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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明电影院，是邬达克作品；沐恩堂，是邬达克作品；国际饭店，还是邬达克作品；市三女中，即原来的中西女校，还是邬达克作品……
流连沪上，但凡是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建筑，几乎都与邬达克有关。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从来没有一个建筑师，能与一座城市的一个时代如此交融。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乐章，那么邬达克的作品，就是凝固在上海的华彩乐章。
这位出生在奥匈帝国斯洛伐克境内的建筑世家之子，在布达佩斯皇家理工学院建筑系甫一毕业，就应征入伍。前帝国上尉的传奇东方之旅由此而来。诚如有评论所言：“这位匈牙利设计师‘一战’期间在俄罗斯沦为战俘，经由俄罗斯来到中国，他将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建其主要的专业成就，在‘一战’末到日本入侵前这段时间，在以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为特征的阶段，成为当地最成功的设计师之一，也是上海转型最敏感的阐释者之一。”
今年是上海开埠170周年，年初的时候，又恰逢邬达克诞辰120周年和逝世55周年。在这样的时刻，纪念邬达克，对上海来说，有特殊的意味。邬达克的一件件作品，早已成为上海滩一个个地标。后来者追寻邬达克的足迹，会得到别样的启示。
一个人，一座城
最近，《邬达克》一书的主要作者，建筑历史博士卢卡·彭切里尼来到上海，为其作品的中文版做发布活动。彭切里尼1974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本人也是一位建筑师和设计师，现居意大利米兰，执教于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同时担任意大利米兰新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硕士项目负责人。他的博士论文是对拉斯洛·邬达克的生平和作品所作的首次全方位的学术研究。
彭切里尼十年前为研究邬达克来到上海，最初找到的，正是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的郑时龄教授。郑时龄说，“邬达克来上海以前在欧洲做过一些建筑项目，有过一些早期实践。然而接踵而来的则是军旅生活和流亡生涯。邬达克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从一名建筑师到士兵，再到一名建筑师，‘处处无家处处家’就是他几乎一辈子流落他乡的生活写照。”
邬达克于1918年末来到上海，直到1947年初去瑞士，在上海生活了29年。先是在美国建筑师克利开设的克利洋行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克利合作设计了中西女塾、美国总会、四行储蓄会汉口路大楼和诺曼底公寓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均为复古样式，但邬达克个人的某些风格，如喜爱用面砖饰面，已开始形成。
1924年年底邬达克自己开业，在30年代达到他的建筑师生涯的鼎盛时期。随着国际新建筑风格的出现，邬达克的设计风格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上海新风格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大力推动者。郑时龄指出：“他的设计风格的转变最初出现在1932年建成的真光大楼上，这座表现主义风格的办公建筑的立面上还留有一些传统风格的痕迹，其哥特式的尖券和褐色的面砖使整个建筑的造型十分简洁，又不失华丽和凝重。”如今，在圆明园路209号，依然能见到邬达克来沪早期的这座代表作。
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大光明大戏院于1933年6月的落成，标志着邬达克设计风格完成了彻底的转变，他的新潮设计立刻受到建筑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现代建筑师的地位。1934年12月，几乎是美国30年代摩天楼的直接翻版的高达83.8米的国际饭店落成。这座大楼不仅造型新颖，融汇了现代建筑和表现主义的语言，其结构、设备都代表了当时上海甚至远东地区的最高水平，由此奠定了他在上海建筑史上不可动摇的先锋地位。在1938年建成的吴同文住宅中，设计风格更接近国际式。圆弧形的大片落地玻璃窗、强烈的水平线处理和流线型的室外大楼梯等，使这座住宅成为上海现代建筑的代表作。
