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玄机
　　汉武帝时期，西汉社会的思想土壤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汉武帝前期，一时曾经奇峰突起的法家群体，随着贾谊、晁错等一批执“申、商、韩、苏、张”之言的法家能事之臣，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西汉法家的势头已经大为衰减。从学派态势上说，此后基本上是道家“黄老之学”占据主流；儒家，则正在积蓄力量渗透上层。
　　当此之时，忽然发生了一个越往后越觉意义重大的事件。


　　这件事，是汉武帝忽然以“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对策”的方式，来讨论思想领域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基于汉武帝此前此后的作为，我们可以大体推定：汉武帝对于西汉思想界的多元并进，不认为是好事，而认定是一种混乱，需要整肃一番，从而达到“汉家自有汉家威仪”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完成西汉政权在历史精神上的自我认同。
　　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在这次对策中，汉武帝为什么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张？
　　只要比较仔细地研读了《汉书》中汉武帝与董仲舒的三次问对，不难看出其中脉络。我的研究结论是：三次问对所表现的磨合轨迹，显示出这样一个两相交换的关系——儒家以放弃复辟上古社会之政治主张为条件，换取“绝百家之道”的独尊地位；汉武帝则以“天下洽和”为目标，将阉割了复辟根基的柔性儒家推上文化霸权地位，使之发挥“教化”社会之功能。
　　三问三对
　　这三次问对的大体脉络是——第一回合，相互试探。
　　汉武帝下诏，说明自己对三王之道的崇敬，“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请贤良们抒发高论，并且保证“朕将亲览”——我会亲自看。由此，董仲舒第一次上书对策，洋洋近两千言，主要陈述了三层意思：其一，上古王道的源流演变，及其伟大崇高；其二，将天下沦丧之根源归结于法家，攻讦法家“任刑虐政”，“欲尽灭先王之道”，而导致天下沦丧；其三，着力分析“教化”社会的重要，一力褒扬孔子之学的“教化”功能。请注意，董仲舒虽然大肆赞美了上古王道，却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坚持了几百年的复辟主张。也就是说，董仲舒实质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儒家是尊古的，但当下的儒家未必一定要坚持回到上古社会去；只要国家能像上古三代那样教化民众，社会就不会动乱；教化之能，莫如儒家。
　　第二回合，相互磨合。
　　汉武帝回答董仲舒对策，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都说秦代“任刑”而导致天下倾覆，可是，如今我竭力按照王道行事，如何还是一片混乱？由此，董仲舒第二次对策。仍然是洋洋近两千言，意思却相对明确多了：其一，再次描述上古禅让制的美好，与社会习俗的敦厚安宁，指出其根本原因是“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其二，严厉指斥秦帝国“绝教化之道”，任用法家，导致社会大乱，人心大坏；其三，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使其作为“教化之本源”；其四，提出了任用官吏的两个标准，“量才以授官，录德以定位”。
　　这次，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依然赞美上古，却还是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的复辟主张。董仲舒着意强调的重点是，教化人心，极端重要。董仲舒提出了教化方略，但却不是孔子孟子的原生教义——以西周礼制教化民众。而是两个新主张：以“太学明师”为教化本源，以“才德官吏”为教化力量，可大行教化之道。请注意，董仲舒这次上书，没有提出儒家独尊之意，反而表示了在太学中与天下之士共存的意思，在任用官吏标准上，也将“才”摆在了“德”之前。显然，董仲舒还是在试探。
　　第三回合，终见真章。
　　汉武帝再答董仲舒对策，表示了“虚心以改”的求教诚意，同时明确表示：先生还是说得不甚明白，希望听到更具体、更明确的意见。由此，董仲舒第三次上书对策。这次，董仲舒洋洋洒洒近三千言，终于将最真实的主张和盘托出。
　　首先，董仲舒万分感慨地检讨了自己前两次上书没说清楚，“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而后，董仲舒汹涌直下，一鼓作气将自己的对策层层说来：其一，以天道为轴心，详细剖析了三代教化的异同，指出了教化民心的根本，是“乐而不乱，复而不厌”的大道，生发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化永恒论；其二，再度攻讦法治社会，强调王道教化，提出了一条图谋极深的主张——天子纵然行法，亦当以王道教化驾驭之——“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其三，最终提出儒家独尊主张，“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历史真相
　　简约的历史文档，并不是全部真相。依据古今政治实践的逻辑，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三次奏对背后的基本事实——参与大讨论的“贤良方正”们的不断酝酿，董仲舒一派的集体会商，儒家群体对“上意”的不断揣摩，汉武帝与某些重要人物的秘密会商以及此等人与董仲舒的秘密接触与沟通等。因此，应该明确，董仲舒的最后主张并不是一种个人意愿，而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


　　很清楚。董仲舒提出的根本目标，是“绝百家之道”；当下策略，是“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主张，演化为文化政策就是：官方不能接纳百家之学，社会也不能给其他学派留并进之路；在儒家保持文化霸权的条件下，法家与法制才是可以作为手段使用的。此所谓“统纪可一，法度可明”。用当代文明理念解析之，董仲舒以实现儒家文化霸权的形式，将法家及其相连的法治，置于了儒家统御之下，从而完成了国家统治方式的倒退——以儒家理念驾驭法制，从秦帝国的法治时代退回到人治时代。
　　同为政治学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天敌。儒家可以不顾忌别家，但是不能不顾忌法家。董仲舒的三次上书，每次都要大肆攻讦法家，将儒家压倒法家作为最实际的学派目标，充分说明了儒家对于法家的忌惮。更重要的是，秦帝国之后，儒家也已经看到了，法制（注意，不是法治）不可能完全退出社会；三代王道礼制，也不可能无保留的复辟。
　　惟其如此，董仲舒对法家提出了这样的安置——我为统驭，你为工具。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主张，自此，儒家开始了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