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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是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女生把妈妈那封信交给我的。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便离婚了。第二年，妈妈独自回到了她的老家哈尔滨。那以后，她好像只回来看过我一次。爸爸同贺颖结婚以后，她就再没有来过。父母之间到底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每年期末考试之后，爸爸总会把我的成绩单复印一份寄到哈尔滨去。那几乎就是这些年来我和妈妈之间唯一的联系了。
那天吃过晚饭，爸爸来到我的房间里对我说：“你妈妈今天中午给我打电话，想让你到她那去一趟。我跟她说，你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学习很紧张，等放假的时候再去，可是她一定要你现在就去。你如果想去，我明天就去学校替你请假；如果你不想去，就跟我到单位打个电话亲口对她说。”
贺颖进来为我收拾行装。爸爸说：“他还不一定走呢。”贺颖说：“他一定得去。就算他不想去也得去，因为那是他妈妈。”她又回头对我说：“你去和小果玩一会儿吧，她还不知道你要走呢。”
小果是爸爸和贺颖的女儿，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当时她只有五岁。我与小果的感情非常好。我告诉小果，我要出远门了，没想到她竟很爽气地摆摆胖胖的小手说：“你放心去吧，我会在家里想你的。”
倒是第二天爸爸去学校给我请假的时候，费了一些周折，因为学校认为请假的理由不够充分具体。爸爸回头看看我，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我把头转向了一边。
当天晚上，我登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直到火车开动，我也没有告诉爸爸那封信的事情。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妈妈不想让爸爸知道，虽然她并不曾在信里明确地说过。
妈妈在信里说，她病得很厉害，恐怕活不了多久了，她非常想见见我，见我最后一面。我不太相信她的话，我猜想那大概只是一个借口。
二
旅途很顺利。第二天上午火车准点抵达哈尔滨站。一下火车，我就看见站台上有人举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李城。站在牌子下面的就是妈妈。我没有把握，如果没有那块牌子，我会不会这么轻易地认出她。如果是我在大连的火车站接她，是不是也得举着一块牌子？那块牌子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妈妈的脸色有些苍白，但怎么看也不像她在信里说的那样。这让我下意识地暗暗松了口气。算起来，我们母子已经有将近八年没见了，但见面时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陌生和尴尬。我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就喊了她。而她也表现得很平静，就好像并不是她用那样一封信把我从千里之外从八年前一下子叫到面前的。这又让我暗暗松了口气。
出租车跑了大约二十分钟就停在了一幢灰色的三层楼前。妈妈住在二楼，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里面的摆设很简单。我知道她跟爸爸离婚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结婚。我是确确实实地知道，并不是凭着臆想或者直觉什么的。但我却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一夜的旅途劳顿，使我很快就睡了过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母子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在吃，妈妈只喝了半杯水。
吃完饭，我们谈了一会儿话。八年间发生的事情，被我三言五语就说完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这些年来，她好像已经完完全全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除了那张成绩单，我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与她无关。后来她主动说起了她的病。她告诉我，她已经病了一年多了，一开始是慢性肾炎，后来就发展成了尿毒症。尿毒症是一种无药可医的绝症。那时候我只知道癌症是不治之症，对她所说的尿毒症一无所知。一时间，我竟然无言以对。她也不再说什么，我们沉默着。阳光从屋子中唯一的一扇朝向西北的窗子射进来。我低头看着那些整整齐齐铺展在地板上的阳光，我知道这时候妈妈也在仔细地看着我。整整一年之后我才知道，在那一刻对妈妈来说，我就像是那些阳光。
我没有急着寻找我要说的话，是因为我以为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地去找去说。可我没想到，当墙上那挂木制的古董钟敲响了三下之后，她忽然对我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今天晚上的火车票。”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个半旧的帆布包。帆布包里面全都是钱，一沓一沓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她说：“我让你来，就是想趁着我现在还没有病到事事都要求人帮助事事只能听人摆布的时候，把这些钱都交给你。”我吃惊地看着那些钱，问她：“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她说：“这些钱一部分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另一部分是变卖了我家里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所得。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外祖父曾经是个有钱的商人。”接着我就问了她一句蠢话，“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钱给我？”她看了看我，目光里满是忧虑。