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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纾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大家，由他翻译及其与人一起合译的达到两百多部，林译小说提高了中国小说的地位，并推动其革新。同时其小说也被后世的一些学者指出存在大量的删节，改写和讹舛。本文将从勒弗维尔和苏珊巴斯内特的改写理论出发来分析林纾《吟边燕语》译文改写的具体原因。
【关键词】：林纾； 吟边燕语；改写理论
一、作者简介及其作品介绍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年称蠡翁、践卓叟，福建闽县（今福建）人。林纾自幼好学受到启蒙教师影响因此对古文颇有研究。晚年林纾全家迁居到北京结识了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两人相见恨晚，畅谈诗文，吴先生赞赏林纾的文章为“遏抑掩蔽，能伏其光气者”。后受到京师大学堂校长李家驹的邀请任京师大学堂的教员。[1]不惑之年以后林纾开始与别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直到逝世。他一生总共翻译介绍了183中小说，所译字数达到1200万，在中国翻译史乃至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康有为在1912年还曾写过一首诗赋《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赠给林纾，首句是“译才并世数严林”，将林纾与严复并提。由此可见林纾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贡献。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大而最不可磨滅的贡献，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1879年林纾中年丧偶，郁郁寡欢。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到了从法归来的王寿昌，两人合译了法国大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902年一经出版获得极大的反响，这一意外的成功使得林纾对翻译产生了极大的激情。 [2]他一生翻译了多部英美及其他国家的著名小说，如狄更斯的David Copperfield（1850）《大卫科波菲尔》林纾译为《块肉余生术》，The Old Curiosity Shop（1841）《老古玩店》，《孝女耐儿传》。哈葛德原著She （1886）林译为《三千年艳尸记》，华盛顿欧文的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1820）《拊掌录》，斯托夫人（H﹒ B﹒ Stowe，1812-1896）Uncle tom’s Cabin（1852）《汤姆叔叔的小屋》 ，在1901年有林纾翻译为《黑奴吁天录》出版。
二、改写理论下的《吟边燕语》具体分析
（1）改写理论介绍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的语文学范式和语言学的束缚，而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始于文化学派对文化的研究，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经历了同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主义阶段以奈达和纽马克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以佐哈与图瑞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后结构主义阶段德利达和尼南贾娜为代表。但是经过这三个阶段以后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并没有打破传统的忠实观，对等仍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翻译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之内，片面地认为忠实和等值就是翻译理论的全部。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出版，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张。在文化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勒菲弗尔与其他几个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明确提出了文化转向就是要去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文本操纵是如何发生的，勒菲弗尔提出了“操控理论”还认为有七个方面的因素参与操控翻译的过程并影响着翻译文本的生产。[3]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关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影响和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大方面的问题”他们考察以文集评论，电影改编，翻译等形式创造出的文学形象，同时考察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制度机构，于是，将翻译视为文本转换活动变发生了将翻译视为文化和政治的活动的转向，这种转向，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在其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将其称为“文化转向”。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采用了这一术语，用它来比喻这种文化动向，并且用它作为主线贯穿论文集收录的一系列个案研究，其中就包括了翻译即“挪用”，以及翻译即重写（包括电影与改编）。[4]安德烈·勒菲弗尔（1944-1996）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翻译和比较文学的教授，原籍比利时。勒菲弗尔是美国翻译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他在翻译操纵观的核心意义就是，译者在处理源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利取己所需地对文本进行改写。他认为，翻译就是对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的改写；其他文学形式如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戏剧电影等也都是对文本形象的改写。而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纵，改写就是使文本按照操纵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产生影响和作用。[4]勒菲弗尔对操纵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他提出了改写这一重要理论。翻译即改写，改写即操纵，任何译文都是译者根据目标语的特点所进行的一种操纵。追溯林纾所在的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国政治与文化由于封閉与僵化，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民国初年有经历了多次浩劫，在林纾的人生路途中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一生想始终，深深影响着林纾的一生，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混乱的社会中造就了译界的奇才。