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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崔健第一次登上工体舞台唱《一无所有》，已经过去30年了。
1986年，在纪念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穿着一件长褂，背着一把破吉他，裤腿挽得一高一低登上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音乐响起，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歌曲结束，欢呼和掌声如惊涛骇浪，不久之后，一群年轻人开始在宿舍弹着吉他唱崔健的歌，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摇滚，尽管那会儿它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
出道30周年之际，老崔发行了新专辑《光冻》，距离上一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有十年时间。这十年间崔健在音乐方面处于什么状态？老崔这样形容：“我没有太多时间的压力，我没有老板，大部分编曲工作都是在自己的录音棚里完成的，在这十年中我沉淀了自己的很多想法，当我觉得不能找到与现实互动的灵感的时候，我就那么等着，和时间交朋友。所以我的作品像雕塑一样，经常被我搁在脑子里换角度去看。这十年实际上是重新认识自己和认识现实环境的过程，我越发发现这个社会需要个人情感和商业利益之外的某些东西，很多人在谈论情感和利益，但得到这些后发现并没有满足，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进行探究。”
这是我第三次采访崔健。第一次是2012年。那时候崔健还有很多抱怨，他抱怨明星是弱势群体，抱怨传闻说他是当年《中国好声音》冠军梁博女朋友的干爹，抱怨所有人都试图改变他，那会儿崔健觉得自己商业上不成功也没关系，“我完全可以生活，我可以进行地下演出，如果你非得让我说假话换取名誉的话，我宁可不要。如果你让我像那些被采访者一样去接受采访，而不是像人一样被采访，我不愿意做这种采访。”当时的老崔这样说。现在呢？崔健开始反思自己在选秀节目《中国之星》上的表现，他会在每次节目录之前都喝上几杯，为的是让自己high起来，上台时就可以胡说八道了；接受采访时不再只说观点，也开始提及具体事实甚至是自己的心理活动了。人们惊诧于崔健的变化——一直被尊为“中国摇滚教父”的崔健竟然会如此大力度地投入到真人秀中，通过最主流的大众传播平台和最受瞩目的商业选秀形式，传播一直被视为边缘的摇滚乐？
拍电影、推出“蓝色骨头”手机、差点儿上春晚……其实这两年来，崔健的种种举动都让人瞠目结舌：那块曾经难啃的骨头，难道也未能免俗？有人说崔健被招安了，崔健却说：“有的人把我放在神坛上，甚至认为我在走下神坛，但实际上我是在走上地面。摇滚乐一直坚持在地下，十年、二十年之前还没有真正的在公共场合做正经的商业宣传的权利。摇滚乐不应该把自己放在神坛上，应该脚踏大地，跟时代互动。” 但崔健也没有全盘拥抱商业，他还有自己的坚守——他会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和脾气、秉性的商业行为，而不会像娱乐明星似的给钱就去做。就像去当《中国之星》的推荐人，崔健推荐的几乎全都是小众摇滚乐队或者曾经的摇滚歌手，从杨乐到子曰、痛仰乐队，这可能是30年来中国摇滚乐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地出现在电视上了。
Q&A
神坛那个地方没什么可待的
Q：新专辑好像承袭了一些以前的歌的元素，比如姑娘、妞儿、蛋。
A：其实有些歌曲是十几年前的作品，《滚动的蛋》和《红旗下的蛋》是一个创作时间，我2000年就唱了这首歌。《红旗下的蛋》是紅旗下面的蛋还是红旗“下”的蛋，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也不愿意清楚地回答，就是要大家自由去想象。翻译成英文就有点奇怪，balls under the red flag——红旗下面的那个蛋，并没有中文那么丰富，而且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惧，包括国外的、港台的一些媒体，觉得是红色恐怖的象征，所以这个专辑在台湾也被封杀过。《滚动的蛋》的“蛋”延续了《红旗下的蛋》的含义，但它有另外一个抽象的定位，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这个蛋还没有破碎。《外面的妞》是专辑里面我认为最有感觉的，因为里面有很多雄性的、实验性的东西，有一个男人性幻想的成分，其实这个歌就是强调一个人的能量。当一个人得不到认可的时候，就会自我怀疑，越是来自于黄土这种远离城市的人越有想象力和仰望星空的机会和权利，反而是城市里人被贴了满身标签，丧失了权利，或者是有这个权利但已经没有这种能量了。我想说的是，也许我被贴了标签，但我还有这种能量。
Q：是什么最终说服你去参加《中国之星》的？
A：有三个动机吧。第一是出于情感，我认为我和我的听众应该有非常好的信任，互相需要，而有一些新的听众有待于我去建立新的情感关系，这是一个出发点。