她说：“李城，你要答应我一件事，这些钱交给你，你一定要收好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也包括你爸爸和你的后妈。你记住了，这些钱是妈妈留给你的，留给你一个人的。等我死了，你舅舅会拍一封电报给你，你知道也就行了，不用再过来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想起那次哈尔滨之行，我都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妈妈受过高等教育，先后在大连和哈尔滨的高校和政府部门任职，决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缺少见识的人。虽然她当时认定自己与死神已经鼻息相闻，但似乎并没有因此而乱了方寸。她要把那些钱留给我，应该有许多更好的方法，怎么也不至于像她实际做的这样破绽百出、危机四伏，而且遗患无穷。我始终不了解她当时的环境和心理，也不知道她这样做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还是一时冲动所为。也许她有她的理由？去年暑假我去为一个图书博览会做服务工作，在一条标语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不要用任何逻辑去推理生活。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但它的确使我对所经历过的包括哈尔滨之行在内的许多事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当天晚上，妈妈把我送上了火车。她看上去依然很平静，就好像下一个暑假或者寒假我还会再来。而我好像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此情此景对我们母子而言意味着一场生离死别。事后想起来，妈妈的平静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我却是真的无动于衷。
仅仅相隔十几个小时，但我返回时的旅途已与来时截然不同了。从大连到哈尔滨，只有妈妈的那封信让我心里有些猜疑不定。如今从哈尔滨再到大连，那个帆布包却压得我浑身僵硬，甚至自我感觉连呼吸和目光都变得很不自然了。一路上，我没有与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对过一个眼神。 当火车终于到达大连站的时候，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出站的通道里，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穿着入时的女人身上。她白了我一眼，很警惕地把手提包往怀里收了收。我觉得很好笑，那一瞬间我真想打开我的帆布包让她看看。
三
从火车站出来，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按照妈妈的嘱咐，把那十万元现金分别存入了五家储蓄所。
我回到家，家里空无一人。我有足够的时间为那五张存折安排一个万无一失的藏身之处。最后我用胶条纸把它们粘在了写字台抽屉的上方。这是我从一本外国间谍小说里看来的。那十万元钱藏在这里，不仅安全隐蔽，而且每次开抽屉我都可以很方便地用手跟它们互道一声平安。
下午，我去幼儿园把小果接回了家。一路上，她的小手都紧紧地拽着我。我问她，你在家想我了吗？她用力地点头，然后又有些委屈地说：“我以为你昨天就能回来呢。”
爸爸和贺颖下班回来看见我，都很意外。我说：“我妈那边没什么事，她只是突然想见见我。”爸爸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贺颖有些疑惑，但也没有追问。我知道，爸爸是不想问，贺颖是不好问。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上课，一切又都恢复了往常的样子。但我却坚信自己的生活从此已经改变。几天前我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身无分文，但现在我的抽屉里却放着十万巨款。
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变得像一些女孩子那样喜欢逛商场，而且特别喜欢在出售家用电器、珠宝首饰或者高级手表高级相机的卖场转悠，一边很用心地看那些昂贵的价签，一边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把它们买下来。
当课堂上我因为回答不上来提问而被老师数落奚落的时候，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难堪窘迫而心含怨恨不满。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很能体谅老师们的心情，他们像蜡烛那样燃烧一辈子，银行里也存不下十万块钱。偶尔和同学闹别扭，我也会显得从容而且宽容。我对自己说：你犯不着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活到现在恐怕连一千块钱还没见过呢。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有一天我和两个好朋友战胜和李苗力一起坐有轨电车到海边去玩，没想到却碰到一件倒霉事。战胜使用假月票被发现，我们被送到了公交公司。我们咬紧牙关，拒不交代学校、班级和姓名。最后磨得公交公司的人烦了，就说：“行，你们如果能够马上交出150元的罚款，我就可以放你们走。”战胜和李苗力两个人差点没有哭出来，因为当时我们三个人身上连20块钱也凑不出来。我对他们俩说：“你们在这儿做人质，我回去拿钱。”
我赶回家，拿出一张存折到了储蓄所。营业员问我：“你想把两万块钱都取出去吗？”我说：“我只想取150元。”她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有些心虚：“怎么，不可以吗？”她说：“那倒不是。不过，你如果只想取150元钱，只要把利息取出来就够了。”她给我算了一下，当时的活期存款利率是3.15%，我一共存了103天，应得利息177元7角7分。
