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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对于他的研究，是从他牺牲以后开始的，至今凡八十多年，其研究成果之多，堪称充栋汗牛，实为“显学”。要在这一领域继续开拓实为不易。宋霖先生著《李大钊家族史研究》，独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研究李大钊一家三代百年史。这项创新研究可以视为李大钊研究的拓展与外延，从而使研究对象从一个人扩大成一个群体。全书内容有上下两编。上编二目：一为《关于张学良“劝父不杀李大钊”的若干问题》，二为《李大钊家族史述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家庭的百年史》；下编也是二目：一是《对历史人物不能任意戏说》，二是《李葆华评传》。把这三代人作为研究对象，用作者的话来说，是他们“共同的政治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政治追求，还有对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来说共同的家庭背景和由此产生的特定的后天成长环境，而非血统”（引文均出自该书，下同）。这段话讲得好，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读罢全书，读者会欣喜地看到，李大钊家风传承下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像李大钊家族，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百年不间断，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三代人都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忠于党，忠于人民，廉洁奉公，全心全意地服膺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堪称楷模。李大钊家族的百年史，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实为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最令人注目、令人敬仰的一页。作者指出：“李大钊家风堪称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精神珍宝。这珍宝，经历过沧桑岁月的洗磨和时代大潮的淘漉，抵抗了浊流的侵蚀浸染，历久弥新，愈发光彩照人、熠熠生辉。”在倡导学习、研究党史文化的今天，《李大钊家族史研究》更显示出了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读《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可知，从实质意义上讲，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他自从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中国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陈独秀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他坚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他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和妻子赵纫兰育有六个子女：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次子李光华、幼女李钟华、幼子李欣华。
作为人夫和人父，李大钊和普通百姓一样，很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子女。他“诚实、谦和，不多说话”（鲁迅语），但在家中，却时时勃发出烂漫的童心，“绘声绘色地给儿女讲故事，教儿女唱歌，抑扬顿挫地给他们朗诵诗歌，下班后顶着寒风跑很远的路买来彩灯，悬挂在堂屋，跟妻儿一起欣赏。还全家齐动手，把硬纸片剪成小方块，自制军棋，教子女们下，有时也跟赵纫兰杀一盘，由妻弟赵晓峰做裁判，当妻子‘耍赖’故意走错、试图取胜时，他就会快乐地大叫：‘嗬嗬，原来地雷长了腿啊！’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是一个多么幸福和谐的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月薪一百二十元，算很高的了。如果单为一家之幸福，他们会过得相当美满，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富裕小康了。可是，李大钊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正因如此，他为了国家，舍了小家，经常用自己的薪水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北京中共早期组织成立时，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八十元充作组织活动经费。回家对其妻说明，妻子也很赞成。她知道丈夫是在为国家干大事，为百姓做好事。北大学生曹靖华、刘仁静等许多学生在困境中都得到李大钊的慷慨资助。致使每月领薪水的那一天，李大钊常常没有走出北大，钱就散去了多半。校长蔡元培得知后，感慨不已，“特地吩咐会计科，以后在发薪水时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免他全家衣食不继”，“将私人薪水用于公务，把身家性命贡献给革命，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是常见的事。对照现在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的丑恶现象的蔓延，真令人悚然警醒”。讲得好！
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李大钊成为中共北方区领导人。1922年8月，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由孙中山主盟，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审定国民党章程，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李大钊领导筹建国民党北京市、天津市、直隶省党部，主持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同年，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李大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宣布“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4月6日上午十一时许，李大钊落入张作霖之手。下午二时初审，《顺天时报》报道说，李大钊“目光充足，态度尚极镇静”。第二天，李大钊第二次过堂。《晨报》报道说，李大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慨”。《顺天时报》报道更为精彩，称李大钊“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慨不知之，关防甚严”。当局无奈，对媒体宣布：“李无确供。”28日下午，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处死。《晨报》报道说：“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神色未变，从容就死。”他就义时不足三十八岁。
妻子赵纫兰和女儿星华、炎华与李大钊同时被捕，李大钊牺牲当天傍晚被释放。此时星华十六岁、炎华八岁。由于敌人的长期迫害，赵纫兰于1933年5月28日病逝，终年不到五十岁。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
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六个儿女，除钟华早逝外，皆继承父辈遗志，个个都是好样的。
