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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篇短文，引发了一场大范围讨论；他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项，让“创新”第一次在政治范畴内成为地方政府的热词；他力辞高官，只为回归大学专心做学问。他叫俞可平，原中央编绎局副局长，现北京大学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历史·哲学·政治
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俞可平考取了绍兴师专政史系。作为政史系的文科学生，俞可平很快显现了他的不同，他旁听了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等课程。三年后，他成为了厦门大学哲学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后来，俞可平又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当时的我，内心总是涌起一种充满豪情的责任感，觉得自己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他和导师探讨自己的理想，导师告知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农家孩子：你所理解的责任，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知识的责任，通过摸索，去推动知识的传播；另一种就是通过实践，推动社会进步。前一种通过努力都可以实现，但后一种，推动社会进步，那是思想家才能做到的事情。
1984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得知这个消息的俞可平放弃了在厦大留校任教的机会，决定报考赵宝煦教授的博士生。与前两次选择专业方向不同，这次，他有了自己的判断：“改革开放拓宽了我的视野。当我从厦大哲学系毕业时，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了解了中国政治，就相当于掌握了中国社会的钥匙。”
从历史到哲学再到政治，俞可平涉及了联系最紧、区别又很大的三个学科门类。这段求学经历，为他储备了非常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他为自己日后所从事的研究准备了三样武器：历史的眼光，哲学的分析，政治的远见。
俞可平成了赵宝煦教授的关门弟子。入学一年后，俞可平向赵宝煦教授提出要转变研究方向，放弃国际政治学转而研究中国政治，并且是中国现实政治。导师不解：国际政治是和海外联合培养的，有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中国政治比较敏感，干吗要去这个禁区闯荡？俞可平对导师说：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政治学者，应主动参与到改革当中去。
俞可平开始专注于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基础上，参考了当时国际流行的学术名著，用系统分析法、文化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和工具，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博士毕业后，赵宝煦教授打算让自己的得意弟子留校任教，但正好中央编译局当时要加强政治理论研究，几个理论家便向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发出了邀请。俞可平被几位理论家的诚意打动，便去了中央编译局。
希望做一个发现者
俞可平选对了地方。中央编译局是中央的直属机构，能站到中国政治的最前沿。它又是以翻译研究为主的专业机构，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理论家和学者。俞可平到来的时候，中央编译局正面临一场转型，从单一的翻译机构向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智库转变，这种大环境给俞可平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1990年，已经升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的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他在文中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招致了许多批评。但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作为一个学者，必须要有闯禁区的勇气。”
一个部委的领导找到俞可平的分管领导说，俞可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鼓吹人权，宣扬资产阶级观点，要警惕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动向。分管领导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资本论》中就多次强调人权，这个年轻人的观点是有根据的。俞可平很庆幸，他遇到了一个宽容和理解他的领导。
2000年前后，俞可平和中央编译局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的课题研究，为高层决策提供政情支持和理论支持，其中有一些来自执政党最核心的机构。
此时的俞可平逐渐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他开始思考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2003年，他和学者王长江以各自单位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希望从一个小的切口，用最小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推动实质性的社会进步。
一开始并不顺利，地方党政部门接到电话时总是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们？你们要收多少钱？“我们没有红头文件，一些地方官员比较冷淡也很正常，但我们是凭着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的。”
评选坚持了下来，如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先后有2100多个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参与了评选，范围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这是一件让俞可平非常自豪的事情：“虽然受到了诸多非议，但我还是信心百倍地去做。及时地发现政改经验，并使这些实践让主政的官员和决策层知道，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的东西，我希望能做第一个发现者。”
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作为一名体制内的学者型高官，有关俞可平的争议只限于政治学领域的理论界。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是一篇不足两千字的文章。
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证》的文章，作者是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
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人民网、新华网和《学习时报》文摘版同时全文转载，这一不约而同的举动，让此文显得非同寻常。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成为了公共事件。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行政事务的增多，俞可平纯粹地做研究的想法日渐强烈。2015年10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俞可平在会议现场宣布，经多次申请，他已获批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将调任北京大学，担任新组建的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同时担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一职。
有人猜测，俞可平肯定是犯了错误，被边缘化了；也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提前隐退。“这些猜测都是空穴来风，我只是希望能专心地做学问，实现一个学者推动学术进步的愿望。”俞可平也希望用自己的这次行动，实践中央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原则。
2016年2月26日，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开学典礼上，俞可平告诉台下的学生们自己辞职来到北大的理由：“在编译局二十多年，我一直是以尘世的学问为主，通俗地说就是做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次回到北大，我会将更多精力转向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天国的学问，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编辑 吴忞忞 mwumin@qq.com