我拿着钱去把战胜和李苗力“赎”了出来。出了公交公司，战胜不由自主地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他父亲的脾气特别暴躁，如果这件事闹到学校，再让他父亲知道了，他难逃一顿暴打。他问我从哪弄来那么些钱，我轻描淡写地说：“那是我自己的钱。”他显然并不相信我的话。他说：“我会尽快想办法把钱还给你的。”我说：“你用不着把这事放在心上，咱们是哥们儿，那点钱不值一提。”后来战胜还是把那些钱还给我了。为了还给我那150元钱，一个多月的暑假里他一共卖了20天雪糕。我想他一定以为那些钱是我从家里偷拿出来的，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连累了我。有一次在街头看见战胜卖雪糕，连人带雪糕都快被毒辣的太阳晒化了。那一回我真想把真相告诉他。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突然按捺不住地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秘密。我把那十万块钱藏在抽屉里虽然安全，但同时也就把那十万块钱带给我的快乐都锁在了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如果战胜、李苗力还有所有认识我的老师同学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他们会用一种怎样的眼神来看我？有那么几天，我几乎被这样的念头鼓动得有些难以自制，坐立不安了。但最后我还是忍住了。如果我公开了这个秘密，那么这些钱很可能就不再是我的了，至少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
开学之前，战胜把钱还给了我。我用那些钱领着小果去儿童乐园玩了两次，又给她买了一只和她一般高的长绒毛玩具狗。尽管我一再叮嘱她，爸爸妈妈问起来，就说是我们打气枪赢来的，可是回到家她还是给说漏了。爸爸追问我哪来的钱，我不肯说。被逼问得急了，我就大声地说：“是我妈给我的，行了吧！”他愣了一下：“她给了你多少？”我说：“我都花光了！”“你都干什么花了？”我不吭声。他又问了一遍，我脱口而出：“你管不着！”他火了，要冲过来揍我，被贺颖拦住了。
四
爸爸什么也没能问出来，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后来他又亲自跑到学校去，向老师了解我这段时间有什么异常表现，特别是在花钱方面。他当然不可能了解到什么，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动用那笔钱。
与爸爸发生了那次冲突之后，我对那十万块钱的感觉似乎渐渐淡了，至少它已不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与此同时，我对许多事情也好像突然间没有了兴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在高二上半学期的前半段，我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以前那些可以激励或者逼迫我埋下头来用功的动力和压力，比如老师的褒贬、同学之间的竞争、父母的期望，都仿佛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任何说服力了。为此，我和爸爸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关系十分紧张。幸亏有贺颖这块缓冲地带，不然我们父子的关系只怕会变得更僵。虽然我一直也没有叫过贺颖，但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在心里默认了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而且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比爸爸更了解我，更能理解我。但我却不可能把心里的话告诉她。八年分离一朝相见，我就可以在妈妈的床上安然入睡。而与贺颖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些年，我却始终能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之间那堵陌生的墙。
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小果在幼儿园从高处摔了下来，伤得很重。医院说至少要做两次大手术才有希望完全恢复，否则就有致残的危险。爸爸和贺颖几乎被这飞来的横祸击垮了。更可恶的是，事故明明是幼儿园的工作失职造成的，但他们却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推诿责任。虽然爸爸和贺颖的工资都不算低，但因为当时双方都有老人需要供养，所以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宽裕，根本没有办法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的手术费。危难时刻，身为一家之主的爸爸竟然束手无策，还是贺颖跑到爸爸的单位撕破了面皮大闹了一场，这才借出了两万块钱。后来也是贺颖去找了很多次终于迫使幼儿园承担了应负之责。 那段时间里我每天下午上完课，都要到医院去看小果。老师不准假，我拎起书包就走。也不知是因为同情我们家的遭遇，还是懒得跟我这种自暴自弃的学生怄气，班主任对我这种违反纪律并且公然与其对抗的态度竟然未做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
从小果出事，到贺颖借来钱，这中间有将近两周的时间。这段时间我除了给躺在病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转动的小果讲故事，陪着她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地说话，几乎是整天整天地沉默着。当小果弱小的生命搁浅在病床上，当爸爸和贺颖因为无力救治女儿而每天长吁短叹、以泪洗面的时候，我却沉默着，像一个窃贼那样沉默着。当贺颖终于借来了那两万块钱的时候，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在心里为自己辩白说，就算没有我抽屉里的那些钱，事情也总是会解决的。
小果进手术室那天，我请了一天假。经过爸爸、贺颖和医生护士的反复抚慰，小果表现得很安静很勇敢。可是等到车子被推到了手术室门口，她突然哭起来。爸爸和贺颖赶紧上前哄她，她却不理，只是一边哭一边叫：“哥哥，哥哥。”我走上前去，她就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我，说：“哥哥，我害怕。”我的眼泪毫无防备地就流了出来。
