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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认为世界到处充满暴力与危险。只要看新闻，就无法不注意到那些越来越可怕的虐待、谋杀、骚乱和战争。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真的是特别暴力的吗？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是因为人性改变了吗？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的凶杀率居高不下。它不与近亲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结伴，反而与强悍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乌拉圭人为伍，凶杀率一直停留在世界平均水平上。美国的凶杀率不仅始终不能与欧洲和英联邦民主国家相比，而且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明显的下降。
美国凶杀率一路攀升，在30年代和40年代迅速下降，整个50年代都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但在1962年开始飞升，70年代和80年代在高点上浮动，直到1992年才出现真正的下降。
欧洲人一向认为美国人不够文明，美国某些州的情况和欧洲没有区别。这些地区有新英格兰各州，从东岸直至太平洋西岸的北方地带（明尼苏达、艾奥瓦、南北达科他、蒙大拿和西北太平洋沿岸数州），加上犹他州。北方地带不是指有共同的气候带，俄勒冈的气候和蒙大拿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指历史上从东向西的移民路线。这条丝带上的各州安定和平，凶杀率低于每年10万分之3，越向南，凶杀率越高。美国南方亚利桑那（7.4）和阿拉巴马（8.9），甚至比乌拉圭（5.3）、约旦（6.9）和格林纳达（4.9）都要糟糕。我们还可以看到路易斯安那（14.2），数字已经接近巴布亚新几内亚（15.2）。
路易斯安那州的凶杀率比南方其他各州都高。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凶杀率远远超出一般水平，為每年10万分之30.8，落入最危险的中美洲和非洲南部的国家之列。这两个行政辖区是美国非裔人口比重最高的地方。今天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差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在1976年到2005年间，白人的年均凶杀率是4.8，而黑人的年均凶杀率是36.9。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巨大差距，虽然南方各州美国非裔人口比重比北方各州要高，但南北之间的暴力差异却不是种族构成的副产品。
南方白人比北方白人更加暴力，南方的黑人也比北方黑人更加暴力。
为什么美国南方会有悠久的暴力历史？最笼统的答复是，政府的文明使命从来不曾深入美国南方。历史学家彼得·斯皮伦堡曾经很具挑衅性地说，美国是“民主来得太早了”。在欧洲，首先是国家解除了人民的武装，宣布对暴力手段的专政，然后再发生了人民夺取国家机器。在美国，人民在国家缴除他们的枪支之前就掌握了国家政权，比如宪法第二修正案确立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枪支。换言之，美国人，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那样，和政府签署过完整的社会契约，容许政府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地方民团、治安员、私刑暴民、公司警察、私人侦探和侦探公司都是合法的武装力量，美国公民更是将武装视为个人的权利。
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种权力分享在美国南方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埃里克·门克宁这样说，在19世纪，“南方各州有意保持弱政权，在地方和个人暴力问题上，有意避免判处监禁”。杀人如果“事出有因”，就会被从轻发落，而“在南方乡村，大部分的凶杀都是事出有因，这些原因包括：受害人未能尽全力逃避凶手、私人争执引发杀人，或者凶手和受害人本意是互相杀害”。
在南方的传说中，对自助正义的信赖由来已久。孩子在襁褓中时，母亲就向他们吟诵这样的故事。年轻的安德鲁·杰克逊从母亲那里得到这样的训诫：“无论是受到侮辱还是伤害，永远不要上法庭，你要自己来摆平。”这位参与过决斗的总统自我吹嘘说，他走起路来，留在身体里的铅弹哗啦哗啦响作一片。
直到今天，美国南方仍然崇尚有效威慑，或曰“荣誉文化”。荣誉文化的本质是，它不认可攻击和工具性暴力，但是允许在受到侮辱和冒犯后进行报复。调查显示，南方人理论上并不认可使用暴力，他们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家园和家人。而南方各州的法律也认可这一道德伦理。南方的法律给予个人宽泛的行动自由在自卫和保护私产时致人死亡，对购买枪支甚少约束，允许学校进行体罚（“打板子”），明确谋杀为死刑罪，司法系统也乐于执行死刑。南方人更愿意参军，入军校学习，在对外政策上持鹰派观点。