先看他们的简历： 李葆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先后担任河北省京东特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晋察冀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北岳区党委书记兼北岳军区政委、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参与领导北平接管；建国以后，历任水利部及水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侯补委员，第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约代表。夫人田映萱，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当选中共七大代表，建国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轻工、纺织部门做领导工作。
李星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中法大学毕业，1940年到延安，从事教育工作；建国后在马列主义学院第二分院任教，后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遗著有《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等。丈夫贾芝，山西襄汾人，毕业于中法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和延安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为《民间文学》主编。
李炎华和丈夫侯辅廷（辽宁锦西人）都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学生运动的闯将，同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冀东抗日暴动。她先在遵化县山区教书，建国后调到北京，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文革初期病逝，年仅四十七岁。
李光华1940年到延安，先后就读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高中部，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抚宁县县委第二书记、唐山钢铁厂党委第二书记、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妻子李永兰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唐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欣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在北京从事中学教育，历任北京八中、九中、五十二中、门头沟师范学校教员、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和支部书记。妻史俊清是中学教师。
以上信息，皆摘自《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和与宋霖友的交流。在这五位子女中，作者浓墨重彩的还是李葆华。
李大钊英勇就义后，《新青年》编委沈尹默请周作人将李葆华带回周家藏匿了近两个月，受到妥善保护和真诚款待。为躲避军阀张作霖的迫害，又在沈尹默运作下，将李葆华化名为“杨震”，送去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成为职业革命家。1942年2月14日（农历除夕）李葆华和田映萱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结婚。
身为高级干部的李葆华，以身作则，对子女身教重于言教，在任央行行长、党组书记期内，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全国银行系统严重存在的住房紧缺问题。当广厦万间在全国拔地而起之时，他家仍住在北京西城南沙沟机关大院一套四室一厅的旧房内，“从未搬迁，墙是普通石灰墙，地是普通水泥地，家具皆是五六十年代旧物，他多次谢绝装修。直到逝世前不久，才作了简单的装修”。
三年困难后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被老百姓誉为“李青天”。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周恩来“重病用缓药”的办法，对被农民群众称为“救命田”、而被批为“单干风”的责任田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当推行责任田的人作检讨时，李葆华在到任的第六天，就在省委书记处会上说：“提出责任田办法是好心，是从解决灾情出发的。”他主持制定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的通知》强调：“如果个别生产队大多数社员不愿意改，要耐心等待，继续进行教育，不要急于去改”。8月16日，他给党中央、毛泽东等写报告，秉笔直书：“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是在农村中从1959年以来发生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情况下搞起来的。”他到安徽时，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时值冬季，为了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命令把仓库存粮拿出来，发给饥民救急，第二年粮食收获时再恢复库存”。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气魄，平反冤假错案，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平反，到1963年7月，“全省已甄别案件占应甄别条件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全错全平的占百分之六十，部分错部分平的占百分之二十一，不错不平的占百分之十九”。1962年7月20日，安徽省委在报经中央监委批准后，公开宣布替1959年为民请命、抵制浮夸风、下令解散无为县农村公共食堂，挽救了很多濒临死亡的农民生命，却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被开除党籍的张恺之等人平反。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1963年7月在选举第二届省委班子时，正式提议“不搞预先提名，直接预选。待预选结果出来后，省委再商量提名，然后进行正式选举”。他默默实干，做了许多实事，“在农业上开放了集贸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后将粮食和油料上市场销售，在物资流通上，他亲自下令撤掉省界上的检查站，使物畅其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学识水平。
“文革”爆发，李葆华是第一个在北京被游街示众的省委书记，夫人和子女都受到了株连。1973年5月，李葆华被“解放”。6月1日，赴贵阳履任。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他坚持抓稳定农村、稳定学校、恢复生产，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葆华焕发革命青春，全面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为党再立新功。
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孙辈中，“延安娃”已年逾古稀，大多数在建国前后出生，都经受住了文革动乱和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为这个家族增添了新光彩。