郑时龄说：“邬达克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和不同建筑师的建筑式样，从赴欧洲和美国的旅行中收集资讯，从最新的建筑杂志中寻求灵感，孜孜以求建筑的地域和时代精神。邬达克的建筑风格注重形象的整体几何性，造型丰富，细部处理细腻。邬达克的设计总能有新颖的构思，思路从未枯竭，他的50多项建筑作品中几乎没有重复出现的母题，这点对于一位建筑师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一个人，来到一座城。一座城，成就一个人。正如上海近代建筑的整体那样，邬达克的建筑风格扑朔迷离，历经新古典主义、哥特复兴、殖民地风格、折中主义、表现主义、装饰艺术派以及现代建筑风格。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了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式和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仿佛建筑风格的大全，既有当时欧美现代建筑的直接影响，也有建筑师个人的创造，几乎每一幢建筑都在表现不同的风格，每一种风格似乎都尽善尽美，然而又无法对这些建筑贴上确切的风格标签。邬达克设计的建筑类型涵盖了独立式住宅、公寓、酒店、办公楼、电影院、学校、银行、俱乐部、教堂、医院、工业建筑等十分广泛的类型，邬达克是上海最多产的外国建筑师之一，他所留下的大量建筑作品，参与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书写了上海近代建筑史辉煌的一页篇章。上海培育了邬达克，而作为现代建筑的倡导者，他也参与创造了上海近代建筑的摩登风格。
彭切里尼的“邬达克拼图”
作为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在近代上海快速现代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邬达克的设计和职业生涯也表现出一种职业建筑师的商业化倾向，善于满足业主的每一种品位和生活方式的需要，认真监造，追求建筑设计和施工的完成度。然而，邬达克从不去追逐那些激进先锋运动的潮流，在他的建筑实践中，总是有限度地做一些现代美学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尝试。也正因为如此，邬达克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建筑学派，也没有在探讨建筑理论方面做出建树，尽管他的作品曾经被欧洲许多建筑杂志报道过，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世界建筑史曾经提及他的名字。
彭切里尼说，“十年前刚来到上海的时候，掌握的材料非常少，当然我在美国宾州做了一些研究。”彭切里尼当时只知道同济大学的郑时龄是邬达克研究的专家。也是碰碰运气，他在地图上找到了同济大学的地址，正值8月份的中旬，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正好在修房子，没有什么人。人们很好奇地看着这个外国年轻男人，而彭切里尼当时也不会说中文，就不停地用英文跟他们讲郑时龄教授的名字，学校的工作人员居然听懂了，就跟他说：“你等一等，我帮你打一个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是一个人用意大利语跟他说下午好，那就是郑时龄。后来，郑时龄跟彭切里尼提到了关于邬达克的很多档案资料，都珍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档案馆里。于是彭切里尼找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学者雷诺。雷诺是最早的对于维多利亚大学里的邬达克档案进行研究的人，他的硕士论文就是以国际饭店为主题。雷诺给了彭切里尼与邬达克第二个儿子——西奥多·邬达克的联系方式。 “当时其实邬达克的妻子吉塞拉仍然在世，已经102岁，但是很遗憾没有能够访问到她。”彭切里尼说，“此后，寻找的历程就开始了。西奥多·邬达克说他妹妹叫阿莱萨·邬达克，当时是住在凤凰城。我就到凤凰城找到阿莱萨。阿莱萨又给了卢卡她的哥哥，马汀·邬达克在蒙特卡洛的地址，马汀又给了我很多布达佩斯亲戚的联系方式，这就一环套一环开始了邬达克的研究之旅。”彭切里尼的研究之旅如同一次探宝，好像一站一站地去寻找关于邬达克的踪迹和宝贝，但是直到最后才能够拼出一幅完整的关于邬达克的全景图。
彭切里尼还到了布达佩斯，拜访了邬达克的侄外孙女。“我是在一个非常冷的冬天拜访了邬达克的侄外孙女一家。我说我要研究邬达克，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你这儿有没有资料。她说好像他曾经给家里写过很多信，就找一找吧。她到卧室里打开一个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类似金属饼干盒的盒子。我问可以打开这个盒子吗？他们家里人说当然可以了。没想是一个‘藏宝盒’，里面多是邬达克亲笔写的明信片、书信，都是关于邬达克的一手档案资料。真是太宝贵了。”
从“藏宝盒”中，彭切里尼发掘出——邬达克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他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很多细节，事无巨细地通过书信、明信片的形式，向他远在东欧的家人汇报。一张邬达克自制的明信片显示，一面是邬达克亲手粘上去的一些他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小照片，背面是他亲手画的工作室的平面图。
Q&A
《财富堂》：欧洲这么多的建筑师，你为什么会选择邬达克作为研究对象？