密歇根大学的尼斯比特和科恩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测验，证明荣誉规则主导了南方人的个人行为。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向美国各地的公司发出虚构求职信。一半的求职信上写着这样的忏悔：
有一件事我必须作出解释，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诚实，不想被误解。我曾经被判有罪，是人们所说的“一般杀人罪”。在您给我发出申请表格前，您也许愿意先看看我的解释。情况如下：我打了一个家伙，他和我的未婚妻有奸情。我家在一个小镇，一天晚上，这个人在酒吧里拦住了我。他向大家说他和我的未婚妻睡觉，他当面嘲笑我，说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出去和他干一架。我还年轻，不想在众人面前退缩。我们到了小巷里，他开始攻击我，把我打倒在地上，并在地上捡起一个酒瓶子。我可以逃走，法官也说我当时应该逃走，但是我的骄傲不让我这样做。小巷的地上有根铁管子，我抓到手里，向他抡了过去。我没有想打死他，但是几个小时后他死在医院里。我认识到我犯了错误。
另一半求职信都有一段相同的话，即求职者承认被判偷车罪，他说他犯下愚蠢的盗窃罪全是为了要养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对于犯有杀人罪的男子的求职信，更多的南方公司会送出附有信函的申请表，他们回复所用的语气也比较温情。比如，一家南方商店的店主回信说，很抱歉店里暂时没有位置空缺，然后接着说：
你过去的遭遇，是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麻烦。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不能以此就否定你。你的坦白证明了你是诚实的……我祝愿您时来运转。你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愿望，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期望员工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安顿下来后，发现离我们不算太远的话，请你顺道时过来看看我们。
没有任何北方的公司给予他这样温情的回复。而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公司对偷车贼表示温情。不过，北方公司更倾向于原谅偷车人，而不是情仇杀人犯。南方公司则相反。 尼斯比特和科恩在他们试验中也观察到南方的荣誉文化。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南方荒蛮之地的“白佬”，而是密歇根大学的富家子弟，条件是这些学生曾经在南方生活过至少6年。被选中的学生接受测试，“对特定人类判断的切面进行有时间约束的反应”（拿腔作势的文章标题正好掩盖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在进入实验室的走廊时，学生们一定要经过一个正在整理文件柜的工作人员。当学生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放下工作，猛地关上文件柜，接着嘟囔一句粗话：“臭东西。”此时，测试主持人出来迎接学生，他并不知道哪些学生受到了冒犯。他将学生带进实验室，让学生填写问卷，采集血样。他们发现，北方来的学生对“粗话”一笑置之，行为和那些没有听见粗话的对照组没有区别，但是受到冒犯的南方学生在进入实验室时怒气冲冲。他们回答的问卷表现出自尊心受到伤害，血样中睾酮素和应激激素——皮层醇的水平升高。他们对测试主持人表现出强势的姿态，握手时更坚定用力。而离开时，在走廊上迎面遇见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他们拒绝给他让路。
为什么南方人而不是北方人培养了这种荣誉文化，是否存在某种外生的原因？当然，维持奴隶制经济所需要的残忍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暴力频仍的南方腹地的经济支柱并不是奴隶种植园。尼斯比特和科恩受到大卫·哈克特·费希尔的著作《阿尔比恩的种子》的影响。这部讲述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历史的书，追溯了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第一批移民的根源。北方各州的移民是清教徒、贵格会教徒、荷兰人和德国的农民;南方内地的移民则主要来自苏格兰-爱尔兰，他们中间许多是边远山区的牧羊人，原本就是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化外之民。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放牧，可能是荣誉文化的外部原因。牧民的财富都是易于被盗窃的实物，而且不像农民的土地，这些财富自己有脚，转眼之间就能被带走。全世界的牧民都具有迫不及待报仇雪恨的习性。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苏格兰-爱尔兰人将他们的荣誉文化带到美国，并在南方边疆山区的放牧生活中保留了这一文化。虽然现在的南方人不再是牧民，但习俗的生命力远比造就它们的生态环境更持久，直到今日，南方人的行为举止仍然强硬，像是他们随时都要对付盗马贼一般。