李葆华、田映萱育有三子一女：长子李青生于延安，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先在基层工作，勤政廉洁，正直坦荡，后任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宋霖友告诉笔者，李青律己之严和人格之健全，为干部子弟中罕有。女儿李乐群，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为医务工作者。次子李宏塔，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幼子李亚中，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现为水利部工程技术人员。
李星华、贾芝现有二子五女。二子叫贾森林、贾成林，五女为贾晓林、贾伟林、贾凯林、贾燕林、贾钟林。贾森林是画家。贾凯林是文史专家，曾任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其余都是普通工作人员。 李炎华和侯辅廷有一子一女，女李爱兰在航天工业部工作，已退休。子李军1939年生，毕业于北京矿冶学院，后任成都煤炭干部进修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他德才兼备，政声卓著，因积劳成疾，于1996年6月18日英年早逝。
李光华、李永兰有二子一女。长子李建生在中国化工轻工物资流通协会工作，次子李建明，女儿李虹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在这些孙辈中，笔者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参加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期间，曾有缘见过李宏塔，但相交甚浅。1988年7月下旬，审稿会在南昌省委党校举行。在会议的简单开幕式上，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使我眼睛突然一亮，情不自禁脱口小声对身边的宋霖说：“他好像李大钊，特别是眼睛！”
宋霖笑着回答说：“他就是李大钊的嫡孙李宏塔！”于是，他的形象定格在我的脑中了。宋霖友还向我讲了李宏塔的故事。这在本书中亦有记载：“他以严格要求自己、深入实际，勤政务实而在全国民政系统和安徽省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以清正廉洁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感动了许多人。每年抗洪救灾，他总是身处第一线，在最危险的地段坚守。对‘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倾注了巨大热情。他话不多，谦虚谨慎，从不张扬，长期深入基层，工作细致扎实。他的先进模范事迹，屡屡见诸报端。”在写本稿时，恰好又在《环球人物》杂志上读到《李大钊家族的百年清廉家风》，文中对李宏塔描写得更为具体。李葆华去世后，有人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够了。”他担任领导工作二十多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骑坏了四辆自行车。他曾四次主持分房工作，共分近两百套住房，却未给自己要过一套，一直住在一套旧房里。1998年是最后一次分房，已担任厅长的李宏塔也曾有过思想斗争，但他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就不顾妻子的埋怨，再一次放弃了分房机会。许多同志看不过去，为他“打抱不平”，后来省里给他补了一个二十平米的小套间。
写到这里，不由想到宋霖友曾向我透露过的写作计划。他说，在完成本著以后，将写《李葆华传》（约八十万字），再后还要写一部更为详细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一个中国家庭的一百年——李大钊一家三代百年史》，我殷切地期盼着。宋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不久前因为过劳而大病了一场，但愿他悠着点，多多保重身体，毕竟是年近古稀的人了！
（宋霖：《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对于他的研究，是从他牺牲以后开始的，至今凡八十多年，其研究成果之多，堪称充栋汗牛，实为“显学”。要在这一领域继续开拓实为不易。宋霖先生著《李大钊家族史研究》，独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研究李大钊一家三代百年史。这项创新研究可以视为李大钊研究的拓展与外延，从而使研究对象从一个人扩大成一个群体。全书内容有上下两编。上编二目：一为《关于张学良“劝父不杀李大钊”的若干问题》，二为《李大钊家族史述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家庭的百年史》；下编也是二目：一是《对历史人物不能任意戏说》，二是《李葆华评传》。把这三代人作为研究对象，用作者的话来说，是他们“共同的政治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政治追求，还有对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来说共同的家庭背景和由此产生的特定的后天成长环境，而非血统”（引文均出自该书，下同）。这段话讲得好，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读罢全书，读者会欣喜地看到，李大钊家风传承下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像李大钊家族，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百年不间断，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三代人都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忠于党，忠于人民，廉洁奉公，全心全意地服膺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堪称楷模。李大钊家族的百年史，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实为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最令人注目、令人敬仰的一页。作者指出：“李大钊家风堪称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精神珍宝。这珍宝，经历过沧桑岁月的洗磨和时代大潮的淘漉，抵抗了浊流的侵蚀浸染，历久弥新，愈发光彩照人、熠熠生辉。”在倡导学习、研究党史文化的今天，《李大钊家族史研究》更显示出了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读《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可知，从实质意义上讲，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他自从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中国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陈独秀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他坚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他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和妻子赵纫兰育有六个子女：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次子李光华、幼女李钟华、幼子李欣华。