[6]处于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大批文人如严复、梁启超等，他们感知到文学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学观念。1897年严复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就写道这些经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它们有着改造社会的功能，其深度和广度远在经史之上，还强调欧美国家的文明开化得益于小说的帮助，把小说的重要性提到了政治高度。同年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天演论》，对挽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民众起到了极大觉醒作用。梁启超也首次提倡“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文学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严复和梁启超对翻译外国小说的倡议对晚晴小说翻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纵观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即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影响下林纾走上了小说翻译介绍之路。. 三、林纾对《吟边燕语》进行改写的原因
其一：了解夷情，了解西方的动机。清朝中晚期后，清政府禁止与外国通商，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逼近国土，他们方知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英国这一国家。林纾选择译文时也出于让国民了解夷情的目的，他翻译了《橡湖仙影》、《拊掌录》、《旅行叙异》、晚晴文学翻译的明显特征。1898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大批翻译家诸如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林纾等并未遵循严复的“信，达，雅”理论。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影响，译者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意识。 [1]其二：林纾翻译的《雾中人》目的是要向西方学习，林纾翻译介绍西方军旅题材小说动机也是让国人学习西方的军事知识为我所用。如《利俾瑟战血余腥记》（1904）、《剑底鸳鸯》 、《古鬼遗金记》（1912）。[8]其三；林纾书名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策略就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体现出。林纾1904年出版的吟燕语，按直译可译为《莎士比亚故事集》，他将此书译为《吟边燕语》，又名《莎诗纪事》，学者认为这个四字词“吟边燕语”充满诗情画意。钱钟书认为林纾采用的这个题目来自宋代词人李彭老的《木兰花慢》（送客）中“吟边燕语”吟边燕语四个词来自该词的“上阙和下阙”。林纾译作无数，很多采用了归化书名，如狄更斯的原著《大卫科波菲尔》，林纾译为《块肉余生记》。林纾翻译的绝大部分国外作家的著作多采用异化翻译法。除了书名，人名，地名的归化异化策略之外，在作品中的称谓和句子结构也都有明显的异化策略。如在列﹒夫托尔斯泰《现身说法》中原著时这样写的“Let us wait until half past two，”… “ if he has not come by half-past two， we can ask St. Jerome to put away our notebooks.”它的译文为“当告之先生昭罗木，不必更俟其人。”
四、改写理论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1）原文：小安的见追者风讯而至，遂逃入尼庵（外国不名尼庵，今借用之）。括号中短短数字的注释，透露出林纾的翻译思想。说明林纾翻译外国著作时，若为有合适词语，常借用某个意思相近或者类似的中文词语表达英文意思。这在林纾的另一部著作《迦茵小传》中也有很多具体的例子。[6]
（2）预伏刺客于道，遮班固，班固果中刺客死，弗谅司遁。（弗谅司后果王苏格兰，直至于雅各第一，始于英合，雅各犹在位也）括号中的文字看似林纾的注释，实则也是把原文改成了注释。原文对照如下：…The way by which Banquo was to pass to the palace at night was best by murderers appointed by Macbeth， who stabbed Banquo； but in the scuffle Fleance escaped. From that Fleance descended a race of monarchs who afterward filled the Scottish throne， ending with tames the sixth of Scotland and the first of England， under whom the two crowns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were united. 參照原文可以发现林纾把but in the scuffle Fleance escaped. From that Fleance descended a race of monarchs who afterward filled the Scottish throne， ending with tames the sixth of Scotland and the first of England， under whom the two crowns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were united.这一部分原文的内容全部改写成括号内的注释了。[6]
（3）时椎罗王自送其女至大索司，名曰马林娜，义云海中生也。
英语原文为：Pericles carried his young daughter（whom he named Marina， because she was born at sea.）从英语原文可以看出名曰马林娜，“名曰马林娜，义云海中生也”这部分内容是原文的括号内的，在原文中是作者的注释，林纾把注释改写成了译文。[11]在《吟边燕语》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外史氏曰；读吾书者，必以为吾所论述，咸属子虚。究之世界茫茫，孰非梦者？以梦书授梦人，亦何所不可。故名是篇曰夏夜梦（仙狯者，译者所定论也）。这是林纾翻译的译文，然而经由查阅多种版本，这里的外史氏说的内容并不存在于兰姆原本中，因此这是林纾自己译入的内容 。苏珊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文化中运作，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方式是可能影响其翻译方式的因素。[6] 1896年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中，写道凡译书者，特使人深知其意，苟其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颓倒之，未为害也。[6]刘半农批评了林纾小说翻译中的缺点：1）原稿选择不精，往往把外国及其没有价值的著作也翻译出来了，2）谬误太多，3）以唐代小說之神韵，翻译外洋小说，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因为译书与著书有所不同，译书应与原文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用本国文字去凑外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来凑就本国文。 [8] “讹”即“错误”，“ 不真实”， 讹舛，讹误，讹谬。胡适所说的“失之讹”，指译文背离原文的意义，没有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思想或精神，即“失真”，或者说“不信”或“薄信”，当然也许还包括苏曼殊所谓的“粗豪”中的“粗”。 [7]林纾翻译的小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译述。《吟边燕语》基本是加班加点所译 “夜中余闲，魏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余就灯起草，积二十日书成。其文均莎诗之记事也。”[1]167，195，198，钱钟书认为“讹”是翻译难以避免的，但林纾的翻译有意“讹”，不但有任意删节的“讹”，也有胡乱猜测的“讹”[2]100 ～ 102。[6] 五.结语