彭切里尼：首先我对上海的建筑非常地着迷。我在研究邬达克时发现，他的成功其实取决于他有很多中国客户。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很多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建筑师都擅长美式风格、法式风格、英式风格，但他们中国的客户可能比较少，而邬达克对于建筑现代风格的要求，也就是邬达克的成名所在。其实当时中国客户的需求跟西方客户的需求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客户可能对现代性的要求更高。当时西方客户想要通过建筑来展示他们的权力，中国的客户就很不同，他们希望建筑能够展示他们对于现代的追求。当时上海正处在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时刻，这个与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发展的脉络也是一致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在邬达克刚刚展开他的职业旅程的时候，他的很多客户还是西方人。他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说到在这里简直没法做出真正好的建筑。为什么？因为当时任何带一点现代风格的建筑都会被视为德国风格的，这个在上海简直就是自杀，要知道当时正好是一战后的背景。邬达克的职业转折点就是他从为西方客户服务到为中国的客户服务，把世界上最现代的建筑，最流行的建筑风格毫无延误地，用最快的时间引进到上海，这就是邬达克的成就所在。这本书里也提到国际饭店的建造就用了当时最新的德国技术，特别是在地基的工程中。
《财富堂》：邬达克作为建筑师在西方是否也像在中国一样有名呢？
彭切里尼：在我追寻邬达克足迹过去的十年里，邬达克也从默默无闻到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关于他的展览、纪录片、电影，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图书出版，可以说，邬达克重新在世界建筑史上留下了名字！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研究文化遗产的组织，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邀请我和雷诺，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做一个关于邬达克的演讲；2008年上海市城市规划局和同济大学还有匈牙利领馆共同主办了一个邬达克年的纪念活动；2011年，苏黎世理工大学邀请我去做了一个关于邬达克的讲座。这次讲座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邬达克一直在国际建筑史上是比较被忽略的。国际一流建筑学府邀请做关于邬达克主题的讲座，那么也说明了他日益得到了国际认可和国际建筑学界的承认。
《财富堂》：邬达克热和我们当下的文化氛围或者是社会环境有关吗？
彭切里尼：还是邬达克他的个人故事太美好，太传奇了。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每次对别人提起，讲到邬达克故事，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非有重要，有价值，有意思，就自愿做很多邬达克的研究。我觉得主要还是归功于邬达克本人的传奇色彩，还有他的人生，他成就的价值。
流连沪上，但凡是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建筑，几乎都与邬达克有关。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从来没有一个建筑师，能与一座城市的一个时代如此交融。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乐章，那么邬达克的作品，就是凝固在上海的华彩乐章。
这位出生在奥匈帝国斯洛伐克境内的建筑世家之子，在布达佩斯皇家理工学院建筑系甫一毕业，就应征入伍。前帝国上尉的传奇东方之旅由此而来。诚如有评论所言：“这位匈牙利设计师‘一战’期间在俄罗斯沦为战俘，经由俄罗斯来到中国，他将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建其主要的专业成就，在‘一战’末到日本入侵前这段时间，在以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为特征的阶段，成为当地最成功的设计师之一，也是上海转型最敏感的阐释者之一。”
今年是上海开埠170周年，年初的时候，又恰逢邬达克诞辰120周年和逝世55周年。在这样的时刻，纪念邬达克，对上海来说，有特殊的意味。邬达克的一件件作品，早已成为上海滩一个个地标。后来者追寻邬达克的足迹，会得到别样的启示。
一个人，一座城
最近，《邬达克》一书的主要作者，建筑历史博士卢卡·彭切里尼来到上海，为其作品的中文版做发布活动。彭切里尼1974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本人也是一位建筑师和设计师，现居意大利米兰，执教于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同时担任意大利米兰新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硕士项目负责人。他的博士论文是对拉斯洛·邬达克的生平和作品所作的首次全方位的学术研究。
彭切里尼十年前为研究邬达克来到上海，最初找到的，正是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的郑时龄教授。郑时龄说，“邬达克来上海以前在欧洲做过一些建筑项目，有过一些早期实践。然而接踵而来的则是军旅生活和流亡生涯。邬达克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从一名建筑师到士兵，再到一名建筑师，‘处处无家处处家’就是他几乎一辈子流落他乡的生活写照。”