作为人夫和人父，李大钊和普通百姓一样，很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子女。他“诚实、谦和，不多说话”（鲁迅语），但在家中，却时时勃发出烂漫的童心，“绘声绘色地给儿女讲故事，教儿女唱歌，抑扬顿挫地给他们朗诵诗歌，下班后顶着寒风跑很远的路买来彩灯，悬挂在堂屋，跟妻儿一起欣赏。还全家齐动手，把硬纸片剪成小方块，自制军棋，教子女们下，有时也跟赵纫兰杀一盘，由妻弟赵晓峰做裁判，当妻子‘耍赖’故意走错、试图取胜时，他就会快乐地大叫：‘嗬嗬，原来地雷长了腿啊！’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是一个多么幸福和谐的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月薪一百二十元，算很高的了。如果单为一家之幸福，他们会过得相当美满，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富裕小康了。可是，李大钊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正因如此，他为了国家，舍了小家，经常用自己的薪水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北京中共早期组织成立时，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八十元充作组织活动经费。回家对其妻说明，妻子也很赞成。她知道丈夫是在为国家干大事，为百姓做好事。北大学生曹靖华、刘仁静等许多学生在困境中都得到李大钊的慷慨资助。致使每月领薪水的那一天，李大钊常常没有走出北大，钱就散去了多半。校长蔡元培得知后，感慨不已，“特地吩咐会计科，以后在发薪水时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免他全家衣食不继”，“将私人薪水用于公务，把身家性命贡献给革命，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是常见的事。对照现在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的丑恶现象的蔓延，真令人悚然警醒”。讲得好！
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李大钊成为中共北方区领导人。1922年8月，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由孙中山主盟，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审定国民党章程，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李大钊领导筹建国民党北京市、天津市、直隶省党部，主持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同年，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李大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宣布“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4月6日上午十一时许，李大钊落入张作霖之手。下午二时初审，《顺天时报》报道说，李大钊“目光充足，态度尚极镇静”。第二天，李大钊第二次过堂。《晨报》报道说，李大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慨”。《顺天时报》报道更为精彩，称李大钊“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慨不知之，关防甚严”。当局无奈，对媒体宣布：“李无确供。”28日下午，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处死。《晨报》报道说：“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神色未变，从容就死。”他就义时不足三十八岁。
妻子赵纫兰和女儿星华、炎华与李大钊同时被捕，李大钊牺牲当天傍晚被释放。此时星华十六岁、炎华八岁。由于敌人的长期迫害，赵纫兰于1933年5月28日病逝，终年不到五十岁。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
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六个儿女，除钟华早逝外，皆继承父辈遗志，个个都是好样的。
先看他们的简历： 李葆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先后担任河北省京东特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晋察冀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北岳区党委书记兼北岳军区政委、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参与领导北平接管；建国以后，历任水利部及水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侯补委员，第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约代表。夫人田映萱，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当选中共七大代表，建国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轻工、纺织部门做领导工作。
李星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中法大学毕业，1940年到延安，从事教育工作；建国后在马列主义学院第二分院任教，后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遗著有《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等。丈夫贾芝，山西襄汾人，毕业于中法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和延安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为《民间文学》主编。
李炎华和丈夫侯辅廷（辽宁锦西人）都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学生运动的闯将，同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冀东抗日暴动。她先在遵化县山区教书，建国后调到北京，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文革初期病逝，年仅四十七岁。
李光华1940年到延安，先后就读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高中部，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抚宁县县委第二书记、唐山钢铁厂党委第二书记、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妻子李永兰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唐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欣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在北京从事中学教育，历任北京八中、九中、五十二中、门头沟师范学校教员、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和支部书记。妻史俊清是中学教师。
以上信息，皆摘自《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和与宋霖友的交流。在这五位子女中，作者浓墨重彩的还是李葆华。
李大钊英勇就义后，《新青年》编委沈尹默请周作人将李葆华带回周家藏匿了近两个月，受到妥善保护和真诚款待。为躲避军阀张作霖的迫害，又在沈尹默运作下，将李葆华化名为“杨震”，送去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成为职业革命家。1942年2月14日（农历除夕）李葆华和田映萱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结婚。