林纾在其翻译生涯中总共翻译了两百多部著作，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大而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然而后世的许多学者对林译小说中的改写，删节，以及讹舛有很大的争议性。林纾曾多次提到过自己的译文“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这是在《 西利亚郡主别传》序中写的。今天在美国学者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视角下分析其作品，我们应该用哲学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林因小说的改写及其删节问题。通过整篇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林译小说改写存在诸多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要求下，原文的有些思想内容不得不被加以改写或者删除。从林译《吟边燕语》的分析来看，对林译小说的改写，讹译不能一刀切，应该一分为二的对待。
参考文献：
[1]杨丽华. 中国近代翻译家研究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55-56
[2]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32
[3]张景华. 翻译理论：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Translation Ethics ：An Investigation into Venuti’s Translation Theory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17-19
[4] 杰米里·芒迪著 李德凤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第三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81 2014：181
[5]高华丽. 中西翻译话语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08-209
[6]刘宏照. 林纾小说翻译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9，294
[7]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90-92，142
[8]高华丽. 中西翻译话语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7，34，46
[9]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71
[10]高华丽 中外翻译简史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80-83
[11] 王伟： 改写理论视角下林纾的翻译：以《吟边燕语》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4）：113-114
作者簡介：刘桃艳（1989-），女，汉族，云南曲靖市人，文学硕士，单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英语笔译专业硕士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林纾； 吟边燕语；改写理论
一、作者简介及其作品介绍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年称蠡翁、践卓叟，福建闽县（今福建）人。林纾自幼好学受到启蒙教师影响因此对古文颇有研究。晚年林纾全家迁居到北京结识了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两人相见恨晚，畅谈诗文，吴先生赞赏林纾的文章为“遏抑掩蔽，能伏其光气者”。后受到京师大学堂校长李家驹的邀请任京师大学堂的教员。[1]不惑之年以后林纾开始与别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直到逝世。他一生总共翻译介绍了183中小说，所译字数达到1200万，在中国翻译史乃至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康有为在1912年还曾写过一首诗赋《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赠给林纾，首句是“译才并世数严林”，将林纾与严复并提。由此可见林纾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贡献。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大而最不可磨滅的贡献，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1879年林纾中年丧偶，郁郁寡欢。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到了从法归来的王寿昌，两人合译了法国大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902年一经出版获得极大的反响，这一意外的成功使得林纾对翻译产生了极大的激情。 [2]他一生翻译了多部英美及其他国家的著名小说，如狄更斯的David Copperfield（1850）《大卫科波菲尔》林纾译为《块肉余生术》，The Old Curiosity Shop（1841）《老古玩店》，《孝女耐儿传》。哈葛德原著She （1886）林译为《三千年艳尸记》，华盛顿欧文的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1820）《拊掌录》，斯托夫人（H﹒ B﹒ Stowe，1812-1896）Uncle tom’s Cabin（1852）《汤姆叔叔的小屋》 ，在1901年有林纾翻译为《黑奴吁天录》出版。
二、改写理论下的《吟边燕语》具体分析
（1）改写理论介绍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的语文学范式和语言学的束缚，而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始于文化学派对文化的研究，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经历了同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主义阶段以奈达和纽马克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以佐哈与图瑞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后结构主义阶段德利达和尼南贾娜为代表。但是经过这三个阶段以后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并没有打破传统的忠实观，对等仍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翻译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之内，片面地认为忠实和等值就是翻译理论的全部。