美国西部的情况比南部更为严重，直至20世纪初，西部还是无政府的三不管地界。好莱坞电影里的套话“离得最近的那位警官在90英里之外”，是对数百万平方英里的疆域内现实的真诚描述，结果也像是好莱坞电影的俗套——永远的暴力。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在带着洛丽塔跨州大逃亡的日子里，饱餐美国大众文化，尽情地享受牛仔电影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
红褐色的西部风光，古铜面色、双眼碧蓝的骑手，一位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嘶鸣的骏马，受惊后飞奔的马群，颤动的窗框后露出一把短枪的枪口;触目惊心的徒手打斗场面，桌椅横飞，满身尘土的老式家具东倒西歪，一片狼藉;矫健的身影四处翻滚，被死死按住的手还在竭力摸索掉在地上的短刀，粗重的呻吟声，击中脸颊的重拳，踢向小腹部的皮靴，横空飞蹿的绳索。最后，英雄身受重创，即使是一位阿喀琉斯也只能躺着进医院了，但这里的结局则不然，古铜色的脸上伤痕累累的英雄斗志正高，开始热情地拥抱他那光彩熠熠的边疆新娘。
在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的《暴力之地》一书中，作者说，好莱坞西部片中牛仔的浪漫形象未必准确，但是他们展示的暴力却是非常写实的。
在美国西部，年均凶杀率比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农区高出50倍甚至几百倍：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市，10万分之50;得克萨斯州的道奇市，10万分之100;格里芬堡，10万分之229;威奇托市，10万分之1500。
考特莱特引用的大量其他证据也证明，淘金潮中的加州野蛮残暴、不可饶恕。淘金的营地取名如人类行为的仿生：剜眼村、謀杀酒吧、割喉谷、坟场塬。还有一个绞刑镇，一个威士忌镇。新兴的矿工聚居地的凶杀率也很高，加州的伯帝镇，10万分之116;怀俄明州的本顿，10万分之24000（几乎是4人中就有1人因暴力死亡）。
在上图中，我用对特定地区所做的数据，画出西部暴力的曲线。加州的曲线说明，1849年淘金潮前后，暴力是上升的，但之后和其他西部各州一起加入了文明的进程：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10，从10万分之100至200的水平下降到每10万分之5至15（尽管在美国南方，凶杀率未能继续下降到欧洲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10万分之1至2的水平）。图中也显示了加州牧场区各县凶杀率的下降，埃里克森的研究表明，在加州接受法制之前，经历了无法无天的长期暴力。
可以说，至少有5个美国地区——东北部、中部大西洋沿岸、南方沿海、加州和西南部——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进度经历了文明进程。而美国西部的暴力下降比东部整整晚了2个世纪，直到1890年美国宣布关闭美国新边疆，这一著名的宣言才标志着无政府状态在美国的终结。
在对暴力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暴力罪犯大多是年龄在15岁到30岁之间的男性。在大部分的哺乳类动物中，雄性都是更具竞争性的性别;而作为智人，男性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还取决于他的声誉，即他在年轻时开始的名望投资，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但是，男性的暴力是可以调节的，从为接近女性与其他男性对抗竞争，到直接讨好女性、关怀她们的子女，男人们如何分配他们的能量，有一系列的连续选择空间，生物学家将此选择空间称为“暴徒对抗爸爸”。在男性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单个男性能量的优化配置倾向做“暴徒”，因为成为群雄首领，必须打垮其他男性竞争者，而只有首领才能在势力范围内接触稀缺的女性资源。在女性数量众多但少数男性得以垄断这些女性的环境中，男性的选择也是“暴徒”。在这些限制下，男性会选择用生命做赌注，正如戴利和威尔逊所说：“任何一个意识到即将彻底丧失繁殖机会的生物，都会格外努力，甚至不惜以死亡为代价，尝试改变其生命的轨迹。”在男女数量相等，男女之间一夫一妻制的生态系统中，男性中胜出的是“爸爸”。在这种环境中，暴力竞争不仅不能给男性带来繁殖优势，反而是一个可能产生劣势结果的严重威胁：如果一个男子死了，那他肯定不能再供养他的子女了。 美国西部最终归化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有了铁面的警长、动辄宣判绞刑的法官，也是因为女性人口的大量流入。