还有一个是利益出发点，他们不给钱我肯定不会去吧，双方要达到一个共同的能量场，大家各取所得，不违背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不能忽视别人的利益，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有另外一点是所谓的信仰，就是价值观，怎么在满足了前两点之后再满足价值观，后来我发现是最难的，因为大部分人不愿意进入这个层面，只要得到消费的快乐，得到记忆里对生活的简单的怀念就够了。但第三维空间里的东西很多人听不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或者觉得我想的这个层面太远离他们了，用口语化说就是演戏、装B，他们没错，这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反应，但却不是内心里积极的反应，没有平等地跟艺术创作者互动。这点是我参加 《中国之星》才发现的，在主旋律和主流文化两个闸口之间有条缝，需要能量通过挤压才能从这个缝里冲出去。
Q：是想离开它们还是靠近它们？
A：离不开它们，你先得靠近它们再突破它们，我们更多地相信外面的世界肯定比自己的世界更自由，所以我们要出去，也许会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也有阻挡，还不如自己的世界，但我们还是相信出去是自由的。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首先面对的是主流文化。实际上西方的摇滚乐早就是主流了，而在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里面起码现在摇滚乐还不是主流。有人可能认为《一无所有》、《花房姑娘》30年前是一种主流文化，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主流的旗帜，《让世界充满爱》这种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是同一个年龄，但流行音乐一直发展得摇滚乐好是因为它不涉及一些敏感问题。 Q：最近才有这种顿悟的吗？
A：其实不是，我一直都没有断开跟主流的联系，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尽管这次《中国之星》节目组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我仍然能看到很多不成熟，如果有充足的准备，我会把这个节目做得更有意识感。还有一些意外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束手无策，比如对节目时间的把握和对自己耐心的把握，长时间地听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音乐还必须要做出表态的情绪的把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遗憾吧。
每次录节目前都喝高了
Q：30年前你也带自己的乐队参加过歌曲大奖赛之类的选秀节目，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A：当时还不叫选秀，那会儿的筛选的成本非常低，一个小屋里，我们站那儿，旁边坐了一拨人，当时我们唱的是《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唱完之后首批公布进入第二轮的名单没有我们，首轮就被刷下来了。后来我发现人的耳朵是喜旧厌新，人的眼睛是喜新厌旧，音乐是先入为主的，他并不认为你创造完了一个东西你就有权力改变，當你真的去改变的时候他就接受不了。
Q：你在台上说的那些话都是你的本意吗？
A：包括你现在采访我一样，你也有可能错误地表达我的本意，呈现出你们所认为的我或者你们希望读者看到的我。我惟一能够相信的就是你的眼神，通过我们简短的交流，你已经比别人接近我很多了，但能不能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准确地表达出去，我完全无力改变。我在《中国之星》台上这样说过，说我小时候恨日本鬼子恨德国鬼子，因为他们最残酷，参加完《中国之星》之后我发现最残酷的是剪辑师，他们居然能把我说的话剪成那个样子，完全不是我说话的本意。你看那话就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但有完全不是我原本说的，他居然能剪成那样。
Q：现在习惯被娱乐化了吗？
A：我觉得娱乐是摇滚乐很重要的因素，我喜欢摇滚乐就是因为娱乐，但我给人的感觉是没有娱乐性的。其实真正了解我的人知道我生活当中是非常娱乐化的，我喜欢和好玩儿的人在一起，受不了整天板着。所以我这次去《中国之星》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就是别再严肃了，我每天都喝酒，但我不酗酒也不是那种喝点儿，录节目之前就喝点儿让自己放松，上台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完成一个形式而已，而且我必须得这样，不然有些话说不出来。
娱乐圈和音乐圈应该分一个界限
Q：前段时间《老炮儿》演唱会上你和一些小鲜肉比如李易峰、吴亦凡一起登台演出，你之前在微博上也炮轰过一些小鲜肉，作为资深老炮儿你能评价一下他们吗？
A：我觉得娱乐圈和音乐圈应该分一个界限，娱乐圈是由团队包装出来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赚钱，利用市场喜新厌旧的特性，通过高颜值来创造所谓的荷尔蒙反应，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喜欢看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荷尔蒙的影响，看到就高兴、有欲望，这是生理上可以调动出来的，特别是当消费群体是年轻人的时候，这个东西肯定会给团队带来很大的利益空间，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得到丰厚的利益回报。所以长得漂亮让星探发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培训，第三步团队制作，第四步营销，用一系列动作去填补市场亟需的利益空间。当然也有一些小鲜肉是有理想的、不在乎高颜值、甚至不把自己当肉卖，他们也有人格，也是人，他们的内心是不是被尊重了？我稍微一张口就被媒体或者标题党说成是炮轰，其实我就是说出一个差距而已，这说明什么？说明有媒体或者有人其实是想借我的口道出一些事情来，说是炮轰其实他也意识到我是对的，他又不想伤害他自己，甚至有可能也得利于小鲜肉，他也是这块大饼的分享者。