小果的手术从上午九点一直做到晚上九点。我们全家人在门外也整整守了一天。中午和晚上，我只喝了几杯水，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吃。我低着头一语不发地坐在长椅上。爸爸和贺颖都认定我是在为小果担心，但却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里还涌满了羞愧与悔恨。在流泪的那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我所错过的那两个星期是无可挽回的。也许就因为那两个星期的沉默，就会使小果遭受更大的甚至是一生都无法穷尽的痛苦，而我从此也将永远无法面对心爱的妹妹。小果一直把我看做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对我的依恋甚至超过了对爸爸和贺颖的感情。可是我呢？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甚至连一个手指头都不肯伸出来。我真的如此冷酷自私虚伪吗？不，不，我不承认。可是在那两个如此漫长的星期里，究竟是什么让我缄默不语？！
手术室门外的指示灯终于熄灭了，当我们站起身去迎接精疲力竭的医生，迎接小果一生的命运时，贺颖突然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那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在自己心里坚守了许多年的什么东西彻底坍塌了下来。
小果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甚至不必做第二次手术了。当一家人围在小果的床前喜极而泣的时候，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奔涌的泪水里大声地喊：李城，如果你真的没有那十万块钱该有多好！
五
小果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将近半年时间，我除了每天上学读书，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小果身上。我突然非常想忘掉那十万块钱的存在。我特意把一些常用的东西从那只抽屉里挪到了别的抽屉。与此同时，我又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地看护着这个秘密。我曾经嫌那只抽屉太小了，盛不下我的快乐。可是现在我又觉得它太大了，是一块大到让我无法安睡的心病。如果一旦被爸爸或者贺颖发现了，我想，我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带着这些钱离家出走。
那半年我的学习成绩迅速回升，甚至超出了我原有的水平。老师和爸爸对我的大起大落感到莫名其妙。开家长会的时候，我看见爸爸和班主任谈了很久。我想他们大概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李城长大了。
高二期末考试结束后，学校组织到蓬莱旅游。贺颖帮我收拾行装。我当时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忽然听见她说：“咦，这个包是哪来的？好像不是咱家的东西。”我过去一看，是妈妈给我用来装钱的那个帆布包。原本在把钱存好以后，我是应该把它扔掉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把它带回了家，塞在了一个旧衣柜的角落里。一年之后当我突然看见它的时候，我一下子怔住了。事隔几年，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当时所受到的心灵和感情的震撼。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能合眼。那是我长到十八岁第一次真正的失眠。我看着那个帆布包，只觉得心里一阵阵地隐痛。我把帆布包忘在了身边的衣柜里，也把妈妈忘在了遥远的哈尔滨，忘在了死神脚下。我开始努力地回忆一年多以前的那次哈尔滨之行的每一个细节。我发现自己当时竟然没有安慰过妈妈一句，甚至都没有问过妈妈她治病是否需要这些钱。我好像早已认定妈妈肯定是不再需要这笔钱了，它是我的了。妈妈几乎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放进了这个帆布包里，而我从包里拿出来的却只有那些钱！那些钱几乎塞满了过去的一年，甚至连一点思念的缝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第二天一早我跟爸爸要了妈妈的电话号码。那时候我们家刚刚装上了电话。
爸爸给我的是妈妈在哈尔滨的单位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当我抖着声音告诉她，我要找陈浊明的时候，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片刻之后，听筒里传来妈妈的声音。妈妈还活着！我只觉得有许多东西一下子堵在了嗓子里，堵得我几乎发不出声音来。我说：“妈妈，你还好吗？”妈妈说：“我很好。”我几乎抑制不住地要哭出声来，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妈长久地沉默着。后来我说：“妈妈，我今天就到哈尔滨去！”
当天晚上，当同学们坐上了去蓬莱的轮船时，我也独自踏上了去哈尔滨的旅途。我唯一的行李就是那个帆布包。
妈妈在车站接我，这一次她没有举着牌子。
妈妈告诉我，她的病已经好了。现在她每天上半天班，刚刚上了两个星期。当初被确诊为尿毒症以后，医院建议她进行血液透析。本来她已经决定要接受这种消极但也确实可以拖延一些时日的治疗，可是把我送走以后，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宁可不要那些绝望的日子，也要拼着去抓住最后一线希望。经同事的介绍，她去找了一位中医。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治疗，她的病情竟然开始好转，身体逐渐康复。据说，像妈妈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算不得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奇迹，但对妈妈和我来说，这却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迹。
那一次我在哈尔滨在妈妈身边住了一个星期。我只能住一个星期，因为我还要回到学校里参加暑期补习。我把那些钱还给了妈妈。妈妈说，这些钱早晚是要留给你的，你不必还给妈妈。但我还是坚决地把那些钱留下了。这件事除了我们母子俩，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而我也没有把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告诉妈妈。
