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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竹君是清末民初的女性精英,在女性解放问题上探索出了一条自立之道,在张竹君看来追求男女平权要建立在“自立之学”的基础之上,而做到“自立之学”,要从谋求“合群”之道、兴办女子实业、学习女子医学这三方面着手,研究张竹君女士的女性解放思想,为我们获悉清末民初女性社会多元而复杂的生态提供了视角,也对女性形象塑造和女性启蒙有着深刻意义。
关键词:张竹君;女性解放;自立之学
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的张竹君出生于富足家庭,虽接受先进教育,却有别于当时的大多数女性,将一生奉献给医药事业并创办女子学校,在行医和办学的过程中,张竹君逐步认识到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源于“不学”导致的思想不解放和人格不独立;缺少一技之长和无法创造经济价值导致女性经济不独立,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故而,张竹君提出女性通过“求学”解放思想和建立独立人格,通过掌握一技之长获得经济来源,获得社会认可,实现男女平等。
一、张竹君女性解放思想产生的背景
“女性解放”这一问题萌发于晚清民族救亡的语境下,最先由西方传教士及维新思想家抛出,随后,女界在参与解放的进程中间,开启了性别群体内部的自我反省与批判。晚清启蒙运动的展开,使得女性话语的“叙述中心”从作为男权的附属物,开始向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及权利发生位移。反对囿于“贤母良妻”的解放观念、寻求女性经济和人格层面的“自立”、自开风气与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期许、以“男女平等”及“男女平权”为目标的昂扬志向,成为晚清女杰抒怀人格理想的共同追求。革命、女学、女权的交叠,构成了晚清性别解放话语的多重内涵的男女平权思想。
关于张竹君早年从医之缘起,1902年马君武在《女士张竹君传》一文中略有记载。是时,张竹君患有脑部疾病,半身麻木不仁,家人送之至广州博济医院救治。这使得张竹君深觉西医之精妙,遂“发愿留博济医局学医,既十三年,而尽通西国内、外科之学”,始建南福医院于广州之河南(珠江以南)[1]。广东的行医生涯,使得张竹君作为“女医师”的形象妇孺皆知[2]。1902年春,经元善客游羊城,邂逅张竹君,即以“女扁鹊”为赞誉之词[3]。同年7月18日,《大公报》也刊载了一则关于“神医”张竹君的报道:京中某女士在垂危昏迷中,阅至《女士张竹君传》,忽跃身而起,叹“中国竟有此女丈夫哉”,病遂霍然[4]。
1904年春,日俄战争爆发,张竹君阅报得知有“美国医学博士摩尼夫人率看护妇人赴日本,任陆军看护之监督”,本拟假道上海东渡日本加入赤十字会[5],但由于疾病突发之故,惟滞留上海,暂以办理沪上女学诸业为志。在上海期间,女性参与政治的热情,令张竹君备受鼓舞。其时,受革命派鼓吹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影响,女性在突破“身体”禁锢的同时,伴随着政治意识的苏醒。故而,“身体革命”与“政治参与”相结合,成为晚清女性在谋求性别解放中的理想共识。这使得张竹君随同诸多女性精英一道,现身于抵制美约、保路运动、保界大会、处理中外纠纷等政治活动中。
二、男女平权思想
张竹君跻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但并未将民族主义的热情转向革命之途。面对武昌起义突变的政治形势,诸多女性精英与男性同胞一道响应反清革命,期以军事活动实现政治/女权的抱负。张竹君对于女性以参军的方式从事革命,却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在《论女子组织军队》一文中,其认为女子柔弱的体质不合乎参军的要求,若上战场,将成为男性的累赘:
