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关于新科技应用的争论，能够从去年的深秋，一直延续到今年的初春，而且丝毫没有停止或降温的意思。以“崔方之争”为代表，双方不仅在嘴战，而且在行动。一方是救民良心的火焰腾腾，一方是学术救国的冷面坚毅；一方远赴美国调查纪实，一方院士联手上书请愿。
　　作为科技版块的记者，小黄受命跟踪和调查这场关于转基因的世纪之争。但是她逐渐发现，这场争论正在被娱乐化，距离科技本体越来越远。她甚至想是否应该将这个选题交给娱乐版块的记者去继续。而实际上，三个月以来，关于这场纷争的报道，她只在科技版块发表了三篇，而娱乐版块却已经连续报道了近十篇，光头条就发了三个。
　　小黄非常郁闷。她甚至对朋友抱怨说：“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科技的时代。”
　　然而，这场争论的确是关于科技，甚至从一定层面上超出了科技手段本身，上升到科学精神、科学伦理的高度。
　　在争战中，支持转基因的一方一直以高学历、专业和少数派精英的姿态示人。小崔的电视纪录片刚一面世，便立刻遭到了精细化点对点的反击，而且频现哲理式的高超语言。以一篇点击率奇高的热门文章《小崔考察转基因哪里出了问题？》为例，作者称：“在我看来，崔永元没有能成功证明转基因的危害。他只是证明了一个聪明人在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论后，能够在谬误的道路上走多远。他只是证明了当你的目标是北方，你向南出发能走多远。”
　　不仅如此，不少海外留学或在国际科研机构任职的博士和专家，不约而同地在自家微博上时不时发贴，晒出当日菜篮子里有哪些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超市里已经司空见惯的转基因食物。这种近乎于挑衅的姿态背后，是自信的立场和优越感。
　　相比之下，反转的一方却似乎一直在委屈中呐喊，无论郎咸平，还是崔永元，都在忙不迭地奔走、疾呼、挥舞着双拳。这种阵势如同是被压迫者和绅士权贵之间斗争，绝不像一次在实验室或者专业研讨会上的科学辩论。
　　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曾有人在百度上发了一个帖子：“有反对转基因的专家学者请到这里报名。”结果，报名的清一色全是支持转基因的人士，反对者一个有名有姓的都没有。
　　曾有媒体集纳总结了一下《在中国哪些人反对转基因》，得到的结论是大致有四种人：一是绿色和平组织，以环保为使命；二是环保主义者，视转基因为污染危害；三是非生物学领域的人；四是民族主义者。
　　报道最后说：“争论是好事，理不辩不明。遗憾的是，主流科学家、主流媒体的声音太小了。”
　　其实，早在崔永元的纪录片之前，便有一位叫做杰弗里?M?史密斯的美国人扛起了摄像机，通过拍摄纪录片来讲述美国人如何看待转基因。片子的观点是，生产转基因食品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是对自然界生态系统的极大破坏，是对自然法则的蔑视。他呼吁食品工业改善面貌，呼吁人们务必认真切实地关注食品健康。
　　要知道，美国是对转基因的友好国家，尚且有这样的反对声音和举动，也没见到科学界人士迫不及待的嘲讽、鄙夷和谩骂。
　　而在这场争论中，普通百姓大多是丈二和尚的感觉。小黄曾经到北京的几个社区采访了几位普通市民。谈起这场争论，大家兴奋的全是他们麻辣的语言、斗争的升级以及各方的八卦传言。而谈到转基因，多数人的态度是：“那种东西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吃了还是没吃都不知道，吃了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就知道非转基因的东西可以卖高价。”
　　小黄认为，转基因最大的危害就是不可知，这场争论的焦点也应该在可知和不可知上面。
　　“支持的人拿不出足够的可知证据，因为转基因的危害与否，绝非几年、十几年就能够可知的；反对的人一味抨击，过于激烈，全盘否定，也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态度。这样的争论会有什么结果？我不乐观。”她说。
　　然而，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科学界的态度。当《中国周刊》记者试图将正反两方面阵容进行一个梳理、比较的时候，才发现这项工作几乎徒劳。支持一方都是大牌业内科学家，而反对一方要么匿名，只能称呼其为某专家，要么就不是生物学和基因学专业的，一说话就让专业人士否定了发言权。但我们都知道，争论其实很激烈，双方其实都人数不少。这就像是一场巨浪和暗流之间的博弈，力量都很强，势均力敌，但就是一方看得见，高高在上；一方看不见，暗地里使劲。当《中国周刊》记者约访多位业内专家全部遭到婉拒的时候，这种明暗之争就显得更为真实了。他们拒绝的理由虽然各有不同，但综合起来其实就四个字：“不愿掺和。”
　　我们不愿意过多地从科学从业者责任的角度去评价，而是对这场纷争乃至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产生了一种疑惑：转基因技术应用到生活特别是食品中，最大的问题是不可知。而如果科学界不能让人们明确地可知，甚至以不说话或者暧昧地说话来应对不可知，未来将何去何从呢？
　　或者，它本身就是不可知。如此，小崔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