身为高级干部的李葆华，以身作则，对子女身教重于言教，在任央行行长、党组书记期内，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全国银行系统严重存在的住房紧缺问题。当广厦万间在全国拔地而起之时，他家仍住在北京西城南沙沟机关大院一套四室一厅的旧房内，“从未搬迁，墙是普通石灰墙，地是普通水泥地，家具皆是五六十年代旧物，他多次谢绝装修。直到逝世前不久，才作了简单的装修”。
三年困难后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被老百姓誉为“李青天”。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周恩来“重病用缓药”的办法，对被农民群众称为“救命田”、而被批为“单干风”的责任田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当推行责任田的人作检讨时，李葆华在到任的第六天，就在省委书记处会上说：“提出责任田办法是好心，是从解决灾情出发的。”他主持制定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的通知》强调：“如果个别生产队大多数社员不愿意改，要耐心等待，继续进行教育，不要急于去改”。8月16日，他给党中央、毛泽东等写报告，秉笔直书：“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是在农村中从1959年以来发生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情况下搞起来的。”他到安徽时，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时值冬季，为了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命令把仓库存粮拿出来，发给饥民救急，第二年粮食收获时再恢复库存”。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气魄，平反冤假错案，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平反，到1963年7月，“全省已甄别案件占应甄别条件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全错全平的占百分之六十，部分错部分平的占百分之二十一，不错不平的占百分之十九”。1962年7月20日，安徽省委在报经中央监委批准后，公开宣布替1959年为民请命、抵制浮夸风、下令解散无为县农村公共食堂，挽救了很多濒临死亡的农民生命，却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被开除党籍的张恺之等人平反。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1963年7月在选举第二届省委班子时，正式提议“不搞预先提名，直接预选。待预选结果出来后，省委再商量提名，然后进行正式选举”。他默默实干，做了许多实事，“在农业上开放了集贸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后将粮食和油料上市场销售，在物资流通上，他亲自下令撤掉省界上的检查站，使物畅其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学识水平。
“文革”爆发，李葆华是第一个在北京被游街示众的省委书记，夫人和子女都受到了株连。1973年5月，李葆华被“解放”。6月1日，赴贵阳履任。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他坚持抓稳定农村、稳定学校、恢复生产，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葆华焕发革命青春，全面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为党再立新功。
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孙辈中，“延安娃”已年逾古稀，大多数在建国前后出生，都经受住了文革动乱和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为这个家族增添了新光彩。
李葆华、田映萱育有三子一女：长子李青生于延安，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先在基层工作，勤政廉洁，正直坦荡，后任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宋霖友告诉笔者，李青律己之严和人格之健全，为干部子弟中罕有。女儿李乐群，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为医务工作者。次子李宏塔，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幼子李亚中，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现为水利部工程技术人员。
李星华、贾芝现有二子五女。二子叫贾森林、贾成林，五女为贾晓林、贾伟林、贾凯林、贾燕林、贾钟林。贾森林是画家。贾凯林是文史专家，曾任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其余都是普通工作人员。 李炎华和侯辅廷有一子一女，女李爱兰在航天工业部工作，已退休。子李军1939年生，毕业于北京矿冶学院，后任成都煤炭干部进修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他德才兼备，政声卓著，因积劳成疾，于1996年6月18日英年早逝。
李光华、李永兰有二子一女。长子李建生在中国化工轻工物资流通协会工作，次子李建明，女儿李虹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在这些孙辈中，笔者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参加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期间，曾有缘见过李宏塔，但相交甚浅。1988年7月下旬，审稿会在南昌省委党校举行。在会议的简单开幕式上，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使我眼睛突然一亮，情不自禁脱口小声对身边的宋霖说：“他好像李大钊，特别是眼睛！”
宋霖笑着回答说：“他就是李大钊的嫡孙李宏塔！”于是，他的形象定格在我的脑中了。宋霖友还向我讲了李宏塔的故事。这在本书中亦有记载：“他以严格要求自己、深入实际，勤政务实而在全国民政系统和安徽省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以清正廉洁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感动了许多人。每年抗洪救灾，他总是身处第一线，在最危险的地段坚守。对‘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倾注了巨大热情。他话不多，谦虚谨慎，从不张扬，长期深入基层，工作细致扎实。他的先进模范事迹，屡屡见诸报端。”在写本稿时，恰好又在《环球人物》杂志上读到《李大钊家族的百年清廉家风》，文中对李宏塔描写得更为具体。李葆华去世后，有人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够了。”他担任领导工作二十多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骑坏了四辆自行车。他曾四次主持分房工作，共分近两百套住房，却未给自己要过一套，一直住在一套旧房里。1998年是最后一次分房，已担任厅长的李宏塔也曾有过思想斗争，但他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就不顾妻子的埋怨，再一次放弃了分房机会。许多同志看不过去，为他“打抱不平”，后来省里给他补了一个二十平米的小套间。
写到这里，不由想到宋霖友曾向我透露过的写作计划。他说，在完成本著以后，将写《李葆华传》（约八十万字），再后还要写一部更为详细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一个中国家庭的一百年——李大钊一家三代百年史》，我殷切地期盼着。宋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不久前因为过劳而大病了一场，但愿他悠着点，多多保重身体，毕竟是年近古稀的人了！
（宋霖：《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