纵今日所编女子军队,俱能挑选合格,而就生理上切实言之,比较男子,相差终远。况今日之女子军队,半皆大家闺秀…而欲与强悍之北军,决斗于疆场,不必论其胜负,但默坐凝思,其危险之状,已有不胜惊恐者…苟欲勉强从事…吾恐别项军队,将不及为杀敌致果之用,且将翼卫我女子军队而不遑矣。
进而,张竹君劝告女性同胞,男女平权目标的实现,依靠的应是女界“坚忍之道德,为中流之砥柱”,并非一时杀敌从军的盲目冲动[6]。可见,张竹君对于以“义务/权利”为争取“女权”的模式不表苟同。个中原因除了女子从军的性别/身体障碍,也与张竹君对女权问题的理解相关。她认为,惟“女学”发达,“女权”才将为水到渠成之事。据马君武的记述,张竹君在广东期间即常称:今世之主张革命者…皆求为华盛顿、拿破仑,无甘为福禄特尔、卢梭者…吾侪今日之责任,在输入泰西政法、格致等等美新之学术…女子不可徒恃男子让权,须自争之。争权之术,不外求学[7]。诚然,对于时局的变动,张竹君并非无动于衷。
值得注意的是,既不同于倒向革命队伍一方的女性诸团体,亦不同于多数女性精英对“女國民”的参政想象。革命胜利后,张竹君尽管凭借赤十字会的救护成绩,也在共和大业的受勋者之列[8],但并未同唐群英、沈佩贞等女性精英一道加入争取女子参政权运动,相反,她与女权话语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从《申报》对民国以后张竹君的医学与慈善活动的登载来看,民国以后,游离于女权、革命与政治之外的张竹君,仍以“女医师”为职业,专注于社会服务,并介入慈善活动,一度登上沪上女界“明星人物”的舞台。
张竹君认为女性在取得经济自主权之前,不应侈谈“女权”。“(张竹君)咸半颂为妇女界之梁启超,足见其思想之魔力。民初一般新女性唐群英、沈佩贞等亦倾动一时,相较品格,实远之多矣。女士(张竹君)终称以医术济人为怀。知者善藏,亦人杰也”[9]。张竹君在政治参与中间,既有对女性解放话语的认同,又表现出对以父权制为本质的女权话语的警惕。张竹君在政治的激流中选择退却,并非意味着“贤母良妻”的重塑,更非主张女子对家庭的“回归”。张竹君所看重的是女子“走向社会”后的广阔成就,绝不是囿于家庭的狭隘“妇学”。
三、女子自立之学
张竹君在清末民初性别解放这一问题上,她认为最为紧要的议题,应当是寻求女性在经济与人格层面的独立。张竹君认为,惟有掌握“自立之学”,才是以“女国民”身份实现自我价值的保障。 1904年5月,张竹君应上海爱国女学校之邀,系统发表了女性当求“自立之学”的演说。在讲演中,张竹君在答谢爱国女学校创办诸君的同时,敏锐地指出了女学兴办依附男权,尚且不能自立的忧虑。在张竹君看来,“若无中国教育会诸君,则此爱国女学校之名词,且不能出现于世”,且该女校的发起者、管理者、执教者,均无女子之主动力。故而,女子受学,“不得不暂时俯首听命于热心之男子”,依旧缺乏自立能力。倘“倚赖之性与年相积,即独立之性与年相消,则今日本为求解脱而来学,而学成适益缚其手足”[10]。为避免女子学成后沦为“男子高等之奴隶”,养成“自立之学”实为女性当务之急的课题。至于如何实现女性“自立”,张竹君给出了三方面设想:女性当以“合群”为行动之力;可将实业作为“自立”之基;以医学为一技之长,实现“自立”之途。
首先,“合群”为女性“自立”的保障。1904年4月底,张竹君在发起“女子兴学保险会”的宣言中,列举了现时女性因不能“自立”而导致的种种“危险”境遇。在张竹君看来,女性生利少而分利多,不能自养。即便“有子可恃”,若“子长而浮荡”,亦终致倾覆其家;即便“生而富贵”,若遇“悍戾之舅姑,或遇浮薄之夫”,也所处至难也;即便“阀党名门”,而猝遭兵灾,难免“流为娼妓,则尤有不忍言者矣”。况且,缠足之风久矣,平时女子羸其体、残其肤,“猝有水火盗贼之变,非含辱偷息,则自经于沟渎耳”。而造成上述“女子之险”者,“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至于后者,盖女子“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知群”。故,张竹君提议,惟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以“女子兴学保险会”为联络之名,“严于自治,以成一己,勇于合群,以结团体”[11]。
