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于高层短时间内密集提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在中国急剧升温。其所依据的供给经济学并非新的发明，国际上早有成功案例。因此，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为何突然大热，供给经济学在中国为何长期遇冷，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
　　“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没有什么词语能够比凯恩斯的这句话，更准确地传达“凯恩斯主义”对于那些渴望经济永续增长的人们的吸引力。应该承认，“凯恩斯主义”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也每每在中国经济形势黯淡之时，显露“神迹”。
　　但是，无论如何神奇，无论怎样适合中国的土壤，“凯恩斯主义”也仅是众多经济理论之一——它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现实条件，放之四海而皆准，且永远准确。考诸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教训和当下现状，即便“凯恩斯主义”之于中国经济依然有重大助力，也没有必要完全“一条腿走路”。正因此，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增长失速之时显示出了宏阔的前景。
　　综合众多学者的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现实大体有产业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放宽准入、放松管制，减税以及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制度建设等几个发力点。其要义都源于供给经济学所主张的对于生产的刺激和激励。在实践上，供给经济学主张减税以及减少政府干预，典型的案例则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前者侧重减税，后者侧重私有化改革。而从中国近期的一些政策动向来看，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但是，坦率地说，这种切入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的行政习惯和行为方式非常适合凯恩斯主义；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且见效也可能是缓慢的。
　　真正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课题，它取决于政府能否下决心“自我革命”。
　　11月14日—15日，“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京召开。在题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注入新动力》的主题报告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当前在粮食和食品安全方面我们主要面临三个突出问题：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国内粮食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食品质量安全隐患仍然较多。对此，他认为中国应坚持确保产能、适度进口以及品质优先这三大战略。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调整方向》一文认为，中国粮食政策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考虑到国际、国内粮食生产的现状，国内粮食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发挥市场供求在价格形成中的基础作用，政府在市场之外给予农民以必要的补贴。
　　11月13日，“伊斯兰国”在巴黎的恐怖袭击震惊全球。这是自“9·11”以来发生在西方国家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本期杂志，我们刊出《要胜利，而非复仇》一文，从一个法国人的视角，剖析如何看待当前的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