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出版，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张。在文化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勒菲弗尔与其他几个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明确提出了文化转向就是要去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文本操纵是如何发生的，勒菲弗尔提出了“操控理论”还认为有七个方面的因素参与操控翻译的过程并影响着翻译文本的生产。[3]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关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影响和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大方面的问题”他们考察以文集评论，电影改编，翻译等形式创造出的文学形象，同时考察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制度机构，于是，将翻译视为文本转换活动变发生了将翻译视为文化和政治的活动的转向，这种转向，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在其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将其称为“文化转向”。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采用了这一术语，用它来比喻这种文化动向，并且用它作为主线贯穿论文集收录的一系列个案研究，其中就包括了翻译即“挪用”，以及翻译即重写（包括电影与改编）。[4]安德烈·勒菲弗尔（1944-1996）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翻译和比较文学的教授，原籍比利时。勒菲弗尔是美国翻译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他在翻译操纵观的核心意义就是，译者在处理源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利取己所需地对文本进行改写。他认为，翻译就是对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的改写；其他文学形式如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戏剧电影等也都是对文本形象的改写。而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纵，改写就是使文本按照操纵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产生影响和作用。[4]勒菲弗尔对操纵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他提出了改写这一重要理论。翻译即改写，改写即操纵，任何译文都是译者根据目标语的特点所进行的一种操纵。追溯林纾所在的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国政治与文化由于封閉与僵化，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民国初年有经历了多次浩劫，在林纾的人生路途中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一生想始终，深深影响着林纾的一生，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混乱的社会中造就了译界的奇才。[6]处于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大批文人如严复、梁启超等，他们感知到文学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学观念。1897年严复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就写道这些经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它们有着改造社会的功能，其深度和广度远在经史之上，还强调欧美国家的文明开化得益于小说的帮助，把小说的重要性提到了政治高度。同年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天演论》，对挽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民众起到了极大觉醒作用。梁启超也首次提倡“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文学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严复和梁启超对翻译外国小说的倡议对晚晴小说翻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纵观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即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影响下林纾走上了小说翻译介绍之路。. 三、林纾对《吟边燕语》进行改写的原因
其一：了解夷情，了解西方的动机。清朝中晚期后，清政府禁止与外国通商，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逼近国土，他们方知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英国这一国家。林纾选择译文时也出于让国民了解夷情的目的，他翻译了《橡湖仙影》、《拊掌录》、《旅行叙异》、晚晴文学翻译的明显特征。1898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大批翻译家诸如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林纾等并未遵循严复的“信，达，雅”理论。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影响，译者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意识。 [1]其二：林纾翻译的《雾中人》目的是要向西方学习，林纾翻译介绍西方军旅题材小说动机也是让国人学习西方的军事知识为我所用。如《利俾瑟战血余腥记》（1904）、《剑底鸳鸯》 、《古鬼遗金记》（1912）。[8]其三；林纾书名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策略就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体现出。林纾1904年出版的吟燕语，按直译可译为《莎士比亚故事集》，他将此书译为《吟边燕语》，又名《莎诗纪事》，学者认为这个四字词“吟边燕语”充满诗情画意。钱钟书认为林纾采用的这个题目来自宋代词人李彭老的《木兰花慢》（送客）中“吟边燕语”吟边燕语四个词来自该词的“上阙和下阙”。林纾译作无数，很多采用了归化书名，如狄更斯的原著《大卫科波菲尔》，林纾译为《块肉余生记》。林纾翻译的绝大部分国外作家的著作多采用异化翻译法。除了书名，人名，地名的归化异化策略之外，在作品中的称谓和句子结构也都有明显的异化策略。如在列﹒夫托尔斯泰《现身说法》中原著时这样写的“Let us wait until half past two，”… “ if he has not come by half-past two， we can ask St. Jerome to put away our notebooks.”它的译文为“当告之先生昭罗木，不必更俟其人。”
四、改写理论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1）原文：小安的见追者风讯而至，遂逃入尼庵（外国不名尼庵，今借用之）。括号中短短数字的注释，透露出林纾的翻译思想。说明林纾翻译外国著作时，若为有合适词语，常借用某个意思相近或者类似的中文词语表达英文意思。这在林纾的另一部著作《迦茵小传》中也有很多具体的例子。[6]
