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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崛起趋势仍将继续，一个多元化世界经济新格局即将诞生？
世
界经济需要新兴领导力，比如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带领世界的经济往前发展。相信在2016年G20峰会上，会对IMF、世界银行的会员一个重新的整合。G20应着力构建可持续的新增长框架，制定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完善多元治理合作机制，以应对全球治理新形势。
二战后世界政经体系
中国经济报告：请回顾、反思二战后世界政经体系的特征、发展、演变、现状、局限及未来趋势。
雷纳托·鲍曼：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创立的机构和体制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体系已经运行七十年了，从现在来看，主要经济体的相对权重有了变化，尤其是新兴力量成员国的崛起，这就意味着体系需要一些调整。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世界经济框架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一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转型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出现向实体经济回归动向，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发展模式转换问题，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新兴国家队伍的不断壮大，提振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改变南北力量对比。“金砖五国”、“新钻十一国”等名目繁多的名词出现，无不说明新兴国家已遍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东欧及中东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新兴国家群体”。发展中国家兴起与腾飞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卡尔·达尔曼：从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低碳经济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要选择，新兴经济体崛起趋势仍将继续，一个多元化世界经济新格局即将诞生。现在需要重新设想和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格局，逐渐调整和消除旧有经济框架的负面影响，形成多个包容、开放、透明和择优的国际组织，引导全球经济发展。
任韬：如果回顾到十几、二十年前，这个世界是被几个大国主导的，比如说，国际经济的格局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但是之后的几十年当中新兴国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比如中国的GDP增长率多年来都维持在10%以上的高位，这对在别国的经济和政治图景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由于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的全球影响力也随之变化。然而目前，很多新兴国家，像中国、俄罗斯、印尼、巴西、南非等都面临着一个经济增长逐渐减速的状况，所以也会影响到他们在国际社会上的表现，同时对现有的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贡献与不足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看待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贡献与不足？ 2008 年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展示出复苏的势头和较好的前景，但是复苏之路仍不平坦。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协调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完善全球治理的举措尚未完全到位，要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的目标，仍需我们做出更大努力。在这方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的协调机制，G20一直在朝着恢复增长、促进贸易、扩大投资、完善治理的方向进行不断地探索，致力于打造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新兴经济体与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之间的竞争正在不断加深。对于美国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冲击了其原先“一家独大”的国际影响力。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言，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在提高影响力的同时，避免加剧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竞争，维护好共同利益，在新倡议中寻找合作、互利共赢，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全球实体经济现在处在一个较为强劲的复苏状态。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缓和，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还很不均衡，但经济缓慢恢复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尽管在更为严苛的金融环境下，新兴经济体表现出的活力依然有限，但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了2/3的贡献。尽管20国集团之间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面对共同的条件，汇率的有效性予以保留，并且能应对外部调整和外汇干预所带来的挑战，从而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卡尔·达尔曼：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都采取了迅速、果断和统筹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宏观经济方面，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本次危机使国际合作和多边合作变得更为重要，尤其在竞争、贸易、就业、全球价值链、投资等领域的政策改革将大力提升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安全网络以增强国家的抗打击能力，各国的参与将使得这个机制更加有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任重道远，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有助于倒逼、推进这一改革。
托马斯·伯恩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需要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我们也同意让单个国家实施相关政策。在进一步重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当中，也需要进一步改革。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水平的上升，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成为可能。全球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很有必要，我们应通过克服集体治理的难题，达到一种全球治理均衡，从而使得全球问题得到解决。
G20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价G20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的作用？执行效果如何？未来改革的方向？