Q：但是当小鲜肉的出场费、人气远超老炮儿们的时候，心里会有压力或怨气吗？
A：这就看你怎么比了。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永远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比市场价值的话永远比不过年轻人，但反过来说和那些老艺术家比的话，我也比他们市场价值高。我刚出来的时候也一样横扫市场，曾经也是小鲜肉，也比很多比我更努力的音乐家有市场价值。到头来你会发现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多少，需要的市场回报有多大，能够消费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市场的运作规则和消费习惯给文化带来了滚动式的影响，不知不觉就被带走了。
Q：觉得电影《老炮儿》怎么样？
A：我很喜欢看这部片是因为我觉得它尊重人的自然情感。人文关怀就是从尊重人的能量开始的，看了这个片子后你会觉得有种温暖感，甭管表面是什么样的但内心很温暖，你愿意关注这个人的故事，关注他情感的来龙去脉。但整个片子从价值观上还不是很明确，价值观上有点像抬杠——就是不服，不清楚事情是怎样的情况下又特别好胜、好强——造成了这样的故事。管虎很多其他电影也是想表达和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比如《斗牛》。
Q：你自己也拍过电影，你觉得拍电影和做音乐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A：我觉得是一样的，都是创作、情感的释放和理性思考，像命题试卷一样，你必须做到怎样，故事要讲到什么，怎样做得更好，还有多大的挑战，还有多少空间去允许你去做冒险的事，都差不多一样。
一直以怒吼为姿态的崔健，难得的笑了。
Q：你的很多歌也都可以发展成一个IP，可以拍电影，比如《花房姑娘》，你有考虑过吗？
A：其实我的每首歌都像一只小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首歌都有它的故事、结构和悬念，我自己写东西也是从歌曲中锻炼出来的，包括写剧本，一些架构性的方案，都是从歌曲开始的，不过把自己的歌拍成电影我还真没想过，也许以后会想。
Q：你一共有几顶帽子？
A：有很多，都是让别人做的。
1986年，在纪念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穿着一件长褂，背着一把破吉他，裤腿挽得一高一低登上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音乐响起，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歌曲结束，欢呼和掌声如惊涛骇浪，不久之后，一群年轻人开始在宿舍弹着吉他唱崔健的歌，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摇滚，尽管那会儿它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
出道30周年之际，老崔发行了新专辑《光冻》，距离上一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有十年时间。这十年间崔健在音乐方面处于什么状态？老崔这样形容：“我没有太多时间的压力，我没有老板，大部分编曲工作都是在自己的录音棚里完成的，在这十年中我沉淀了自己的很多想法，当我觉得不能找到与现实互动的灵感的时候，我就那么等着，和时间交朋友。所以我的作品像雕塑一样，经常被我搁在脑子里换角度去看。这十年实际上是重新认识自己和认识现实环境的过程，我越发发现这个社会需要个人情感和商业利益之外的某些东西，很多人在谈论情感和利益，但得到这些后发现并没有满足，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进行探究。”
这是我第三次采访崔健。第一次是2012年。那时候崔健还有很多抱怨，他抱怨明星是弱势群体，抱怨传闻说他是当年《中国好声音》冠军梁博女朋友的干爹，抱怨所有人都试图改变他，那会儿崔健觉得自己商业上不成功也没关系，“我完全可以生活，我可以进行地下演出，如果你非得让我说假话换取名誉的话，我宁可不要。如果你让我像那些被采访者一样去接受采访，而不是像人一样被采访，我不愿意做这种采访。”当时的老崔这样说。现在呢？崔健开始反思自己在选秀节目《中国之星》上的表现，他会在每次节目录之前都喝上几杯，为的是让自己high起来，上台时就可以胡说八道了；接受采访时不再只说观点，也开始提及具体事实甚至是自己的心理活动了。人们惊诧于崔健的变化——一直被尊为“中国摇滚教父”的崔健竟然会如此大力度地投入到真人秀中，通过最主流的大众传播平台和最受瞩目的商业选秀形式，传播一直被视为边缘的摇滚乐？
