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是现代人类社会和国家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在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科技政策不仅在经济建设中，也应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重大作用。
　　在国家政策的漫长发展史上，科技政策不仅是最年轻、发展最快，又是社会经济意义最重大的少数政策之一。大体上，科技政策萌发于近代欧美工业革命时期，形成于２０世纪前期，大规模和系统化发展于２０世纪后期。
　　科技政策历史不长，其中，科技政策以什么为“本位”（根本目的）的问题是根本的战略问题。人类科技活动的目的非常复杂，其社会经济影响利弊皆有，这些都对科技政策有重大影响。从大国历史实践来看，大体上有资本利润、战争军备、国家威望、计划经济四类本位。一方面，它们本身在客观上是科技政策的基本要素，有积极作用，在某些条件下非常重要。如科技政策不可能长期不考虑经济效益，在战争中必须以军事为本，国家威望必须有科技支撑，计划经济手段有一定促进特效等；另一方面，一旦它们成为“本位”就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不良影响，甚至成为重大不利因素。
　　在国外科技政策史上，以资本利润、战争军备、国家威望和计划经济为本位的政策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教训。２０世纪前期，西方深陷社会经济危机，以资本利润为本的科技发展及其政策广受批评。一个典型是英国学者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批评滥用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后果：“这个时代的种种困难本身似乎就是这种社会进步所造成的。”科学技术带来的新生产方法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反而引起失业和生产过剩，无法解救广泛的贫困；科学用于制造武器使战争更为可怕。他主张反思科技的社会目的和政策。２０世纪后期冷战爆发，美、英科技政策奉行以战争军备、国家威望为本的科技政策，不惜牺牲社会经济发展。结果在７０年代又一次社会经济危机中再度受到猛烈批评，不得不大调整。其中，科技政策的战略失误是英国衰落原因之一。
　　还有政府科技投资效益不高，管理僵化、大量浪费和腐败、军民科技相互脱节、许多科技项目不符合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科技伦理混乱等问题。前苏联以计划经济为本的科技政策虽造就了科技大国，却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留下了严重的政治经济教训。诸如此类的科技政策，有一时之效，却难以长久，换言之，脱离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之本。早在１９２７年，《泰晤士报》报道了一位主教的布道：“我甚至甘冒被听众中某些人处以私刑的危险，也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如果把全部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都关闭十年，科学界以外的人们的幸福也不一定会因此而减少。”
　　无疑，科技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推进作用，也存在不少众所周知的具体问题。在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面对的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中，有一些是基本问题。
　　其一，社会财富创造与科技政策的关系。人类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制度和政策总是制约着社会财富的创造活动和模式，其中在科技方面，不仅决定科学技术生存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决定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意义，以及现代科技政策的“本位”。在现代，至少从经济角度看，有市场经济的科技政策、计划经济的科技政策、混合经济体制的科技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科技政策和发展中国家科技政策等。不同的科技政策及其包括的科技体制有不同的经济后果。
　　前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科技政策，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却未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成就，没有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来满足国内人民需要和支持冷战斗争。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英国科技政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２０年，英国推行与超级大国一争高下的全面竞争科技政策，投资巨大，也有不少卓越的科技成就，但是，英国经济的实力每况愈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无可奈何地衰落了，更没有实现利用科技力量来保住大英帝国的“宏伟”目标。相比之下，二战后的德、日科技政策因是法西斯战败国，被限制发展军事力量和军事科技，于是集中力量于经济建设，反而促进了国民经济大发展。此外，科技体制是依靠少数人的精英体制还是广泛动员社会的大众体制，也决定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一般而言，鼓励科技事业社会化的大众体制，是开放性的，能够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具有宽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创新活力，适合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和有利于大规模创造社会财富，易于使科技普惠于民。精英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实现一些重大突破，但是远逊于大众体制的广泛社会经济效应。
　　其二，社会财富分配与科技政策的关系是又一重要问题，或许比前一问题更重要，但迄今未引起足够注重，也缺乏深入研究。长期以来，科技政策一直被认为只是关于科技发展的政策，只是科技领域中的政策。的确，这种认识并没有错。但是，需要考虑一系列围绕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首先，现代科技活动已经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活动，几乎覆盖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成为一种几乎无所不在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广泛的企业科技活动。这意味着科技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具有重大生产意义的人类活动。
　　其次，现代科技已经是一种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只要看一看信息科技是如何以惊人的高速度造就了巨大的信息资源，同时以同样惊人的高速度造就了一个巨大的信息产业，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就不难理解了。有类似意义的还有生物科技、航天科技等一批高新科技群。任何资源，无论是科技资源还是其他资源，只要具有了经济意义和价值，就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必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直接联系，成为分配竞争的对象。
　　再次，现代科技已经是一种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革力量，广泛涉及各种社会利益的得失。例如，每次科技革命中，产业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旧产业衰落，新产业崛起，由此引发失业和就业，直接影响大量人口的职业和生计问题。再如，科技发展促进生活方式变化，大量科技成果洪流般地深入到社会和家庭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人际交流，以至思维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变革不是没有代价的，同样关系到利益得失。
　　最后，科技差距、知识差距已经公认是人类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尤其突出。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科技差距，它使各种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平衡，在世界资源分配中导致更多不公平。在一个社会的内部，各种人们掌握知识的差距同样深刻地影响到财富的分配。同时，差距表明竞争。无论是在国家层次还是在社会层次，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和知识竞争越来越具有财富分配意义。在人类社会，任何有一定意义的差距和竞争，都会在相应程度上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个部分。
　　因此，只是单纯考虑科技发展的科技政策，不是最佳政策，实际上也不存在。主要问题是科技政策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上考虑越来越多的复杂社会经济因素，以什么为本，如何协调科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关系。虽然这相当复杂棘手，却不得不是现代科技政策一个必然发展趋势，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以人为本，简要而言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失为政策考量依据，普惠于民，以增进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策的根本任务。百年来，世界上围绕科技政策的众多争论中有一个焦点，就是科技政策究竟于谁有利。从历史和现实看，脱离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科技政策，都是弊大于利，不利于富民兴国的。
　　当代中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高速发展的巨大历史变革时期，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激荡巨变，同时面临全球化竞争等复杂国际环境。虽然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公认的历史性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困现象、下岗失业等。因此，能否长期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化解矛盾问题，国运所系，世人瞩目。其中，科技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以人为本，利用科学技术建设强大的物资基础，改善人民生活，缓解贫困，为解决能源、环境、医疗、教育、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提供化解之道，是中华民族对科技政策的历史性要求，是科技政策的根本任务。凡富民之策，必为兴国之举，和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