妈妈到火车站送我。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独自启程了。我的心平静而坚定。当火车缓缓开动的一瞬间，我看见了妈妈眼中有晶莹的泪光闪动。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是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女生把妈妈那封信交给我的。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便离婚了。第二年，妈妈独自回到了她的老家哈尔滨。那以后，她好像只回来看过我一次。爸爸同贺颖结婚以后，她就再没有来过。父母之间到底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每年期末考试之后，爸爸总会把我的成绩单复印一份寄到哈尔滨去。那几乎就是这些年来我和妈妈之间唯一的联系了。
那天吃过晚饭，爸爸来到我的房间里对我说：“你妈妈今天中午给我打电话，想让你到她那去一趟。我跟她说，你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学习很紧张，等放假的时候再去，可是她一定要你现在就去。你如果想去，我明天就去学校替你请假；如果你不想去，就跟我到单位打个电话亲口对她说。”
贺颖进来为我收拾行装。爸爸说：“他还不一定走呢。”贺颖说：“他一定得去。就算他不想去也得去，因为那是他妈妈。”她又回头对我说：“你去和小果玩一会儿吧，她还不知道你要走呢。”
小果是爸爸和贺颖的女儿，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当时她只有五岁。我与小果的感情非常好。我告诉小果，我要出远门了，没想到她竟很爽气地摆摆胖胖的小手说：“你放心去吧，我会在家里想你的。”
倒是第二天爸爸去学校给我请假的时候，费了一些周折，因为学校认为请假的理由不够充分具体。爸爸回头看看我，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我把头转向了一边。
当天晚上，我登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直到火车开动，我也没有告诉爸爸那封信的事情。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妈妈不想让爸爸知道，虽然她并不曾在信里明确地说过。
妈妈在信里说，她病得很厉害，恐怕活不了多久了，她非常想见见我，见我最后一面。我不太相信她的话，我猜想那大概只是一个借口。
二
旅途很顺利。第二天上午火车准点抵达哈尔滨站。一下火车，我就看见站台上有人举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李城。站在牌子下面的就是妈妈。我没有把握，如果没有那块牌子，我会不会这么轻易地认出她。如果是我在大连的火车站接她，是不是也得举着一块牌子？那块牌子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妈妈的脸色有些苍白，但怎么看也不像她在信里说的那样。这让我下意识地暗暗松了口气。算起来，我们母子已经有将近八年没见了，但见面时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陌生和尴尬。我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就喊了她。而她也表现得很平静，就好像并不是她用那样一封信把我从千里之外从八年前一下子叫到面前的。这又让我暗暗松了口气。
出租车跑了大约二十分钟就停在了一幢灰色的三层楼前。妈妈住在二楼，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里面的摆设很简单。我知道她跟爸爸离婚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结婚。我是确确实实地知道，并不是凭着臆想或者直觉什么的。但我却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一夜的旅途劳顿，使我很快就睡了过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母子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在吃，妈妈只喝了半杯水。
吃完饭，我们谈了一会儿话。八年间发生的事情，被我三言五语就说完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这些年来，她好像已经完完全全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除了那张成绩单，我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与她无关。后来她主动说起了她的病。她告诉我，她已经病了一年多了，一开始是慢性肾炎，后来就发展成了尿毒症。尿毒症是一种无药可医的绝症。那时候我只知道癌症是不治之症，对她所说的尿毒症一无所知。一时间，我竟然无言以对。她也不再说什么，我们沉默着。阳光从屋子中唯一的一扇朝向西北的窗子射进来。我低头看着那些整整齐齐铺展在地板上的阳光，我知道这时候妈妈也在仔细地看着我。整整一年之后我才知道，在那一刻对妈妈来说，我就像是那些阳光。
我没有急着寻找我要说的话，是因为我以为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地去找去说。可我没想到，当墙上那挂木制的古董钟敲响了三下之后，她忽然对我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今天晚上的火车票。”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个半旧的帆布包。帆布包里面全都是钱，一沓一沓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她说：“我让你来，就是想趁着我现在还没有病到事事都要求人帮助事事只能听人摆布的时候，把这些钱都交给你。”我吃惊地看着那些钱，问她：“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她说：“这些钱一部分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另一部分是变卖了我家里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所得。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外祖父曾经是个有钱的商人。”接着我就问了她一句蠢话，“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钱给我？”她看了看我，目光里满是忧虑。