拍电影、推出“蓝色骨头”手机、差点儿上春晚……其实这两年来，崔健的种种举动都让人瞠目结舌：那块曾经难啃的骨头，难道也未能免俗？有人说崔健被招安了，崔健却说：“有的人把我放在神坛上，甚至认为我在走下神坛，但实际上我是在走上地面。摇滚乐一直坚持在地下，十年、二十年之前还没有真正的在公共场合做正经的商业宣传的权利。摇滚乐不应该把自己放在神坛上，应该脚踏大地，跟时代互动。” 但崔健也没有全盘拥抱商业，他还有自己的坚守——他会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和脾气、秉性的商业行为，而不会像娱乐明星似的给钱就去做。就像去当《中国之星》的推荐人，崔健推荐的几乎全都是小众摇滚乐队或者曾经的摇滚歌手，从杨乐到子曰、痛仰乐队，这可能是30年来中国摇滚乐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地出现在电视上了。
Q&A
神坛那个地方没什么可待的
Q：新专辑好像承袭了一些以前的歌的元素，比如姑娘、妞儿、蛋。
A：其实有些歌曲是十几年前的作品，《滚动的蛋》和《红旗下的蛋》是一个创作时间，我2000年就唱了这首歌。《红旗下的蛋》是紅旗下面的蛋还是红旗“下”的蛋，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也不愿意清楚地回答，就是要大家自由去想象。翻译成英文就有点奇怪，balls under the red flag——红旗下面的那个蛋，并没有中文那么丰富，而且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惧，包括国外的、港台的一些媒体，觉得是红色恐怖的象征，所以这个专辑在台湾也被封杀过。《滚动的蛋》的“蛋”延续了《红旗下的蛋》的含义，但它有另外一个抽象的定位，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这个蛋还没有破碎。《外面的妞》是专辑里面我认为最有感觉的，因为里面有很多雄性的、实验性的东西，有一个男人性幻想的成分，其实这个歌就是强调一个人的能量。当一个人得不到认可的时候，就会自我怀疑，越是来自于黄土这种远离城市的人越有想象力和仰望星空的机会和权利，反而是城市里人被贴了满身标签，丧失了权利，或者是有这个权利但已经没有这种能量了。我想说的是，也许我被贴了标签，但我还有这种能量。
Q：是什么最终说服你去参加《中国之星》的？
A：有三个动机吧。第一是出于情感，我认为我和我的听众应该有非常好的信任，互相需要，而有一些新的听众有待于我去建立新的情感关系，这是一个出发点。
还有一个是利益出发点，他们不给钱我肯定不会去吧，双方要达到一个共同的能量场，大家各取所得，不违背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不能忽视别人的利益，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有另外一点是所谓的信仰，就是价值观，怎么在满足了前两点之后再满足价值观，后来我发现是最难的，因为大部分人不愿意进入这个层面，只要得到消费的快乐，得到记忆里对生活的简单的怀念就够了。但第三维空间里的东西很多人听不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或者觉得我想的这个层面太远离他们了，用口语化说就是演戏、装B，他们没错，这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反应，但却不是内心里积极的反应，没有平等地跟艺术创作者互动。这点是我参加 《中国之星》才发现的，在主旋律和主流文化两个闸口之间有条缝，需要能量通过挤压才能从这个缝里冲出去。
Q：是想离开它们还是靠近它们？
A：离不开它们，你先得靠近它们再突破它们，我们更多地相信外面的世界肯定比自己的世界更自由，所以我们要出去，也许会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也有阻挡，还不如自己的世界，但我们还是相信出去是自由的。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首先面对的是主流文化。实际上西方的摇滚乐早就是主流了，而在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里面起码现在摇滚乐还不是主流。有人可能认为《一无所有》、《花房姑娘》30年前是一种主流文化，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主流的旗帜，《让世界充满爱》这种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是同一个年龄，但流行音乐一直发展得摇滚乐好是因为它不涉及一些敏感问题。 Q：最近才有这种顿悟的吗？
A：其实不是，我一直都没有断开跟主流的联系，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尽管这次《中国之星》节目组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我仍然能看到很多不成熟，如果有充足的准备，我会把这个节目做得更有意识感。还有一些意外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束手无策，比如对节目时间的把握和对自己耐心的把握，长时间地听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音乐还必须要做出表态的情绪的把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遗憾吧。
每次录节目前都喝高了
Q：30年前你也带自己的乐队参加过歌曲大奖赛之类的选秀节目，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A：当时还不叫选秀，那会儿的筛选的成本非常低，一个小屋里，我们站那儿，旁边坐了一拨人，当时我们唱的是《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唱完之后首批公布进入第二轮的名单没有我们，首轮就被刷下来了。后来我发现人的耳朵是喜旧厌新，人的眼睛是喜新厌旧，音乐是先入为主的，他并不认为你创造完了一个东西你就有权力改变，當你真的去改变的时候他就接受不了。