好莱坞西部片中“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们）”，的确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女性到来后，她们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讨价还价，按照自己的心愿改造西部。她们要求男人们为了婚姻和家庭放弃豪饮和打架斗殴，修建学校和教堂，关闭酒吧、妓院、赌场和其他诱惑她们的男人的设施。教会给予男女同样的成员资格，并有严格的周日清晨礼拜，颂扬和鼓励自律和节制，因此教会成为妇女文明攻势的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今天，看到救世军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尤其是卡丽·内申举着斧头冲击乡下酒店的恐怖分子形象，我们就忍不住要发笑;讽刺救世军的人，改编了救世军军歌的歌词，它被说成是“我们绝不吃饼干，因为里面有酵母/只要小小咬一口，男人就会变禽兽”。但是，早年参加禁酒运动的女权主义者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酒精灾难。在那些男人统治的地盘上，酒精助燃暴力的结果就是血流成河。
妇女和婚姻教化了青年男性，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像陈词滥调、土得掉渣，但它却已经是现代犯罪学的一个共识。有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它对波士顿1000名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连续跟踪了45年。研究发现，有两个因素可以预测一个有不良记录的人是否能避免成为终身罪犯：1.有一个稳定的工作;2.和一个他关心的女性结婚，养活她和她的孩子。歌手约翰尼·卡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因我有了你，我定当洁身自爱。
了解了美國西部和美国南部乡村的文明进程，也就明白了今日美国的政治版图。许多北方和沿海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生活在保守红色州（共和党占优势）的同胞很不以为然，特别是对他们热爱枪支、支持死刑、主张小政府、信仰福音派基督教、崇尚“家庭价值”和性别得体的文化感到困惑。而蓝色州（民主党占优势）的对头们也有同样的不满和困惑，他们认为蓝色各州的居民对罪犯和外敌姑息懦弱，对政府深信不疑，给世俗主义涂上知识化的色彩，而且容忍淫秽放荡。我怀疑，这种所谓的文化战，其实是历史上美国白人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文明进程的结果。北方是欧洲文明的延伸，继续了自中世纪就已开始的法庭推动和商业推动的文明进程。而美国南方和西部，则保留了无政府新兴国家所特有的荣誉文化，同时受到当地的教会、家庭和禁酒等文明力量的制衡。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的凶杀率居高不下。它不与近亲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结伴，反而与强悍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乌拉圭人为伍，凶杀率一直停留在世界平均水平上。美国的凶杀率不仅始终不能与欧洲和英联邦民主国家相比，而且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明显的下降。
美国凶杀率一路攀升，在30年代和40年代迅速下降，整个50年代都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但在1962年开始飞升，70年代和80年代在高点上浮动，直到1992年才出现真正的下降。
欧洲人一向认为美国人不够文明，美国某些州的情况和欧洲没有区别。这些地区有新英格兰各州，从东岸直至太平洋西岸的北方地带（明尼苏达、艾奥瓦、南北达科他、蒙大拿和西北太平洋沿岸数州），加上犹他州。北方地带不是指有共同的气候带，俄勒冈的气候和蒙大拿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指历史上从东向西的移民路线。这条丝带上的各州安定和平，凶杀率低于每年10万分之3，越向南，凶杀率越高。美国南方亚利桑那（7.4）和阿拉巴马（8.9），甚至比乌拉圭（5.3）、约旦（6.9）和格林纳达（4.9）都要糟糕。我们还可以看到路易斯安那（14.2），数字已经接近巴布亚新几内亚（15.2）。
路易斯安那州的凶杀率比南方其他各州都高。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凶杀率远远超出一般水平，為每年10万分之30.8，落入最危险的中美洲和非洲南部的国家之列。这两个行政辖区是美国非裔人口比重最高的地方。今天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差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在1976年到2005年间，白人的年均凶杀率是4.8，而黑人的年均凶杀率是36.9。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巨大差距，虽然南方各州美国非裔人口比重比北方各州要高，但南北之间的暴力差异却不是种族构成的副产品。