其次,除了“合群”,张竹君认为,“欲救空论,必与实业”,即以兴办实业为女子“自立之首基”。一方面,张竹君提出在“女子兴学保险会”内附设女学堂及女工艺厂的构想,“会中女士其所生子女,必须读书……往工艺女学堂肄习手工,授以资生之力”[12];另一方面,张竹君吁请爱国女学校附设“手工传习所”,并得到了校方的首肯[13]。1904年5月,“手工传习所”开办,首日即有生徒数十人报名。除了上海务本女塾及宗孟女校之学生投来志愿书外[14],杭州女学校甚至“提校中公款,派遣学生数名到沪学习”[15]。初逾半月,就学者“纷纷不绝”,因“校内讲堂地狭,不敷坐位”,张竹君只得于沪北江湾另租赁高大洋房[16],并更名为“广东育贤女工厂分院”[17]。“手工传习所”的设立,对于启发女界思考如何发达“实业之学”不无促进之处。署名“三自女士”的作者致书张竹君,提出了“艺课宜勤”、辅授“普通学”、“勿谈宗教”三点改良看法[18]。如是,张竹君凭借实业成绩赢得了舆论溢美之声,《警钟日报》称其为“女界之张季直”[19]。
再次,张竹君提倡,女性可以医学为一技之长,作为自立“建设之基本”。张竹君认为,“粉黛”为妨害女子卫生之大事,而造成女子“以可怜之身,为侧媚之态”者,实因其“一切养生之事,皆倚赖于男子”。至于解决“粉黛”之害的根本,仍在于“为女子求一方法,使于生事得所资”,而医学教育恰为张竹君所看重。倘女子“汲汲讲求卫生,以求自强,以求自养……以为自立之基础,而更加益以学术”,则日后不难与男子获得同等之权利[20]。为此,一方面,张竹君与汤尔和联手创办“卫生讲习会”,讲授“生理卫生及诊病法与体操”等要略,以三个月为速成之学[21];另一方面,张竹君在李平书的帮助下,于1905年1月成立“女子中西医学院”。在宣言书中,张竹君阐述了创设宗旨,以期改变“以男医审女病”的尴尬之局,使女子之病从今不再假手男医。教授内容在“贯通中、西各科医学”,预科学制则以六年为期。为表兴学之专心,张、李分别表示,“六年之内,李平书不出仕,不赴他省当差。张竹君不回粤办事,不往他处。各尽心力,务底于成”[22]。1909年6月,为改变施诊者供不应求之势,女子中西医学院改组为“上海医院”。张竹君以医学教育为培育女子“自立”之途,亦获得了男性精英的好评。1911年,伍廷芳在女子中西医学院首届毕业典礼致辞中称赞,若有女医专诊女子之病,施诊将自无误会,“女医学堂将来逐渐推广,从前积弊可以免矣”[23]。
四、结语
第一,张竹君身为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驱,她在理论与实践并举的经历中从激进的女权主义转变为注重实效的女权主义,她将女性放在男性等同的位置,认为女性应当有自己的事业和独立人格,为此,女性需要借助教育改变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提升自我,获得生存之道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在社会动荡时期努力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奋斗。
第二,张竹君是一位先觉女性,她将自己的事业与国家安危紧紧联结,在当时也是少有的果断,创办医院和女校、演讲、组织赤十字会等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能量。
第三,有别于秋瑾的“革命论”、胡彬夏的“改良家庭伦”,张竹君的女权思想以“兴学”“自立”“合群”为主要内容,关注并深入挖掘女性本身,通过发挥女性的力量获得社会认可,她创办的育贤女校为全粤女校之先声;她批评时政,鼓吹女权,被称为“妇女界之梁启超”。
综上所述,在大发国难财、庸碌无作为、举家逃难等小人物的反衬下,张竹君以一己之力救国救民的形象更加光鲜高洁,她的女权思想在当时拯救了许多身世悲惨的女性,使许多女性重获新生并找到自己的位置,对现代女性解放也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新民丛报》,1902年第7期
[2]《女雄嫁国》,《岭东日报》,1903年04月30日