Q：你在台上说的那些话都是你的本意吗？
A：包括你现在采访我一样，你也有可能错误地表达我的本意，呈现出你们所认为的我或者你们希望读者看到的我。我惟一能够相信的就是你的眼神，通过我们简短的交流，你已经比别人接近我很多了，但能不能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准确地表达出去，我完全无力改变。我在《中国之星》台上这样说过，说我小时候恨日本鬼子恨德国鬼子，因为他们最残酷，参加完《中国之星》之后我发现最残酷的是剪辑师，他们居然能把我说的话剪成那个样子，完全不是我说话的本意。你看那话就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但有完全不是我原本说的，他居然能剪成那样。
Q：现在习惯被娱乐化了吗？
A：我觉得娱乐是摇滚乐很重要的因素，我喜欢摇滚乐就是因为娱乐，但我给人的感觉是没有娱乐性的。其实真正了解我的人知道我生活当中是非常娱乐化的，我喜欢和好玩儿的人在一起，受不了整天板着。所以我这次去《中国之星》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就是别再严肃了，我每天都喝酒，但我不酗酒也不是那种喝点儿，录节目之前就喝点儿让自己放松，上台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完成一个形式而已，而且我必须得这样，不然有些话说不出来。
娱乐圈和音乐圈应该分一个界限
Q：前段时间《老炮儿》演唱会上你和一些小鲜肉比如李易峰、吴亦凡一起登台演出，你之前在微博上也炮轰过一些小鲜肉，作为资深老炮儿你能评价一下他们吗？
A：我觉得娱乐圈和音乐圈应该分一个界限，娱乐圈是由团队包装出来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赚钱，利用市场喜新厌旧的特性，通过高颜值来创造所谓的荷尔蒙反应，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喜欢看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荷尔蒙的影响，看到就高兴、有欲望，这是生理上可以调动出来的，特别是当消费群体是年轻人的时候，这个东西肯定会给团队带来很大的利益空间，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得到丰厚的利益回报。所以长得漂亮让星探发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培训，第三步团队制作，第四步营销，用一系列动作去填补市场亟需的利益空间。当然也有一些小鲜肉是有理想的、不在乎高颜值、甚至不把自己当肉卖，他们也有人格，也是人，他们的内心是不是被尊重了？我稍微一张口就被媒体或者标题党说成是炮轰，其实我就是说出一个差距而已，这说明什么？说明有媒体或者有人其实是想借我的口道出一些事情来，说是炮轰其实他也意识到我是对的，他又不想伤害他自己，甚至有可能也得利于小鲜肉，他也是这块大饼的分享者。
Q：但是当小鲜肉的出场费、人气远超老炮儿们的时候，心里会有压力或怨气吗？
A：这就看你怎么比了。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永远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比市场价值的话永远比不过年轻人，但反过来说和那些老艺术家比的话，我也比他们市场价值高。我刚出来的时候也一样横扫市场，曾经也是小鲜肉，也比很多比我更努力的音乐家有市场价值。到头来你会发现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多少，需要的市场回报有多大，能够消费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市场的运作规则和消费习惯给文化带来了滚动式的影响，不知不觉就被带走了。
Q：觉得电影《老炮儿》怎么样？
A：我很喜欢看这部片是因为我觉得它尊重人的自然情感。人文关怀就是从尊重人的能量开始的，看了这个片子后你会觉得有种温暖感，甭管表面是什么样的但内心很温暖，你愿意关注这个人的故事，关注他情感的来龙去脉。但整个片子从价值观上还不是很明确，价值观上有点像抬杠——就是不服，不清楚事情是怎样的情况下又特别好胜、好强——造成了这样的故事。管虎很多其他电影也是想表达和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比如《斗牛》。
Q：你自己也拍过电影，你觉得拍电影和做音乐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A：我觉得是一样的，都是创作、情感的释放和理性思考，像命题试卷一样，你必须做到怎样，故事要讲到什么，怎样做得更好，还有多大的挑战，还有多少空间去允许你去做冒险的事，都差不多一样。
Q：你的很多歌也都可以发展成一个IP，可以拍电影，比如《花房姑娘》，你有考虑过吗？
A：其实我的每首歌都像一只小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首歌都有它的故事、结构和悬念，我自己写东西也是从歌曲中锻炼出来的，包括写剧本，一些架构性的方案，都是从歌曲开始的，不过把自己的歌拍成电影我还真没想过，也许以后会想。
Q：你一共有几顶帽子？
A：有很多，都是让别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