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威胁削减美联储的独立性,二是对奖金征税
　　
　　
　　虽然凭借在本轮危机中获得的关键性政府援助,美国的金融部门已走出低谷,但美国的实体经济却仍在与高失业率及受到重创的资产负债表苦战。因此,美国公众与国会对金融部门的巨额奖金怒火中烧。
　　
　　未来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威胁削减美联储的独立性,二是对奖金征税。
　　
　　第一种想法很糟糕,后一种想法或许在政治上势在必行,在财政意义上也有些益处,但对承担风险而言,所带来的效果存有争议。不过,人们更需要的结构性改革,被拖延许久后方才进入实施阶段,而且它们能否最终成为法律还难以预测。
　　
　　平心而论,由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提出的新规则是个不错的想法,这种规则将对金融中介业务与自营交易业务进行分离。若辅以更高的银行资本要求,则它将能减少各种信贷渠道同时破产再度上演的几率。
　　
　　但仅这样做还不够,对冲基金同样能使整个体系失去稳定,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衰败便是证明。因此也需要给这些机构制定出独特、明确的杠杆限度。
　　
　　美国民众与政治家因医疗改革而出现深度分歧。在快速演化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为重获长期增长,并创造出富有生产力的就业机会,应采取哪些措施?
　　
　　从长远看,要想维持美国经济的活力,需要在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方面制定高瞻远瞩的公共政策,并进行相应投资,以此为私人部门的强大创新能力提供支持。
　　
　　有些人相信经济的活力几乎完全蕴藏在私人部门中,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不阻碍私人部门的发展。另一些人认为,政府在理论上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但它通常做不到,且这种做法的风险大于它所带来的收益。
　　
　　这种过于关注国内事务且部分陷入瘫痪的政策议程,无法对那些需要合作与妥协的全球性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缺乏合作的话,那些旨在推动增长的货币政策,可能重新导致金融部门的扭曲与失衡状况。
　　
　　从政策和投资两个角度看,中短期前景充满风险。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将会采取防御措施,其中的某些措施尽管从整体上看,会使增长前景稍显暗淡,但它仍将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
　　
　　更重要的是,本轮危机凸显了高度依赖外国资本所具有的风险;加上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可能使风险厌恶心理大行其道,而这种厌恶心理又会放缓、甚至完全扭转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并可能减慢许多国家的增长速度。
　　
　　以一种处理起来难度较小的议程来重新启动贸易谈判中的多哈回合,将是一种令贸易重获增长的良方。但是在一个增长缓慢、失业率高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对于贸易自由化努力所抱有的情绪显然是负面的。
　　
　　美国经济再度增长并重获平衡极其重要,不仅因为它会对全球增长产生效果,也因为它是应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与挑战的基础。然而目前看来,人们尚未着手创造这一基础。
　　
　　在发达国家之外存在一种看法:世界将会重返危机前的状况,一个稳定的美国将在其中充当最终的借款者、贷款者与消费者;这种观点忽略了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在本轮危机前的增长,是建立在难以持续的结构基础上的。
　　
　　重返先前那种模式既不可能也不明智。尽管能实现相对较快且可持续的增长结构,但需要时间。这种情况将会在一个其结构特征和规制特点与当前模式之间有着根本差别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成为现实。坐待发达国家校准航向,由此我们便可全部回归传统模式的观点,既不是一种好的政策,也不是一个值得下注的选项。
　　
　　协调一致的结构重塑与政策制定才是我们所需要采取的措施,但当美国这个最大的单一经济体正在关注其他议题之际,上述行动并不容易实施。■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世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