南方白人比北方白人更加暴力，南方的黑人也比北方黑人更加暴力。
为什么美国南方会有悠久的暴力历史？最笼统的答复是，政府的文明使命从来不曾深入美国南方。历史学家彼得·斯皮伦堡曾经很具挑衅性地说，美国是“民主来得太早了”。在欧洲，首先是国家解除了人民的武装，宣布对暴力手段的专政，然后再发生了人民夺取国家机器。在美国，人民在国家缴除他们的枪支之前就掌握了国家政权，比如宪法第二修正案确立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枪支。换言之，美国人，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那样，和政府签署过完整的社会契约，容许政府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地方民团、治安员、私刑暴民、公司警察、私人侦探和侦探公司都是合法的武装力量，美国公民更是将武装视为个人的权利。
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种权力分享在美国南方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埃里克·门克宁这样说，在19世纪，“南方各州有意保持弱政权，在地方和个人暴力问题上，有意避免判处监禁”。杀人如果“事出有因”，就会被从轻发落，而“在南方乡村，大部分的凶杀都是事出有因，这些原因包括：受害人未能尽全力逃避凶手、私人争执引发杀人，或者凶手和受害人本意是互相杀害”。
在南方的传说中，对自助正义的信赖由来已久。孩子在襁褓中时，母亲就向他们吟诵这样的故事。年轻的安德鲁·杰克逊从母亲那里得到这样的训诫：“无论是受到侮辱还是伤害，永远不要上法庭，你要自己来摆平。”这位参与过决斗的总统自我吹嘘说，他走起路来，留在身体里的铅弹哗啦哗啦响作一片。
直到今天，美国南方仍然崇尚有效威慑，或曰“荣誉文化”。荣誉文化的本质是，它不认可攻击和工具性暴力，但是允许在受到侮辱和冒犯后进行报复。调查显示，南方人理论上并不认可使用暴力，他们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家园和家人。而南方各州的法律也认可这一道德伦理。南方的法律给予个人宽泛的行动自由在自卫和保护私产时致人死亡，对购买枪支甚少约束，允许学校进行体罚（“打板子”），明确谋杀为死刑罪，司法系统也乐于执行死刑。南方人更愿意参军，入军校学习，在对外政策上持鹰派观点。
密歇根大学的尼斯比特和科恩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测验，证明荣誉规则主导了南方人的个人行为。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向美国各地的公司发出虚构求职信。一半的求职信上写着这样的忏悔：
有一件事我必须作出解释，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诚实，不想被误解。我曾经被判有罪，是人们所说的“一般杀人罪”。在您给我发出申请表格前，您也许愿意先看看我的解释。情况如下：我打了一个家伙，他和我的未婚妻有奸情。我家在一个小镇，一天晚上，这个人在酒吧里拦住了我。他向大家说他和我的未婚妻睡觉，他当面嘲笑我，说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出去和他干一架。我还年轻，不想在众人面前退缩。我们到了小巷里，他开始攻击我，把我打倒在地上，并在地上捡起一个酒瓶子。我可以逃走，法官也说我当时应该逃走，但是我的骄傲不让我这样做。小巷的地上有根铁管子，我抓到手里，向他抡了过去。我没有想打死他，但是几个小时后他死在医院里。我认识到我犯了错误。
另一半求职信都有一段相同的话，即求职者承认被判偷车罪，他说他犯下愚蠢的盗窃罪全是为了要养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对于犯有杀人罪的男子的求职信，更多的南方公司会送出附有信函的申请表，他们回复所用的语气也比较温情。比如，一家南方商店的店主回信说，很抱歉店里暂时没有位置空缺，然后接着说：
你过去的遭遇，是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麻烦。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不能以此就否定你。你的坦白证明了你是诚实的……我祝愿您时来运转。你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愿望，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期望员工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安顿下来后，发现离我们不算太远的话，请你顺道时过来看看我们。
