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围城》里写了一个善做旧诗的大才子董斜川，他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但“不去讲武，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因此内调”，对他的命运，作者有一句“判词”：“文能穷人，所以他官运不好。”
　　默存先生一锤定音：董斜川官场不得志的原因就是喜欢文学、爱好写作。
　　“文能穷人”一语惊醒读书人。这个词声调铿锵，言简意赅，仿佛揭示了人类的发展规律：谁看见李嘉诚、王健林吟诗作赋了？屈原、贾谊、李白、杜甫文章光焰万丈，但官运确乎不佳，生活也很困窘。曹雪芹吃了上顿没下顿，凄凄惨惨戚戚。两相对比，便不难发现“文能穷人”！大师的戏谑被奉为真理，很多人常常将其挂在嘴边，作为不读书的金灿灿借口和敲打文学爱好者的沉甸甸“大棒”：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多买股票少读书！
　　事实却正好相反。
　　读书写作并非仕途蹭蹬、命途多舛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结果。是“穷而能文”，而不是“文能穷人”。读书写作是“穷人”所能选择的最廉价的消遣，最便宜的娱乐。简而言之，就是穷得只能读书写作了，而不是读书写作使人变穷。
　　想想吧。出生钟鼎之家、锦衣玉食的人，他的爱好也是烧钱的，所谓“水涨船高，泥多佛大”，玩赛车，骑骏马，搞收藏，去南北极探探险，到外太空旅旅游，去澳门、拉斯维加斯小赌怡情，开游艇到地中海晒太阳、钓鲨鱼。他的生活丰富多彩，他的爱好多种多样。他的自由度很高，选择余地很大，花几亿买个鸡缸杯泡茶喝也是小事一桩，根本不用到读书写作中找寻乐趣。
　　生活在底层的呢？房贷要还，车子要慢慢存钱买，孩子上学的钱要预备。本来还打打小牌，但输了没进项，只得戒；出省去走走看看，还要瞒着父母，免得被指责“不知艰难辛苦”。在这样的境况下，爱好也因陋就简，一本《经典常谈》会让他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一套《古文观止》能让他消磨一个炎热的夏天，甚至干脆没有爱好了——他首先要生存，而不是生活。
　　读点书，还能有转机。我们往往只看到文人的被贬谪，被罢黜，但如果他们不先读书，将无官可罢，无职可免，布衣终身，更加可怜。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正因为读了书，有了口才文采，所以楚怀王给他官做。否则，哪轮得到他？
　　博雅能文，出口成章、妙笔生花，是一般人由穷变富、转穷为贵、化穷为达的终南捷径与方便之门，读书改变命运，知识铸就人生，自古而然。靠科举实现人生转折的例子不胜枚举，因写作而致富的人也不计其数，大仲马、毛姆、杰克·伦敦、斯蒂芬·金、丹·布朗、郑渊洁、郭敬明等等都是富豪。相如一赋值千金，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一部自传就赚了八百万美元的稿费，文也能富人啊。
　　可是，为什么单单文人给人“穷困”的印象就那么深呢？
　　靠读书而“有学有术”后来位极人臣、既富且贵的也不少，但与古今圣贤相往来的读书人多了一点风骨与气节，少了一点圆滑与世故，不喜欢揣摩上意，不屑于溜须拍马，更不会沾光揩油、损公肥私、巧取豪夺，死守俸禄，难得大富，这是给人“穷”印象的原因之一。
　　谁都有不顺，人都有牢骚，但一般人诉苦哭穷往往都停留在口头上，说完烟消云散，不留把柄。文人能写，心情不佳不仅要说出来，还要写下来。他们都深谙读者心理：“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所以不仅要把自己的苦楚写下来，还要大肆渲染和夸张，语不惊人死不休，务求达到催人泪下的效果，这样一来，白纸黑字，有了“穷”的铁证，于是再也摘不掉“文能穷人”这顶铁帽子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譬如，欧阳修、苏东坡，其诗词让人觉得他们人生不得意处太多，但看他们的传记就会发现，他们也做了很多任“实缺官”，虽非权倾朝野，可生活也有特别滋润的时候，并不是“愁苦而终穷”。
　　要说的是，“文”与“穷”没有必然联系，“文能穷人”在逻辑上是不严的，既不是事实，也不是真理，还是少提为妙，不要吓退了一些未来的爱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