她说：“李城，你要答应我一件事，这些钱交给你，你一定要收好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也包括你爸爸和你的后妈。你记住了，这些钱是妈妈留给你的，留给你一个人的。等我死了，你舅舅会拍一封电报给你，你知道也就行了，不用再过来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想起那次哈尔滨之行，我都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妈妈受过高等教育，先后在大连和哈尔滨的高校和政府部门任职，决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缺少见识的人。虽然她当时认定自己与死神已经鼻息相闻，但似乎并没有因此而乱了方寸。她要把那些钱留给我，应该有许多更好的方法，怎么也不至于像她实际做的这样破绽百出、危机四伏，而且遗患无穷。我始终不了解她当时的环境和心理，也不知道她这样做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还是一时冲动所为。也许她有她的理由？去年暑假我去为一个图书博览会做服务工作，在一条标语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不要用任何逻辑去推理生活。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但它的确使我对所经历过的包括哈尔滨之行在内的许多事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当天晚上，妈妈把我送上了火车。她看上去依然很平静，就好像下一个暑假或者寒假我还会再来。而我好像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此情此景对我们母子而言意味着一场生离死别。事后想起来，妈妈的平静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我却是真的无动于衷。
仅仅相隔十几个小时，但我返回时的旅途已与来时截然不同了。从大连到哈尔滨，只有妈妈的那封信让我心里有些猜疑不定。如今从哈尔滨再到大连，那个帆布包却压得我浑身僵硬，甚至自我感觉连呼吸和目光都变得很不自然了。一路上，我没有与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对过一个眼神。 当火车终于到达大连站的时候，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出站的通道里，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穿着入时的女人身上。她白了我一眼，很警惕地把手提包往怀里收了收。我觉得很好笑，那一瞬间我真想打开我的帆布包让她看看。
三
从火车站出来，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按照妈妈的嘱咐，把那十万元现金分别存入了五家储蓄所。
我回到家，家里空无一人。我有足够的时间为那五张存折安排一个万无一失的藏身之处。最后我用胶条纸把它们粘在了写字台抽屉的上方。这是我从一本外国间谍小说里看来的。那十万元钱藏在这里，不仅安全隐蔽，而且每次开抽屉我都可以很方便地用手跟它们互道一声平安。
下午，我去幼儿园把小果接回了家。一路上，她的小手都紧紧地拽着我。我问她，你在家想我了吗？她用力地点头，然后又有些委屈地说：“我以为你昨天就能回来呢。”
爸爸和贺颖下班回来看见我，都很意外。我说：“我妈那边没什么事，她只是突然想见见我。”爸爸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贺颖有些疑惑，但也没有追问。我知道，爸爸是不想问，贺颖是不好问。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上课，一切又都恢复了往常的样子。但我却坚信自己的生活从此已经改变。几天前我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身无分文，但现在我的抽屉里却放着十万巨款。
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变得像一些女孩子那样喜欢逛商场，而且特别喜欢在出售家用电器、珠宝首饰或者高级手表高级相机的卖场转悠，一边很用心地看那些昂贵的价签，一边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把它们买下来。
当课堂上我因为回答不上来提问而被老师数落奚落的时候，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难堪窘迫而心含怨恨不满。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很能体谅老师们的心情，他们像蜡烛那样燃烧一辈子，银行里也存不下十万块钱。偶尔和同学闹别扭，我也会显得从容而且宽容。我对自己说：你犯不着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活到现在恐怕连一千块钱还没见过呢。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有一天我和两个好朋友战胜和李苗力一起坐有轨电车到海边去玩，没想到却碰到一件倒霉事。战胜使用假月票被发现，我们被送到了公交公司。我们咬紧牙关，拒不交代学校、班级和姓名。最后磨得公交公司的人烦了，就说：“行，你们如果能够马上交出150元的罚款，我就可以放你们走。”战胜和李苗力两个人差点没有哭出来，因为当时我们三个人身上连20块钱也凑不出来。我对他们俩说：“你们在这儿做人质，我回去拿钱。”
我赶回家，拿出一张存折到了储蓄所。营业员问我：“你想把两万块钱都取出去吗？”我说：“我只想取150元。”她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有些心虚：“怎么，不可以吗？”她说：“那倒不是。不过，你如果只想取150元钱，只要把利息取出来就够了。”她给我算了一下，当时的活期存款利率是3.15%，我一共存了103天，应得利息177元7角7分。