雷纳托·鲍曼：毫无疑问，在目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可以发挥潜在的作用。中国基于其经济实力已经深刻影响了世界贸易的版图，也吸引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流入。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也使近年来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双边关系显得日益重要。G20 已经清楚地证明了其作为全球危机解决机制的能力。然而，我们即将进入后危机时代，当前全球治理最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G20 从一个危机委员会转型成一个有效的工作指导组，成为一个更具实质性的全球治理团体。 马斯·伯恩斯：我觉得，全球经济和G20关系比较紧密。鉴于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改变，全球经济治理也需做出快速改变。而且我认为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并不是各国政府各自对于整个政策的实行具有主导作用，他们也意识到我们需要政治互动来解决问题，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就能独立解决。我们需要制定目标并推动实施。G20需要一套机构、一套体系，目前的G20并没有其权利与义务，没有机构，也没有任何能力来敦促政策的实施。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我们现在的主要着力点不再是应对金融危机，而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如何面对我们的高增长与快发展。也就是说G20 机制的本质已经变了。二十国首脑会晤机制首次被唤醒时，G20 被定义为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机制。现在，G20 俨然已成全球首要的经济治理平台。G20反映了世界格局从“一超独大”到“一超多强”的变化，尽管美国在G20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新兴国家也拥有了发言权。G20峰会机制的建立，代表着强国单独治理的时代结束和多元治理时代的开始。相比而言，G7只是发达国家治理难题的机制，而G20使得新兴经济体发挥了更多作用。因而G20比G7更具代表性，体现了一种负责任、有担当和做贡献的精神，同时这些经济体也会从中受益。
卡尔·达尔曼：G20处于从危机应对向危机后的长效治理机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仍需要继续发挥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G20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治理平台，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加强。中国通过G20可扩大参与并学习全球治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G20应该注重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包容性增长。比如，刺激劳动力市场，提高就业率，使更多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关注弱势群体，增加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
新兴市场国家引领世界经济新格局？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对现有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未来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有多大？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就购买力评价而言，新兴经济体为全球做出50%的贡献，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同时，最近10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会大幅度增长。根据多项预测，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截至2020年将会从2010年的18亿增长到32亿，其中大多数都居住在亚洲。全球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将会获得显著提升，现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一个机会。
雷纳托·鲍曼：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历来都关注于巩固本国领土，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过去20年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与全球各地区的贸易服务和投资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在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国应该继续化被动为主动，强化主动意识。
卡尔·达尔曼：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快速增长，是因为采取了财政刺激和增加信贷的措施。但这样会导致资金流向基建和房地产，具有一定风险。中国政府已经正视这些问题，并实施一系列调控措施。中国在G20中所发挥的重要引领作用也值得肯定和赞赏。但在互联互通、快速变化的世界当中，社会、经济、环境力量都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机会和挑战。G20曾经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发挥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方向。G20需要调整政策，协调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如果中国通过改革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全球新经济版图中发挥重要作用。
任韬：G20毕竟是由20个经济和政治情况迥异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目前尚没有核心主导国，而且它的领导人峰会一年只有一次，与联合国、IMF以及世界银行等相比较，G20在共同应对经济问题上面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力，包括应对像希腊危机这些事情。虽然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还仍然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同时中国经济现在处在转型期间，在成功的实现转型之后，中国市场有可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会变得更强，会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上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升。针对经济和工业转型这个问题，有一些例子，比如德国的工业4.0倡议，是值得中国借鉴的。而事实上，中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在金融服务方面，比如英国，是一个老牌的金融服务领域非常优秀的国家，中国也可以吸取其经验。这都是可以借鉴的模式。
中美关系方面，环保是双边关系比较强的一个领域，在政府、研究机构等层面有大量合作。两国政府对彼此环境政策持支持态度，这对全球经济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希望在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如何评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模式？如何看待亚投行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影响？
任韬：“一带一路”旨在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及经济往来。中国希望通过在经济上的合作能带动更多的贸易，从而进一步和邻国开展一系列层面上的合作。因为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中国可能也希望通过这个战略有一些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由于“一带一路”囊括的国家和地域甚广，其风险的分布也非常不一致，如何管理这些风险将对中国资本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从总体上说，“一带一路”无论从经济、贸易还是政治上，对国际社会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亚投行，如果能够真正起到作用，能够发挥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倡议。亚投行不会仅仅限于在亚洲做基础设施投资，它很有可能会扩展到全球更多的项目和领域，甚至会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开展一些合作，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卡尔·达尔曼：新格局之下，“一带一路”给世界发展带来的机遇正当其时。“一带一路”构想是21世纪的新构想，沿线国家和人民将会从中受益，这和G20“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的共同信念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正是将“一带一路”构想与G20相融合的最佳时机。