没有任何北方的公司给予他这样温情的回复。而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公司对偷车贼表示温情。不过，北方公司更倾向于原谅偷车人，而不是情仇杀人犯。南方公司则相反。 尼斯比特和科恩在他们试验中也观察到南方的荣誉文化。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南方荒蛮之地的“白佬”，而是密歇根大学的富家子弟，条件是这些学生曾经在南方生活过至少6年。被选中的学生接受测试，“对特定人类判断的切面进行有时间约束的反应”（拿腔作势的文章标题正好掩盖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在进入实验室的走廊时，学生们一定要经过一个正在整理文件柜的工作人员。当学生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放下工作，猛地关上文件柜，接着嘟囔一句粗话：“臭东西。”此时，测试主持人出来迎接学生，他并不知道哪些学生受到了冒犯。他将学生带进实验室，让学生填写问卷，采集血样。他们发现，北方来的学生对“粗话”一笑置之，行为和那些没有听见粗话的对照组没有区别，但是受到冒犯的南方学生在进入实验室时怒气冲冲。他们回答的问卷表现出自尊心受到伤害，血样中睾酮素和应激激素——皮层醇的水平升高。他们对测试主持人表现出强势的姿态，握手时更坚定用力。而离开时，在走廊上迎面遇见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他们拒绝给他让路。
为什么南方人而不是北方人培养了这种荣誉文化，是否存在某种外生的原因？当然，维持奴隶制经济所需要的残忍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暴力频仍的南方腹地的经济支柱并不是奴隶种植园。尼斯比特和科恩受到大卫·哈克特·费希尔的著作《阿尔比恩的种子》的影响。这部讲述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历史的书，追溯了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第一批移民的根源。北方各州的移民是清教徒、贵格会教徒、荷兰人和德国的农民;南方内地的移民则主要来自苏格兰-爱尔兰，他们中间许多是边远山区的牧羊人，原本就是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化外之民。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放牧，可能是荣誉文化的外部原因。牧民的财富都是易于被盗窃的实物，而且不像农民的土地，这些财富自己有脚，转眼之间就能被带走。全世界的牧民都具有迫不及待报仇雪恨的习性。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苏格兰-爱尔兰人将他们的荣誉文化带到美国，并在南方边疆山区的放牧生活中保留了这一文化。虽然现在的南方人不再是牧民，但习俗的生命力远比造就它们的生态环境更持久，直到今日，南方人的行为举止仍然强硬，像是他们随时都要对付盗马贼一般。
美国西部的情况比南部更为严重，直至20世纪初，西部还是无政府的三不管地界。好莱坞电影里的套话“离得最近的那位警官在90英里之外”，是对数百万平方英里的疆域内现实的真诚描述，结果也像是好莱坞电影的俗套——永远的暴力。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在带着洛丽塔跨州大逃亡的日子里，饱餐美国大众文化，尽情地享受牛仔电影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
红褐色的西部风光，古铜面色、双眼碧蓝的骑手，一位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嘶鸣的骏马，受惊后飞奔的马群，颤动的窗框后露出一把短枪的枪口;触目惊心的徒手打斗场面，桌椅横飞，满身尘土的老式家具东倒西歪，一片狼藉;矫健的身影四处翻滚，被死死按住的手还在竭力摸索掉在地上的短刀，粗重的呻吟声，击中脸颊的重拳，踢向小腹部的皮靴，横空飞蹿的绳索。最后，英雄身受重创，即使是一位阿喀琉斯也只能躺着进医院了，但这里的结局则不然，古铜色的脸上伤痕累累的英雄斗志正高，开始热情地拥抱他那光彩熠熠的边疆新娘。
在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的《暴力之地》一书中，作者说，好莱坞西部片中牛仔的浪漫形象未必准确，但是他们展示的暴力却是非常写实的。
在美国西部，年均凶杀率比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农区高出50倍甚至几百倍：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市，10万分之50;得克萨斯州的道奇市，10万分之100;格里芬堡，10万分之229;威奇托市，10万分之1500。
考特莱特引用的大量其他证据也证明，淘金潮中的加州野蛮残暴、不可饶恕。淘金的营地取名如人类行为的仿生：剜眼村、謀杀酒吧、割喉谷、坟场塬。还有一个绞刑镇，一个威士忌镇。新兴的矿工聚居地的凶杀率也很高，加州的伯帝镇，10万分之116;怀俄明州的本顿，10万分之24000（几乎是4人中就有1人因暴力死亡）。
在上图中，我用对特定地区所做的数据，画出西部暴力的曲线。加州的曲线说明，1849年淘金潮前后，暴力是上升的，但之后和其他西部各州一起加入了文明的进程：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10，从10万分之100至200的水平下降到每10万分之5至15（尽管在美国南方，凶杀率未能继续下降到欧洲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10万分之1至2的水平）。图中也显示了加州牧场区各县凶杀率的下降，埃里克森的研究表明，在加州接受法制之前，经历了无法无天的长期暴力。
