代。现在，中国一年出37亿本书，全世界出版的书都没有中国多。这已经不是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或是经验获取困难的时代，而是一个噪音与真理并存的时代。”何迪说。
　　如何在这个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打出自己独特的产品？这是博源基金会在成立之初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利用自己在投资银行工作期间的积累，何迪召集了各个银行研究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请大家来讨论。研究出的结果，一是现在给领导提供信息的部门过多，但往往在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上，不能两者兼得；二是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缺乏双向交流，信息的整合和筛选不能满足决策的需要。
　　“一切都要从人入手”。博源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思路。
　　从博源的第一份内刊《中国经济观察》中可以发现，为其撰稿的特约经济观察员，都是各个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何迪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具备的三个条件，保证了研究报告的质量：
　　一是他们的独立性。这些经济学家来自各个投行，与研究对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再者，宏观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家，不像资源配置、战略分析或是股票配置方面的专家，不会因其从事的领域而扭曲观念。这一点上，“他们的研究与生意是分离的”。
　　第二，就是分析框架。何迪特别强调分析框架的重要性。“这些人大部分都在世界银行或者IMF做过基本的训练”，框架能有效避免主观臆断，更凭借数字与事实，依靠分析说话。
　　最后一点，信息来源全球化。“他们拥有对全球市场观察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
　　除了定期出版自己的内刊，博源基金会还邀请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参与一些中长期课题的研究。何迪自己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些一流学者的组织和召集上。
　　“如果说三年多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我个人觉得，就是凝聚了人气。”何迪说。
　　曹远征、张燕生、马晓河、蔡昉、周其仁、吴敬琏、章百家、袁明，这些国内国际的一流学者，不仅在基金会任学术委员或顾问，还能够保持时常参与博源基金会的讨论与活动。
　　何迪认为，能有这种局面，除了在学术理念上的共鸣，与基金会做了三方面的努力有关：
　　首先是跨学科的人员构成。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专家与学者之间的讨论，才能够对问题进行全面梳理。“政治学的或者法律的，这些东西学习和鉴别一定要有国外的国内的经验，我们要研究国际关系的，我们要研究中外历史的，所以你看我们最早选的人，一定是跨学科的。”
　　同时，博源基金会邀请的专家顾问，在理论和实务方面均有阅历。在缺乏美式的“旋转门”机制（指智库专家和官员身份角色灵活切换）的情况下，要求所参与专家、顾问的双重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而这离不开何迪的自身经历，“我个人在美国所的时候，也是个学者，但要不是在银行工作了十二三年，对一些问题的体会不会这么深”。
　　另外，对实际经验、跨学科交流的要求，时常与国际视野的讨论相结合。何迪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支持北大王缉思教授的课题《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时，其中，尚会鹏作为在印度研究领域中政治文化方面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为我们写的文章，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是一块宝藏”。但为了拓宽视角，“我们还是请来了瑞士银行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世界银行的汪涛和发展经济学的许小年，从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多个角度同他一起讨论。”这对研究者本身也是一个受益与学习的过程。
　　何迪告诉记者，在国别案例等课题上，注重交叉学科与中外结合的讨论方式，已经成了博源基金会的特色。“这样的人才结构搭配对专家学者都是一种学习，这是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
　　
　　中国转型的四大课题
　　博源基金会给自己的定位是：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何迪告诉记者，今年基金会正在进行四个大课题的研究，都是中国经济结构与社会转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一个题目是国家资产负债表。将会由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和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共同担当。“这个题目是通过很多次的讲座和讨论才确定的，”何迪告诉记者，“大家觉得国家现在许了那么多愿，社保的、医疗的、救灾的，包括未来的能源的，所有都是花钱的。钱从哪里来？我们就组织了对这个课题的资助。”这是今年刚启动的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是国有资产运作模式的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得国有资产有了价值有了流动性，怎么通过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最终把这部分资产还给老百姓？”课题的起源来自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邵宁的讲座。何迪认为，这样的课题，在未来的三五年一定会是一个大课题。“如何评价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一些经常看到的观点到底是对是错？同时，我们也打算涉及国企的整个改革进程，国企资产的状况和管理，外国和中国都有哪些经验，有哪些办法和不同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的课题。”何迪说，很多的官员、学者和银行，都愿意配合这个研究。
　　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去年提出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是博源基金会眼下开展的第三个课题。何迪说，楼继伟带领财政部的地方预算司司长和中央财经大学的老师，已经组成了一个团队。基金会在资助的同时，能够经常参加组织讨论、交流，定阶段与大家分享成功。“这一定是对中国未来五到十年都有影响力的课题，而且我们做的课题都是跨部门的，不会因为不同部门方案不同而使利益打架。”
　　第四个重要的课题，也是当下的热点：人民币可控下的全面可兑换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何迪说，这个课题目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真正变成了一个香港和大陆的沟通渠道。“从去年才五六百亿，现在到五千多亿，这是人民币在香港的预算，”何迪说，“其实这是去年四月做的题目，今年发布，因为比较敏感，涉及到汇率的问题，所以推迟了一些。但现在看来，将会加速人民币全面可兑换的进程，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发表。”并且，这个题目还会有拓展，下一步将要进行外汇体制关于货币体系的安排的研究，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原局长吴晓灵将会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
　　“学者本身有兴趣，是研究课题质量的最好保障。”何迪说，“梳理问题，建立框架，寻求共识，是我们的基本流程。这个流程，启发了很多很好的课题和思想。”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就愿意担任人口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这也是我们近期要启动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