[3]经元善:《在上海女学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演说》,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4]《医疫奇方》,《大公报》,1902年7月18日
[5]《中国之摩尼》,《警钟日报》,1904年4月28日
[6]张竹君:《论组织女子军队》,《东方杂志》,1912年8月08期,第7頁
[7]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新民丛报》,1902年第7期
[8]《请奖赤十字会人员》,《新纪元报》,1912年10月6日
[9]滌非:《女志士张竹君传》,《辛亥月刊》,1948年6-7月刊
[10]《记张竹君女士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3日
[11]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警钟日报》,1904年4月23日
[12]《女子兴学保险会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
[13]《手工传习所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5月24日
[14]《手工传习所之发达》,《警钟日报》,1904年5月26日
[15]《资遣学艺》,《警钟日报》,1904年5月24日
[16]《女子手工传习所特别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6月10日
[17]《广东育贤女工厂分院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6月10日
[18]三自女士:《致张竹君女士书》,《女子世界》,1904年第10期。.[J].女子世界,1904,(10)
[19]《中国实业界之扩张》,《警钟日报》,1905年1月16日
[20]张竹君:《卫生讲习会演说》,《广益丛报》,1904年第44期
[21]《卫生讲习会章程》,《女子世界》,1904年第6期
[22]《女子中西医学院简章》,《申报》,1905年1月23日
[23]《女医学堂毕业志盛》,《民立报》,1911年1月23日
关键词:张竹君;女性解放;自立之学
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的张竹君出生于富足家庭,虽接受先进教育,却有别于当时的大多数女性,将一生奉献给医药事业并创办女子学校,在行医和办学的过程中,张竹君逐步认识到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源于“不学”导致的思想不解放和人格不独立;缺少一技之长和无法创造经济价值导致女性经济不独立,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故而,张竹君提出女性通过“求学”解放思想和建立独立人格,通过掌握一技之长获得经济来源,获得社会认可,实现男女平等。
一、张竹君女性解放思想产生的背景
“女性解放”这一问题萌发于晚清民族救亡的语境下,最先由西方传教士及维新思想家抛出,随后,女界在参与解放的进程中间,开启了性别群体内部的自我反省与批判。晚清启蒙运动的展开,使得女性话语的“叙述中心”从作为男权的附属物,开始向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及权利发生位移。反对囿于“贤母良妻”的解放观念、寻求女性经济和人格层面的“自立”、自开风气与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期许、以“男女平等”及“男女平权”为目标的昂扬志向,成为晚清女杰抒怀人格理想的共同追求。革命、女学、女权的交叠,构成了晚清性别解放话语的多重内涵的男女平权思想。