我拿着钱去把战胜和李苗力“赎”了出来。出了公交公司，战胜不由自主地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他父亲的脾气特别暴躁，如果这件事闹到学校，再让他父亲知道了，他难逃一顿暴打。他问我从哪弄来那么些钱，我轻描淡写地说：“那是我自己的钱。”他显然并不相信我的话。他说：“我会尽快想办法把钱还给你的。”我说：“你用不着把这事放在心上，咱们是哥们儿，那点钱不值一提。”后来战胜还是把那些钱还给我了。为了还给我那150元钱，一个多月的暑假里他一共卖了20天雪糕。我想他一定以为那些钱是我从家里偷拿出来的，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连累了我。有一次在街头看见战胜卖雪糕，连人带雪糕都快被毒辣的太阳晒化了。那一回我真想把真相告诉他。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突然按捺不住地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秘密。我把那十万块钱藏在抽屉里虽然安全，但同时也就把那十万块钱带给我的快乐都锁在了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如果战胜、李苗力还有所有认识我的老师同学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他们会用一种怎样的眼神来看我？有那么几天，我几乎被这样的念头鼓动得有些难以自制，坐立不安了。但最后我还是忍住了。如果我公开了这个秘密，那么这些钱很可能就不再是我的了，至少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
开学之前，战胜把钱还给了我。我用那些钱领着小果去儿童乐园玩了两次，又给她买了一只和她一般高的长绒毛玩具狗。尽管我一再叮嘱她，爸爸妈妈问起来，就说是我们打气枪赢来的，可是回到家她还是给说漏了。爸爸追问我哪来的钱，我不肯说。被逼问得急了，我就大声地说：“是我妈给我的，行了吧！”他愣了一下：“她给了你多少？”我说：“我都花光了！”“你都干什么花了？”我不吭声。他又问了一遍，我脱口而出：“你管不着！”他火了，要冲过来揍我，被贺颖拦住了。
四
爸爸什么也没能问出来，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后来他又亲自跑到学校去，向老师了解我这段时间有什么异常表现，特别是在花钱方面。他当然不可能了解到什么，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动用那笔钱。
与爸爸发生了那次冲突之后，我对那十万块钱的感觉似乎渐渐淡了，至少它已不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与此同时，我对许多事情也好像突然间没有了兴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在高二上半学期的前半段，我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以前那些可以激励或者逼迫我埋下头来用功的动力和压力，比如老师的褒贬、同学之间的竞争、父母的期望，都仿佛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任何说服力了。为此，我和爸爸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关系十分紧张。幸亏有贺颖这块缓冲地带，不然我们父子的关系只怕会变得更僵。虽然我一直也没有叫过贺颖，但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在心里默认了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而且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比爸爸更了解我，更能理解我。但我却不可能把心里的话告诉她。八年分离一朝相见，我就可以在妈妈的床上安然入睡。而与贺颖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些年，我却始终能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之间那堵陌生的墙。
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小果在幼儿园从高处摔了下来，伤得很重。医院说至少要做两次大手术才有希望完全恢复，否则就有致残的危险。爸爸和贺颖几乎被这飞来的横祸击垮了。更可恶的是，事故明明是幼儿园的工作失职造成的，但他们却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推诿责任。虽然爸爸和贺颖的工资都不算低，但因为当时双方都有老人需要供养，所以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宽裕，根本没有办法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的手术费。危难时刻，身为一家之主的爸爸竟然束手无策，还是贺颖跑到爸爸的单位撕破了面皮大闹了一场，这才借出了两万块钱。后来也是贺颖去找了很多次终于迫使幼儿园承担了应负之责。 那段时间里我每天下午上完课，都要到医院去看小果。老师不准假，我拎起书包就走。也不知是因为同情我们家的遭遇，还是懒得跟我这种自暴自弃的学生怄气，班主任对我这种违反纪律并且公然与其对抗的态度竟然未做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
从小果出事，到贺颖借来钱，这中间有将近两周的时间。这段时间我除了给躺在病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转动的小果讲故事，陪着她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地说话，几乎是整天整天地沉默着。当小果弱小的生命搁浅在病床上，当爸爸和贺颖因为无力救治女儿而每天长吁短叹、以泪洗面的时候，我却沉默着，像一个窃贼那样沉默着。当贺颖终于借来了那两万块钱的时候，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在心里为自己辩白说，就算没有我抽屉里的那些钱，事情也总是会解决的。
小果进手术室那天，我请了一天假。经过爸爸、贺颖和医生护士的反复抚慰，小果表现得很安静很勇敢。可是等到车子被推到了手术室门口，她突然哭起来。爸爸和贺颖赶紧上前哄她，她却不理，只是一边哭一边叫：“哥哥，哥哥。”我走上前去，她就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我，说：“哥哥，我害怕。”我的眼泪毫无防备地就流了出来。
小果的手术从上午九点一直做到晚上九点。我们全家人在门外也整整守了一天。中午和晚上，我只喝了几杯水，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吃。我低着头一语不发地坐在长椅上。爸爸和贺颖都认定我是在为小果担心，但却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里还涌满了羞愧与悔恨。在流泪的那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我所错过的那两个星期是无可挽回的。也许就因为那两个星期的沉默，就会使小果遭受更大的甚至是一生都无法穷尽的痛苦，而我从此也将永远无法面对心爱的妹妹。小果一直把我看做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对我的依恋甚至超过了对爸爸和贺颖的感情。可是我呢？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甚至连一个手指头都不肯伸出来。我真的如此冷酷自私虚伪吗？不，不，我不承认。可是在那两个如此漫长的星期里，究竟是什么让我缄默不语？！