历史·哲学·政治
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俞可平考取了绍兴师专政史系。作为政史系的文科学生，俞可平很快显现了他的不同，他旁听了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等课程。三年后，他成为了厦门大学哲学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后来，俞可平又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当时的我，内心总是涌起一种充满豪情的责任感，觉得自己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他和导师探讨自己的理想，导师告知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农家孩子：你所理解的责任，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知识的责任，通过摸索，去推动知识的传播；另一种就是通过实践，推动社会进步。前一种通过努力都可以实现，但后一种，推动社会进步，那是思想家才能做到的事情。
1984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得知这个消息的俞可平放弃了在厦大留校任教的机会，决定报考赵宝煦教授的博士生。与前两次选择专业方向不同，这次，他有了自己的判断：“改革开放拓宽了我的视野。当我从厦大哲学系毕业时，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了解了中国政治，就相当于掌握了中国社会的钥匙。”
从历史到哲学再到政治，俞可平涉及了联系最紧、区别又很大的三个学科门类。这段求学经历，为他储备了非常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他为自己日后所从事的研究准备了三样武器：历史的眼光，哲学的分析，政治的远见。
俞可平成了赵宝煦教授的关门弟子。入学一年后，俞可平向赵宝煦教授提出要转变研究方向，放弃国际政治学转而研究中国政治，并且是中国现实政治。导师不解：国际政治是和海外联合培养的，有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中国政治比较敏感，干吗要去这个禁区闯荡？俞可平对导师说：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政治学者，应主动参与到改革当中去。
俞可平开始专注于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基础上，参考了当时国际流行的学术名著，用系统分析法、文化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和工具，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博士毕业后，赵宝煦教授打算让自己的得意弟子留校任教，但正好中央编译局当时要加强政治理论研究，几个理论家便向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发出了邀请。俞可平被几位理论家的诚意打动，便去了中央编译局。
希望做一个发现者
俞可平选对了地方。中央编译局是中央的直属机构，能站到中国政治的最前沿。它又是以翻译研究为主的专业机构，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理论家和学者。俞可平到来的时候，中央编译局正面临一场转型，从单一的翻译机构向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智库转变，这种大环境给俞可平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1990年，已经升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的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他在文中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招致了许多批评。但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作为一个学者，必须要有闯禁区的勇气。”
一个部委的领导找到俞可平的分管领导说，俞可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鼓吹人权，宣扬资产阶级观点，要警惕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动向。分管领导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资本论》中就多次强调人权，这个年轻人的观点是有根据的。俞可平很庆幸，他遇到了一个宽容和理解他的领导。
2000年前后，俞可平和中央编译局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的课题研究，为高层决策提供政情支持和理论支持，其中有一些来自执政党最核心的机构。
此时的俞可平逐渐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他开始思考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2003年，他和学者王长江以各自单位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希望从一个小的切口，用最小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推动实质性的社会进步。
一开始并不顺利，地方党政部门接到电话时总是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们？你们要收多少钱？“我们没有红头文件，一些地方官员比较冷淡也很正常，但我们是凭着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的。”
评选坚持了下来，如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先后有2100多个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参与了评选，范围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这是一件让俞可平非常自豪的事情：“虽然受到了诸多非议，但我还是信心百倍地去做。及时地发现政改经验，并使这些实践让主政的官员和决策层知道，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的东西，我希望能做第一个发现者。”
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作为一名体制内的学者型高官，有关俞可平的争议只限于政治学领域的理论界。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是一篇不足两千字的文章。
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证》的文章，作者是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
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人民网、新华网和《学习时报》文摘版同时全文转载，这一不约而同的举动，让此文显得非同寻常。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成为了公共事件。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行政事务的增多，俞可平纯粹地做研究的想法日渐强烈。2015年10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俞可平在会议现场宣布，经多次申请，他已获批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将调任北京大学，担任新组建的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同时担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一职。
有人猜测，俞可平肯定是犯了错误，被边缘化了；也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提前隐退。“这些猜测都是空穴来风，我只是希望能专心地做学问，实现一个学者推动学术进步的愿望。”俞可平也希望用自己的这次行动，实践中央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原则。
2016年2月26日，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开学典礼上，俞可平告诉台下的学生们自己辞职来到北大的理由：“在编译局二十多年，我一直是以尘世的学问为主，通俗地说就是做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次回到北大，我会将更多精力转向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天国的学问，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编辑 吴忞忞 mwumin@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