关于张竹君早年从医之缘起,1902年马君武在《女士张竹君传》一文中略有记载。是时,张竹君患有脑部疾病,半身麻木不仁,家人送之至广州博济医院救治。这使得张竹君深觉西医之精妙,遂“发愿留博济医局学医,既十三年,而尽通西国内、外科之学”,始建南福医院于广州之河南(珠江以南)[1]。广东的行医生涯,使得张竹君作为“女医师”的形象妇孺皆知[2]。1902年春,经元善客游羊城,邂逅张竹君,即以“女扁鹊”为赞誉之词[3]。同年7月18日,《大公报》也刊载了一则关于“神医”张竹君的报道:京中某女士在垂危昏迷中,阅至《女士张竹君传》,忽跃身而起,叹“中国竟有此女丈夫哉”,病遂霍然[4]。
1904年春,日俄战争爆发,张竹君阅报得知有“美国医学博士摩尼夫人率看护妇人赴日本,任陆军看护之监督”,本拟假道上海东渡日本加入赤十字会[5],但由于疾病突发之故,惟滞留上海,暂以办理沪上女学诸业为志。在上海期间,女性参与政治的热情,令张竹君备受鼓舞。其时,受革命派鼓吹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影响,女性在突破“身体”禁锢的同时,伴随着政治意识的苏醒。故而,“身体革命”与“政治参与”相结合,成为晚清女性在谋求性别解放中的理想共识。这使得张竹君随同诸多女性精英一道,现身于抵制美约、保路运动、保界大会、处理中外纠纷等政治活动中。
二、男女平权思想
张竹君跻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但并未将民族主义的热情转向革命之途。面对武昌起义突变的政治形势,诸多女性精英与男性同胞一道响应反清革命,期以军事活动实现政治/女权的抱负。张竹君对于女性以参军的方式从事革命,却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在《论女子组织军队》一文中,其认为女子柔弱的体质不合乎参军的要求,若上战场,将成为男性的累赘:
纵今日所编女子军队,俱能挑选合格,而就生理上切实言之,比较男子,相差终远。况今日之女子军队,半皆大家闺秀…而欲与强悍之北军,决斗于疆场,不必论其胜负,但默坐凝思,其危险之状,已有不胜惊恐者…苟欲勉强从事…吾恐别项军队,将不及为杀敌致果之用,且将翼卫我女子军队而不遑矣。
进而,张竹君劝告女性同胞,男女平权目标的实现,依靠的应是女界“坚忍之道德,为中流之砥柱”,并非一时杀敌从军的盲目冲动[6]。可见,张竹君对于以“义务/权利”为争取“女权”的模式不表苟同。个中原因除了女子从军的性别/身体障碍,也与张竹君对女权问题的理解相关。她认为,惟“女学”发达,“女权”才将为水到渠成之事。据马君武的记述,张竹君在广东期间即常称:今世之主张革命者…皆求为华盛顿、拿破仑,无甘为福禄特尔、卢梭者…吾侪今日之责任,在输入泰西政法、格致等等美新之学术…女子不可徒恃男子让权,须自争之。争权之术,不外求学[7]。诚然,对于时局的变动,张竹君并非无动于衷。
值得注意的是,既不同于倒向革命队伍一方的女性诸团体,亦不同于多数女性精英对“女國民”的参政想象。革命胜利后,张竹君尽管凭借赤十字会的救护成绩,也在共和大业的受勋者之列[8],但并未同唐群英、沈佩贞等女性精英一道加入争取女子参政权运动,相反,她与女权话语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从《申报》对民国以后张竹君的医学与慈善活动的登载来看,民国以后,游离于女权、革命与政治之外的张竹君,仍以“女医师”为职业,专注于社会服务,并介入慈善活动,一度登上沪上女界“明星人物”的舞台。
张竹君认为女性在取得经济自主权之前,不应侈谈“女权”。“(张竹君)咸半颂为妇女界之梁启超,足见其思想之魔力。民初一般新女性唐群英、沈佩贞等亦倾动一时,相较品格,实远之多矣。女士(张竹君)终称以医术济人为怀。知者善藏,亦人杰也”[9]。张竹君在政治参与中间,既有对女性解放话语的认同,又表现出对以父权制为本质的女权话语的警惕。张竹君在政治的激流中选择退却,并非意味着“贤母良妻”的重塑,更非主张女子对家庭的“回归”。张竹君所看重的是女子“走向社会”后的广阔成就,绝不是囿于家庭的狭隘“妇学”。
三、女子自立之学