世
界经济需要新兴领导力，比如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带领世界的经济往前发展。相信在2016年G20峰会上，会对IMF、世界银行的会员一个重新的整合。G20应着力构建可持续的新增长框架，制定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完善多元治理合作机制，以应对全球治理新形势。
二战后世界政经体系
中国经济报告：请回顾、反思二战后世界政经体系的特征、发展、演变、现状、局限及未来趋势。
雷纳托·鲍曼：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创立的机构和体制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体系已经运行七十年了，从现在来看，主要经济体的相对权重有了变化，尤其是新兴力量成员国的崛起，这就意味着体系需要一些调整。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世界经济框架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一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转型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出现向实体经济回归动向，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发展模式转换问题，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新兴国家队伍的不断壮大，提振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改变南北力量对比。“金砖五国”、“新钻十一国”等名目繁多的名词出现，无不说明新兴国家已遍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东欧及中东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新兴国家群体”。发展中国家兴起与腾飞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卡尔·达尔曼：从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低碳经济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要选择，新兴经济体崛起趋势仍将继续，一个多元化世界经济新格局即将诞生。现在需要重新设想和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格局，逐渐调整和消除旧有经济框架的负面影响，形成多个包容、开放、透明和择优的国际组织，引导全球经济发展。
任韬：如果回顾到十几、二十年前，这个世界是被几个大国主导的，比如说，国际经济的格局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但是之后的几十年当中新兴国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比如中国的GDP增长率多年来都维持在10%以上的高位，这对在别国的经济和政治图景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由于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的全球影响力也随之变化。然而目前，很多新兴国家，像中国、俄罗斯、印尼、巴西、南非等都面临着一个经济增长逐渐减速的状况，所以也会影响到他们在国际社会上的表现，同时对现有的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贡献与不足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看待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贡献与不足？ 2008 年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展示出复苏的势头和较好的前景，但是复苏之路仍不平坦。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协调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完善全球治理的举措尚未完全到位，要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的目标，仍需我们做出更大努力。在这方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的协调机制，G20一直在朝着恢复增长、促进贸易、扩大投资、完善治理的方向进行不断地探索，致力于打造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新兴经济体与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之间的竞争正在不断加深。对于美国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冲击了其原先“一家独大”的国际影响力。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言，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在提高影响力的同时，避免加剧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竞争，维护好共同利益，在新倡议中寻找合作、互利共赢，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全球实体经济现在处在一个较为强劲的复苏状态。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缓和，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还很不均衡，但经济缓慢恢复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尽管在更为严苛的金融环境下，新兴经济体表现出的活力依然有限，但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了2/3的贡献。尽管20国集团之间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面对共同的条件，汇率的有效性予以保留，并且能应对外部调整和外汇干预所带来的挑战，从而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卡尔·达尔曼：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都采取了迅速、果断和统筹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宏观经济方面，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本次危机使国际合作和多边合作变得更为重要，尤其在竞争、贸易、就业、全球价值链、投资等领域的政策改革将大力提升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安全网络以增强国家的抗打击能力，各国的参与将使得这个机制更加有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任重道远，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有助于倒逼、推进这一改革。
托马斯·伯恩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需要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我们也同意让单个国家实施相关政策。在进一步重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当中，也需要进一步改革。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水平的上升，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成为可能。全球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很有必要，我们应通过克服集体治理的难题，达到一种全球治理均衡，从而使得全球问题得到解决。
G20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价G20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的作用？执行效果如何？未来改革的方向？