手术室门外的指示灯终于熄灭了，当我们站起身去迎接精疲力竭的医生，迎接小果一生的命运时，贺颖突然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那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在自己心里坚守了许多年的什么东西彻底坍塌了下来。
小果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甚至不必做第二次手术了。当一家人围在小果的床前喜极而泣的时候，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奔涌的泪水里大声地喊：李城，如果你真的没有那十万块钱该有多好！
五
小果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将近半年时间，我除了每天上学读书，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小果身上。我突然非常想忘掉那十万块钱的存在。我特意把一些常用的东西从那只抽屉里挪到了别的抽屉。与此同时，我又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地看护着这个秘密。我曾经嫌那只抽屉太小了，盛不下我的快乐。可是现在我又觉得它太大了，是一块大到让我无法安睡的心病。如果一旦被爸爸或者贺颖发现了，我想，我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带着这些钱离家出走。
那半年我的学习成绩迅速回升，甚至超出了我原有的水平。老师和爸爸对我的大起大落感到莫名其妙。开家长会的时候，我看见爸爸和班主任谈了很久。我想他们大概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李城长大了。
高二期末考试结束后，学校组织到蓬莱旅游。贺颖帮我收拾行装。我当时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忽然听见她说：“咦，这个包是哪来的？好像不是咱家的东西。”我过去一看，是妈妈给我用来装钱的那个帆布包。原本在把钱存好以后，我是应该把它扔掉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把它带回了家，塞在了一个旧衣柜的角落里。一年之后当我突然看见它的时候，我一下子怔住了。事隔几年，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当时所受到的心灵和感情的震撼。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能合眼。那是我长到十八岁第一次真正的失眠。我看着那个帆布包，只觉得心里一阵阵地隐痛。我把帆布包忘在了身边的衣柜里，也把妈妈忘在了遥远的哈尔滨，忘在了死神脚下。我开始努力地回忆一年多以前的那次哈尔滨之行的每一个细节。我发现自己当时竟然没有安慰过妈妈一句，甚至都没有问过妈妈她治病是否需要这些钱。我好像早已认定妈妈肯定是不再需要这笔钱了，它是我的了。妈妈几乎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放进了这个帆布包里，而我从包里拿出来的却只有那些钱！那些钱几乎塞满了过去的一年，甚至连一点思念的缝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第二天一早我跟爸爸要了妈妈的电话号码。那时候我们家刚刚装上了电话。
爸爸给我的是妈妈在哈尔滨的单位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当我抖着声音告诉她，我要找陈浊明的时候，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片刻之后，听筒里传来妈妈的声音。妈妈还活着！我只觉得有许多东西一下子堵在了嗓子里，堵得我几乎发不出声音来。我说：“妈妈，你还好吗？”妈妈说：“我很好。”我几乎抑制不住地要哭出声来，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妈长久地沉默着。后来我说：“妈妈，我今天就到哈尔滨去！”
当天晚上，当同学们坐上了去蓬莱的轮船时，我也独自踏上了去哈尔滨的旅途。我唯一的行李就是那个帆布包。
妈妈在车站接我，这一次她没有举着牌子。
妈妈告诉我，她的病已经好了。现在她每天上半天班，刚刚上了两个星期。当初被确诊为尿毒症以后，医院建议她进行血液透析。本来她已经决定要接受这种消极但也确实可以拖延一些时日的治疗，可是把我送走以后，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宁可不要那些绝望的日子，也要拼着去抓住最后一线希望。经同事的介绍，她去找了一位中医。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治疗，她的病情竟然开始好转，身体逐渐康复。据说，像妈妈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算不得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奇迹，但对妈妈和我来说，这却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迹。
那一次我在哈尔滨在妈妈身边住了一个星期。我只能住一个星期，因为我还要回到学校里参加暑期补习。我把那些钱还给了妈妈。妈妈说，这些钱早晚是要留给你的，你不必还给妈妈。但我还是坚决地把那些钱留下了。这件事除了我们母子俩，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而我也没有把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告诉妈妈。
妈妈到火车站送我。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独自启程了。我的心平静而坚定。当火车缓缓开动的一瞬间，我看见了妈妈眼中有晶莹的泪光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