张竹君在清末民初性别解放这一问题上,她认为最为紧要的议题,应当是寻求女性在经济与人格层面的独立。张竹君认为,惟有掌握“自立之学”,才是以“女国民”身份实现自我价值的保障。 1904年5月,张竹君应上海爱国女学校之邀,系统发表了女性当求“自立之学”的演说。在讲演中,张竹君在答谢爱国女学校创办诸君的同时,敏锐地指出了女学兴办依附男权,尚且不能自立的忧虑。在张竹君看来,“若无中国教育会诸君,则此爱国女学校之名词,且不能出现于世”,且该女校的发起者、管理者、执教者,均无女子之主动力。故而,女子受学,“不得不暂时俯首听命于热心之男子”,依旧缺乏自立能力。倘“倚赖之性与年相积,即独立之性与年相消,则今日本为求解脱而来学,而学成适益缚其手足”[10]。为避免女子学成后沦为“男子高等之奴隶”,养成“自立之学”实为女性当务之急的课题。至于如何实现女性“自立”,张竹君给出了三方面设想:女性当以“合群”为行动之力;可将实业作为“自立”之基;以医学为一技之长,实现“自立”之途。
首先,“合群”为女性“自立”的保障。1904年4月底,张竹君在发起“女子兴学保险会”的宣言中,列举了现时女性因不能“自立”而导致的种种“危险”境遇。在张竹君看来,女性生利少而分利多,不能自养。即便“有子可恃”,若“子长而浮荡”,亦终致倾覆其家;即便“生而富贵”,若遇“悍戾之舅姑,或遇浮薄之夫”,也所处至难也;即便“阀党名门”,而猝遭兵灾,难免“流为娼妓,则尤有不忍言者矣”。况且,缠足之风久矣,平时女子羸其体、残其肤,“猝有水火盗贼之变,非含辱偷息,则自经于沟渎耳”。而造成上述“女子之险”者,“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至于后者,盖女子“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知群”。故,张竹君提议,惟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以“女子兴学保险会”为联络之名,“严于自治,以成一己,勇于合群,以结团体”[11]。
其次,除了“合群”,张竹君认为,“欲救空论,必与实业”,即以兴办实业为女子“自立之首基”。一方面,张竹君提出在“女子兴学保险会”内附设女学堂及女工艺厂的构想,“会中女士其所生子女,必须读书……往工艺女学堂肄习手工,授以资生之力”[12];另一方面,张竹君吁请爱国女学校附设“手工传习所”,并得到了校方的首肯[13]。1904年5月,“手工传习所”开办,首日即有生徒数十人报名。除了上海务本女塾及宗孟女校之学生投来志愿书外[14],杭州女学校甚至“提校中公款,派遣学生数名到沪学习”[15]。初逾半月,就学者“纷纷不绝”,因“校内讲堂地狭,不敷坐位”,张竹君只得于沪北江湾另租赁高大洋房[16],并更名为“广东育贤女工厂分院”[17]。“手工传习所”的设立,对于启发女界思考如何发达“实业之学”不无促进之处。署名“三自女士”的作者致书张竹君,提出了“艺课宜勤”、辅授“普通学”、“勿谈宗教”三点改良看法[18]。如是,张竹君凭借实业成绩赢得了舆论溢美之声,《警钟日报》称其为“女界之张季直”[19]。
再次,张竹君提倡,女性可以医学为一技之长,作为自立“建设之基本”。张竹君认为,“粉黛”为妨害女子卫生之大事,而造成女子“以可怜之身,为侧媚之态”者,实因其“一切养生之事,皆倚赖于男子”。至于解决“粉黛”之害的根本,仍在于“为女子求一方法,使于生事得所资”,而医学教育恰为张竹君所看重。倘女子“汲汲讲求卫生,以求自强,以求自养……以为自立之基础,而更加益以学术”,则日后不难与男子获得同等之权利[20]。为此,一方面,张竹君与汤尔和联手创办“卫生讲习会”,讲授“生理卫生及诊病法与体操”等要略,以三个月为速成之学[21];另一方面,张竹君在李平书的帮助下,于1905年1月成立“女子中西医学院”。在宣言书中,张竹君阐述了创设宗旨,以期改变“以男医审女病”的尴尬之局,使女子之病从今不再假手男医。教授内容在“贯通中、西各科医学”,预科学制则以六年为期。为表兴学之专心,张、李分别表示,“六年之内,李平书不出仕,不赴他省当差。张竹君不回粤办事,不往他处。各尽心力,务底于成”[22]。1909年6月,为改变施诊者供不应求之势,女子中西医学院改组为“上海医院”。张竹君以医学教育为培育女子“自立”之途,亦获得了男性精英的好评。1911年,伍廷芳在女子中西医学院首届毕业典礼致辞中称赞,若有女医专诊女子之病,施诊将自无误会,“女医学堂将来逐渐推广,从前积弊可以免矣”[23]。
四、结语