雷纳托·鲍曼：毫无疑问，在目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可以发挥潜在的作用。中国基于其经济实力已经深刻影响了世界贸易的版图，也吸引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流入。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也使近年来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双边关系显得日益重要。G20 已经清楚地证明了其作为全球危机解决机制的能力。然而，我们即将进入后危机时代，当前全球治理最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G20 从一个危机委员会转型成一个有效的工作指导组，成为一个更具实质性的全球治理团体。 马斯·伯恩斯：我觉得，全球经济和G20关系比较紧密。鉴于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改变，全球经济治理也需做出快速改变。而且我认为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并不是各国政府各自对于整个政策的实行具有主导作用，他们也意识到我们需要政治互动来解决问题，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就能独立解决。我们需要制定目标并推动实施。G20需要一套机构、一套体系，目前的G20并没有其权利与义务，没有机构，也没有任何能力来敦促政策的实施。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我们现在的主要着力点不再是应对金融危机，而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如何面对我们的高增长与快发展。也就是说G20 机制的本质已经变了。二十国首脑会晤机制首次被唤醒时，G20 被定义为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机制。现在，G20 俨然已成全球首要的经济治理平台。G20反映了世界格局从“一超独大”到“一超多强”的变化，尽管美国在G20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新兴国家也拥有了发言权。G20峰会机制的建立，代表着强国单独治理的时代结束和多元治理时代的开始。相比而言，G7只是发达国家治理难题的机制，而G20使得新兴经济体发挥了更多作用。因而G20比G7更具代表性，体现了一种负责任、有担当和做贡献的精神，同时这些经济体也会从中受益。
卡尔·达尔曼：G20处于从危机应对向危机后的长效治理机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仍需要继续发挥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G20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治理平台，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加强。中国通过G20可扩大参与并学习全球治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G20应该注重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包容性增长。比如，刺激劳动力市场，提高就业率，使更多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关注弱势群体，增加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
新兴市场国家引领世界经济新格局？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对现有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未来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有多大？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就购买力评价而言，新兴经济体为全球做出50%的贡献，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同时，最近10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会大幅度增长。根据多项预测，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截至2020年将会从2010年的18亿增长到32亿，其中大多数都居住在亚洲。全球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将会获得显著提升，现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一个机会。
雷纳托·鲍曼：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历来都关注于巩固本国领土，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过去20年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与全球各地区的贸易服务和投资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在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国应该继续化被动为主动，强化主动意识。
卡尔·达尔曼：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快速增长，是因为采取了财政刺激和增加信贷的措施。但这样会导致资金流向基建和房地产，具有一定风险。中国政府已经正视这些问题，并实施一系列调控措施。中国在G20中所发挥的重要引领作用也值得肯定和赞赏。但在互联互通、快速变化的世界当中，社会、经济、环境力量都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机会和挑战。G20曾经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发挥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方向。G20需要调整政策，协调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如果中国通过改革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全球新经济版图中发挥重要作用。
任韬：G20毕竟是由20个经济和政治情况迥异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目前尚没有核心主导国，而且它的领导人峰会一年只有一次，与联合国、IMF以及世界银行等相比较，G20在共同应对经济问题上面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力，包括应对像希腊危机这些事情。虽然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还仍然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同时中国经济现在处在转型期间，在成功的实现转型之后，中国市场有可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会变得更强，会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上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升。针对经济和工业转型这个问题，有一些例子，比如德国的工业4.0倡议，是值得中国借鉴的。而事实上，中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在金融服务方面，比如英国，是一个老牌的金融服务领域非常优秀的国家，中国也可以吸取其经验。这都是可以借鉴的模式。
中美关系方面，环保是双边关系比较强的一个领域，在政府、研究机构等层面有大量合作。两国政府对彼此环境政策持支持态度，这对全球经济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希望在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如何评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模式？如何看待亚投行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影响？
任韬：“一带一路”旨在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及经济往来。中国希望通过在经济上的合作能带动更多的贸易，从而进一步和邻国开展一系列层面上的合作。因为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中国可能也希望通过这个战略有一些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由于“一带一路”囊括的国家和地域甚广，其风险的分布也非常不一致，如何管理这些风险将对中国资本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从总体上说，“一带一路”无论从经济、贸易还是政治上，对国际社会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亚投行，如果能够真正起到作用，能够发挥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倡议。亚投行不会仅仅限于在亚洲做基础设施投资，它很有可能会扩展到全球更多的项目和领域，甚至会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开展一些合作，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卡尔·达尔曼：新格局之下，“一带一路”给世界发展带来的机遇正当其时。“一带一路”构想是21世纪的新构想，沿线国家和人民将会从中受益，这和G20“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的共同信念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正是将“一带一路”构想与G20相融合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