邬达克于1918年末来到上海，直到1947年初去瑞士，在上海生活了29年。先是在美国建筑师克利开设的克利洋行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克利合作设计了中西女塾、美国总会、四行储蓄会汉口路大楼和诺曼底公寓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均为复古样式，但邬达克个人的某些风格，如喜爱用面砖饰面，已开始形成。
1924年年底邬达克自己开业，在30年代达到他的建筑师生涯的鼎盛时期。随着国际新建筑风格的出现，邬达克的设计风格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上海新风格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大力推动者。郑时龄指出：“他的设计风格的转变最初出现在1932年建成的真光大楼上，这座表现主义风格的办公建筑的立面上还留有一些传统风格的痕迹，其哥特式的尖券和褐色的面砖使整个建筑的造型十分简洁，又不失华丽和凝重。”如今，在圆明园路209号，依然能见到邬达克来沪早期的这座代表作。
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大光明大戏院于1933年6月的落成，标志着邬达克设计风格完成了彻底的转变，他的新潮设计立刻受到建筑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现代建筑师的地位。1934年12月，几乎是美国30年代摩天楼的直接翻版的高达83.8米的国际饭店落成。这座大楼不仅造型新颖，融汇了现代建筑和表现主义的语言，其结构、设备都代表了当时上海甚至远东地区的最高水平，由此奠定了他在上海建筑史上不可动摇的先锋地位。在1938年建成的吴同文住宅中，设计风格更接近国际式。圆弧形的大片落地玻璃窗、强烈的水平线处理和流线型的室外大楼梯等，使这座住宅成为上海现代建筑的代表作。
郑时龄说：“邬达克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和不同建筑师的建筑式样，从赴欧洲和美国的旅行中收集资讯，从最新的建筑杂志中寻求灵感，孜孜以求建筑的地域和时代精神。邬达克的建筑风格注重形象的整体几何性，造型丰富，细部处理细腻。邬达克的设计总能有新颖的构思，思路从未枯竭，他的50多项建筑作品中几乎没有重复出现的母题，这点对于一位建筑师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一个人，来到一座城。一座城，成就一个人。正如上海近代建筑的整体那样，邬达克的建筑风格扑朔迷离，历经新古典主义、哥特复兴、殖民地风格、折中主义、表现主义、装饰艺术派以及现代建筑风格。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了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式和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仿佛建筑风格的大全，既有当时欧美现代建筑的直接影响，也有建筑师个人的创造，几乎每一幢建筑都在表现不同的风格，每一种风格似乎都尽善尽美，然而又无法对这些建筑贴上确切的风格标签。邬达克设计的建筑类型涵盖了独立式住宅、公寓、酒店、办公楼、电影院、学校、银行、俱乐部、教堂、医院、工业建筑等十分广泛的类型，邬达克是上海最多产的外国建筑师之一，他所留下的大量建筑作品，参与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书写了上海近代建筑史辉煌的一页篇章。上海培育了邬达克，而作为现代建筑的倡导者，他也参与创造了上海近代建筑的摩登风格。
彭切里尼的“邬达克拼图”
作为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在近代上海快速现代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邬达克的设计和职业生涯也表现出一种职业建筑师的商业化倾向，善于满足业主的每一种品位和生活方式的需要，认真监造，追求建筑设计和施工的完成度。然而，邬达克从不去追逐那些激进先锋运动的潮流，在他的建筑实践中，总是有限度地做一些现代美学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尝试。也正因为如此，邬达克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建筑学派，也没有在探讨建筑理论方面做出建树，尽管他的作品曾经被欧洲许多建筑杂志报道过，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世界建筑史曾经提及他的名字。
彭切里尼说，“十年前刚来到上海的时候，掌握的材料非常少，当然我在美国宾州做了一些研究。”彭切里尼当时只知道同济大学的郑时龄是邬达克研究的专家。也是碰碰运气，他在地图上找到了同济大学的地址，正值8月份的中旬，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正好在修房子，没有什么人。人们很好奇地看着这个外国年轻男人，而彭切里尼当时也不会说中文，就不停地用英文跟他们讲郑时龄教授的名字，学校的工作人员居然听懂了，就跟他说：“你等一等，我帮你打一个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是一个人用意大利语跟他说下午好，那就是郑时龄。后来，郑时龄跟彭切里尼提到了关于邬达克的很多档案资料，都珍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档案馆里。于是彭切里尼找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学者雷诺。雷诺是最早的对于维多利亚大学里的邬达克档案进行研究的人，他的硕士论文就是以国际饭店为主题。雷诺给了彭切里尼与邬达克第二个儿子——西奥多·邬达克的联系方式。 “当时其实邬达克的妻子吉塞拉仍然在世，已经102岁，但是很遗憾没有能够访问到她。”彭切里尼说，“此后，寻找的历程就开始了。西奥多·邬达克说他妹妹叫阿莱萨·邬达克，当时是住在凤凰城。我就到凤凰城找到阿莱萨。阿莱萨又给了卢卡她的哥哥，马汀·邬达克在蒙特卡洛的地址，马汀又给了我很多布达佩斯亲戚的联系方式，这就一环套一环开始了邬达克的研究之旅。”彭切里尼的研究之旅如同一次探宝，好像一站一站地去寻找关于邬达克的踪迹和宝贝，但是直到最后才能够拼出一幅完整的关于邬达克的全景图。