（2）预伏刺客于道，遮班固，班固果中刺客死，弗谅司遁。（弗谅司后果王苏格兰，直至于雅各第一，始于英合，雅各犹在位也）括号中的文字看似林纾的注释，实则也是把原文改成了注释。原文对照如下：…The way by which Banquo was to pass to the palace at night was best by murderers appointed by Macbeth， who stabbed Banquo； but in the scuffle Fleance escaped. From that Fleance descended a race of monarchs who afterward filled the Scottish throne， ending with tames the sixth of Scotland and the first of England， under whom the two crowns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were united. 參照原文可以发现林纾把but in the scuffle Fleance escaped. From that Fleance descended a race of monarchs who afterward filled the Scottish throne， ending with tames the sixth of Scotland and the first of England， under whom the two crowns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were united.这一部分原文的内容全部改写成括号内的注释了。[6]
（3）时椎罗王自送其女至大索司，名曰马林娜，义云海中生也。
英语原文为：Pericles carried his young daughter（whom he named Marina， because she was born at sea.）从英语原文可以看出名曰马林娜，“名曰马林娜，义云海中生也”这部分内容是原文的括号内的，在原文中是作者的注释，林纾把注释改写成了译文。[11]在《吟边燕语》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外史氏曰；读吾书者，必以为吾所论述，咸属子虚。究之世界茫茫，孰非梦者？以梦书授梦人，亦何所不可。故名是篇曰夏夜梦（仙狯者，译者所定论也）。这是林纾翻译的译文，然而经由查阅多种版本，这里的外史氏说的内容并不存在于兰姆原本中，因此这是林纾自己译入的内容 。苏珊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文化中运作，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方式是可能影响其翻译方式的因素。[6] 1896年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中，写道凡译书者，特使人深知其意，苟其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颓倒之，未为害也。[6]刘半农批评了林纾小说翻译中的缺点：1）原稿选择不精，往往把外国及其没有价值的著作也翻译出来了，2）谬误太多，3）以唐代小說之神韵，翻译外洋小说，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因为译书与著书有所不同，译书应与原文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用本国文字去凑外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来凑就本国文。 [8] “讹”即“错误”，“ 不真实”， 讹舛，讹误，讹谬。胡适所说的“失之讹”，指译文背离原文的意义，没有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思想或精神，即“失真”，或者说“不信”或“薄信”，当然也许还包括苏曼殊所谓的“粗豪”中的“粗”。 [7]林纾翻译的小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译述。《吟边燕语》基本是加班加点所译 “夜中余闲，魏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余就灯起草，积二十日书成。其文均莎诗之记事也。”[1]167，195，198，钱钟书认为“讹”是翻译难以避免的，但林纾的翻译有意“讹”，不但有任意删节的“讹”，也有胡乱猜测的“讹”[2]100 ～ 102。[6] 五.结语
林纾在其翻译生涯中总共翻译了两百多部著作，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大而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然而后世的许多学者对林译小说中的改写，删节，以及讹舛有很大的争议性。林纾曾多次提到过自己的译文“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这是在《 西利亚郡主别传》序中写的。今天在美国学者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视角下分析其作品，我们应该用哲学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林因小说的改写及其删节问题。通过整篇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林译小说改写存在诸多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要求下，原文的有些思想内容不得不被加以改写或者删除。从林译《吟边燕语》的分析来看，对林译小说的改写，讹译不能一刀切，应该一分为二的对待。
参考文献：
[1]杨丽华. 中国近代翻译家研究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55-56
[2]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32
[3]张景华. 翻译理论：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Translation Ethics ：An Investigation into Venuti’s Translation Theory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17-19
[4] 杰米里·芒迪著 李德凤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第三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81 2014：181
[5]高华丽. 中西翻译话语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08-209
[6]刘宏照. 林纾小说翻译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9，294
[7]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90-92，142
[8]高华丽. 中西翻译话语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7，34，46
[9]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71
[10]高华丽 中外翻译简史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80-83
[11] 王伟： 改写理论视角下林纾的翻译：以《吟边燕语》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4）：113-114
作者簡介：刘桃艳（1989-），女，汉族，云南曲靖市人，文学硕士，单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英语笔译专业硕士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