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
　　商鞅，卫国人，称卫鞅或公孙鞅。投靠在魏大夫公孙痤的门下，后到秦国得到秦孝公重用，实施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自己为此拥有封地商於，所以史称商鞅或商君。位及丞相，显赫一时。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
　　李斯，楚国人，年轻时做小官吏。后来“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投奔到吕不韦门下，而后得到秦王嬴政的重用，上书谏逐客疏，推行郡县制，为秦统一和安邦定国立下汗马功劳。同样做了丞相，“斯为三公，可谓位尊矣”。
　　商鞅与李斯，堪称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为秦的强大和治国安邦做出贡献，权倾朝野，显赫一时。然而他们的结局也很相似：被后继之君冠以谋反的罪名，施以酷刑而死。商鞅被车裂，李斯被腰斩，死的何其悲惨。究其历史原因有许多相似之处，试作几点分析。
　　一、推行严刑峻法，作法自毙
　　商鞅变法重农耕奖军功的同时，推行严刑峻法，轻罪重罚。“连坐之法”，即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之间有互相监督的义务，一家藏奸，什伍连坐，处罚与降敌同，若告发则与斩敌赏同；“参夷之诛”，即诛灭三族；“镬亨”之刑，即用烹煮食物的无足鼎镬来煮人致死；“凿颠”之刑，即开凿头颅致死；“抽胁”之刑，即抽去肋骨致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后人论及商鞅，称其是“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谓而论囚七百余人，谓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由此可见商鞅的严刑峻法多么恐怖，杀人如麻。以致后来商鞅逃亡时，没有人敢帮助他。
　　李斯将商鞅、韩非的君主专制理论推向极端，使百姓不敢反抗。他的《行督责书》使民众时刻处于苛刑的恐怖之中。而他自己在具五刑过程中饱尝大枷、强索、笞杖、刀锥、斧、銊、铁质、鬼头刀等各种刑具之苦，终致被夷三族，成为历史上受刑最酷烈，刑具加身最多之人。
　　后人论及秦亡，几乎众口一词指斥为法治严酷，如陆贾称：“秦朝任用刑法治国而不做变更，结果招致灭亡。”谷永称秦时“一夫大呼而海内分崩离析的原因，在于刑罚严峻苛刻，官吏们的行为残忍暴虐。”
　　法家思想的核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立论的基础以君主利益为本，而君主利益中忽视国家整体利益，国家利益中缺失民众利益。法家的政治智慧主要在“权术”上，他们断言没有“自善之民”，其理论要点是“法”“术”“势”。他们工于权术，自己遭到权术的算计，死于非命也就不奇怪了。
　　二、为人刻薄寡恩，害人害己
　　商鞅为人刻薄寡恩，司马迁有深刻的描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刻薄寡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危害不会久远，人走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寡恩，已深刻地体现在所制定的法令中。轻罪重罚是立法的基本原则。如民众有相互告发“奸人”的责任，不告发“奸人”者处以腰斩， 比如“弃灰之法”，即有弃灰于道者，要受到黥刑的惩罚。
　　新法行之十年，一些原来批评新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报复，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这位变革者表面上没有了敌人，实际上也没有了朋友。
　　李斯的历史功绩堪足彪炳史册，可他刻薄寡恩的心胸，焚书坑儒的暴虐手段，沙丘政变中的鼠首两端，督责之术中的为虎作伥等凸显李斯卑劣的灵魂，可耻的政客嘴脸。
　　三、贪图荣华富贵，极端功利主义
　　商鞅在秦孝公“与之分地”的诱惑下，跑到秦国实现变法。后来不听赵良劝说，宁死不肯放弃自己的封地隐退。
　　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为一己私利，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商鞅变法中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对于商鞅而言，无论帝道，王道，还是霸道，都仅仅是用来获取君王赏识和重用的“敲门砖”。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这个“钻”字就点出了商鞅投机钻营的功利本性。
　　李斯信仰“仓鼠哲学”，认为“垢莫大于悲贱，悲莫大于穷困”，对荣华富贵更是一往情深，执迷不悟。这个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李斯后来的人生选择。
　　二世三年冬，李斯父子被腰斩于咸阳街头。临刑前，这位白发苍苍，为秦王朝服务四十年的老翁对他儿子说：“我想同你再次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追捕野兔，还可能吗？”父子相对失声痛哭。这一幕被永久定格在历史的画面上。
　　李斯的可悲之处在于，他用一种极端自私的实用的人生观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势。为了扫除可能的竞争对手，他害死了自己的老同学韩非；为迎合秦始皇，他建议“焚书”；为保住官位，他参与沙丘政变，陷害忠良。他的理想就是做一只“仓鼠”，这个理想本身就不高尚，可就为了这个并不高尚的理想，李斯便把道德、良知、正义等人生最珍贵的品格全抛弃了。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悲剧，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训。
　　商鞅为强秦奠基，为自己掘墓。司马光描写商鞅“杀人无数，十年宰相，怨恨人日益增多”，而李斯“焚书坑儒”为天下读书人所不齿，他们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培养了过多的怨恨”，尽管他们的建树可与日月同辉，可是他们处在一个血火连天、弱肉强食、君临天下的时代，他们的命运注定是个悲剧，其悲惨的结局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