第一,张竹君身为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驱,她在理论与实践并举的经历中从激进的女权主义转变为注重实效的女权主义,她将女性放在男性等同的位置,认为女性应当有自己的事业和独立人格,为此,女性需要借助教育改变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提升自我,获得生存之道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在社会动荡时期努力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奋斗。
第二,张竹君是一位先觉女性,她将自己的事业与国家安危紧紧联结,在当时也是少有的果断,创办医院和女校、演讲、组织赤十字会等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能量。
第三,有别于秋瑾的“革命论”、胡彬夏的“改良家庭伦”,张竹君的女权思想以“兴学”“自立”“合群”为主要内容,关注并深入挖掘女性本身,通过发挥女性的力量获得社会认可,她创办的育贤女校为全粤女校之先声;她批评时政,鼓吹女权,被称为“妇女界之梁启超”。
综上所述,在大发国难财、庸碌无作为、举家逃难等小人物的反衬下,张竹君以一己之力救国救民的形象更加光鲜高洁,她的女权思想在当时拯救了许多身世悲惨的女性,使许多女性重获新生并找到自己的位置,对现代女性解放也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新民丛报》,1902年第7期
[2]《女雄嫁国》,《岭东日报》,1903年04月30日
[3]经元善:《在上海女学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演说》,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4]《医疫奇方》,《大公报》,1902年7月18日
[5]《中国之摩尼》,《警钟日报》,1904年4月28日
[6]张竹君:《论组织女子军队》,《东方杂志》,1912年8月08期,第7頁
[7]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新民丛报》,1902年第7期
[8]《请奖赤十字会人员》,《新纪元报》,1912年10月6日
[9]滌非:《女志士张竹君传》,《辛亥月刊》,1948年6-7月刊
[10]《记张竹君女士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3日
[11]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警钟日报》,1904年4月23日
[12]《女子兴学保险会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
[13]《手工传习所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5月24日
[14]《手工传习所之发达》,《警钟日报》,1904年5月26日
[15]《资遣学艺》,《警钟日报》,1904年5月24日
[16]《女子手工传习所特别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6月10日
[17]《广东育贤女工厂分院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6月10日
[18]三自女士:《致张竹君女士书》,《女子世界》,1904年第10期。.[J].女子世界,1904,(10)
[19]《中国实业界之扩张》,《警钟日报》,1905年1月16日
[20]张竹君:《卫生讲习会演说》,《广益丛报》,1904年第44期
[21]《卫生讲习会章程》,《女子世界》,1904年第6期
[22]《女子中西医学院简章》,《申报》,1905年1月23日
[23]《女医学堂毕业志盛》,《民立报》,1911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