彭切里尼还到了布达佩斯，拜访了邬达克的侄外孙女。“我是在一个非常冷的冬天拜访了邬达克的侄外孙女一家。我说我要研究邬达克，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你这儿有没有资料。她说好像他曾经给家里写过很多信，就找一找吧。她到卧室里打开一个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类似金属饼干盒的盒子。我问可以打开这个盒子吗？他们家里人说当然可以了。没想是一个‘藏宝盒’，里面多是邬达克亲笔写的明信片、书信，都是关于邬达克的一手档案资料。真是太宝贵了。”
从“藏宝盒”中，彭切里尼发掘出——邬达克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他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很多细节，事无巨细地通过书信、明信片的形式，向他远在东欧的家人汇报。一张邬达克自制的明信片显示，一面是邬达克亲手粘上去的一些他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小照片，背面是他亲手画的工作室的平面图。
Q&A
《财富堂》：欧洲这么多的建筑师，你为什么会选择邬达克作为研究对象？
彭切里尼：首先我对上海的建筑非常地着迷。我在研究邬达克时发现，他的成功其实取决于他有很多中国客户。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很多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建筑师都擅长美式风格、法式风格、英式风格，但他们中国的客户可能比较少，而邬达克对于建筑现代风格的要求，也就是邬达克的成名所在。其实当时中国客户的需求跟西方客户的需求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客户可能对现代性的要求更高。当时西方客户想要通过建筑来展示他们的权力，中国的客户就很不同，他们希望建筑能够展示他们对于现代的追求。当时上海正处在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时刻，这个与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发展的脉络也是一致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在邬达克刚刚展开他的职业旅程的时候，他的很多客户还是西方人。他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说到在这里简直没法做出真正好的建筑。为什么？因为当时任何带一点现代风格的建筑都会被视为德国风格的，这个在上海简直就是自杀，要知道当时正好是一战后的背景。邬达克的职业转折点就是他从为西方客户服务到为中国的客户服务，把世界上最现代的建筑，最流行的建筑风格毫无延误地，用最快的时间引进到上海，这就是邬达克的成就所在。这本书里也提到国际饭店的建造就用了当时最新的德国技术，特别是在地基的工程中。
《财富堂》：邬达克作为建筑师在西方是否也像在中国一样有名呢？
彭切里尼：在我追寻邬达克足迹过去的十年里，邬达克也从默默无闻到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关于他的展览、纪录片、电影，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图书出版，可以说，邬达克重新在世界建筑史上留下了名字！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研究文化遗产的组织，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邀请我和雷诺，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做一个关于邬达克的演讲；2008年上海市城市规划局和同济大学还有匈牙利领馆共同主办了一个邬达克年的纪念活动；2011年，苏黎世理工大学邀请我去做了一个关于邬达克的讲座。这次讲座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邬达克一直在国际建筑史上是比较被忽略的。国际一流建筑学府邀请做关于邬达克主题的讲座，那么也说明了他日益得到了国际认可和国际建筑学界的承认。
《财富堂》：邬达克热和我们当下的文化氛围或者是社会环境有关吗？
彭切里尼：还是邬达克他的个人故事太美好，太传奇了。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每次对别人提起，讲到邬达克故事，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非有重要，有价值，有意思，就自愿做很多邬达克的研究。我觉得主要还是归功于邬达克本人的传奇色彩，还有他的人生，他成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