可以说，至少有5个美国地区——东北部、中部大西洋沿岸、南方沿海、加州和西南部——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进度经历了文明进程。而美国西部的暴力下降比东部整整晚了2个世纪，直到1890年美国宣布关闭美国新边疆，这一著名的宣言才标志着无政府状态在美国的终结。
在对暴力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暴力罪犯大多是年龄在15岁到30岁之间的男性。在大部分的哺乳类动物中，雄性都是更具竞争性的性别;而作为智人，男性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还取决于他的声誉，即他在年轻时开始的名望投资，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但是，男性的暴力是可以调节的，从为接近女性与其他男性对抗竞争，到直接讨好女性、关怀她们的子女，男人们如何分配他们的能量，有一系列的连续选择空间，生物学家将此选择空间称为“暴徒对抗爸爸”。在男性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单个男性能量的优化配置倾向做“暴徒”，因为成为群雄首领，必须打垮其他男性竞争者，而只有首领才能在势力范围内接触稀缺的女性资源。在女性数量众多但少数男性得以垄断这些女性的环境中，男性的选择也是“暴徒”。在这些限制下，男性会选择用生命做赌注，正如戴利和威尔逊所说：“任何一个意识到即将彻底丧失繁殖机会的生物，都会格外努力，甚至不惜以死亡为代价，尝试改变其生命的轨迹。”在男女数量相等，男女之间一夫一妻制的生态系统中，男性中胜出的是“爸爸”。在这种环境中，暴力竞争不仅不能给男性带来繁殖优势，反而是一个可能产生劣势结果的严重威胁：如果一个男子死了，那他肯定不能再供养他的子女了。 美国西部最终归化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有了铁面的警长、动辄宣判绞刑的法官，也是因为女性人口的大量流入。好莱坞西部片中“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们）”，的确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女性到来后，她们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讨价还价，按照自己的心愿改造西部。她们要求男人们为了婚姻和家庭放弃豪饮和打架斗殴，修建学校和教堂，关闭酒吧、妓院、赌场和其他诱惑她们的男人的设施。教会给予男女同样的成员资格，并有严格的周日清晨礼拜，颂扬和鼓励自律和节制，因此教会成为妇女文明攻势的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今天，看到救世军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尤其是卡丽·内申举着斧头冲击乡下酒店的恐怖分子形象，我们就忍不住要发笑;讽刺救世军的人，改编了救世军军歌的歌词，它被说成是“我们绝不吃饼干，因为里面有酵母/只要小小咬一口，男人就会变禽兽”。但是，早年参加禁酒运动的女权主义者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酒精灾难。在那些男人统治的地盘上，酒精助燃暴力的结果就是血流成河。
妇女和婚姻教化了青年男性，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像陈词滥调、土得掉渣，但它却已经是现代犯罪学的一个共识。有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它对波士顿1000名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连续跟踪了45年。研究发现，有两个因素可以预测一个有不良记录的人是否能避免成为终身罪犯：1.有一个稳定的工作;2.和一个他关心的女性结婚，养活她和她的孩子。歌手约翰尼·卡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因我有了你，我定当洁身自爱。
了解了美國西部和美国南部乡村的文明进程，也就明白了今日美国的政治版图。许多北方和沿海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生活在保守红色州（共和党占优势）的同胞很不以为然，特别是对他们热爱枪支、支持死刑、主张小政府、信仰福音派基督教、崇尚“家庭价值”和性别得体的文化感到困惑。而蓝色州（民主党占优势）的对头们也有同样的不满和困惑，他们认为蓝色各州的居民对罪犯和外敌姑息懦弱，对政府深信不疑，给世俗主义涂上知识化的色彩，而且容忍淫秽放荡。我怀疑，这种所谓的文化战，其实是历史上美国白人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文明进程的结果。北方是欧洲文明的延伸，继续了自中世纪就已开始的法庭推动和商业推动的文明进程。而美国南方和西部，则保留了无政府新兴国家所特有的荣誉文化，同时受到当地的教会、家庭和禁酒等文明力量的制衡。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