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生戴明（本文中的人名和医院名称均为化名），已经年近50了，不顾亲朋好友劝阻，2004年执意要让自己的人生拐一个弯——他放弃了某区级医院副院长的职位，转身筹建当地一家民营医院。
　　如今，这家“得到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支持”的“东海医院”已经小有名气，戴明却黯然神伤：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踏进民营医院这一行。
　　东海医院是一家民营非营利性医院，现有床位60张，日门诊量约200人次，与当地同类公立医院规模相当。全国县市级民营医院有发展比较好的，但大多数像戴明创建的医院，不大不小、不好不坏。戴明叹了口气，略带疑惑地自问：“官员们都说欢迎大型优质的民营医院进入医疗行业，那几千家普普通通的民营医院怎么办？”
　　国务院公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别名为“新36条”），文件写道：“支持民间资本兴办各类医院、卫生服务机构、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等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转制改组。”
　　戴明说，他对“新36条”并不乐观，心头还是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即“老36条”)，难以破除民间投资屡遭“玻璃门”的阴影：各级官员对民营企业仿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卫生领域对“公立”、“国有”等字眼更是近乎迷信。
　　戴明感到困惑的是，在很多行业，尽管对民企的限制同样无所不在，至少民企还能跟国企公平竞争。但是，在卫生行业，哪怕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也不会顺理成章地落实，都要民营医院反复请求，这是一条公平的起跑线吗？
　　
　　对政府重视民营医院的信仰
　　戴明十分熟悉公立医院相对优越、稳定的工作滋味。在创办民营医院之前，他曾担任过市人民医院科室主任，承包过当地一家职工医院。承包之前，厂里给医院职工发一半工资，都不能维持医院运行；承包之后，不要厂里一分钱，使医院正常运转。厂里的评价是：为该医院的顺利改制，奠定了基础。四年来，戴明验证了自己的能力，对民营医院的灵活机制产生兴趣。当有关部门任命戴明为当地某二级医院副院长时，他只在医院上了一周班，就决定辞职，因为觉得非常空虚，完全没有兴奋的感觉。50岁做副院长，意味着将在这个岗位上退休，他陷入了人生价值与现实利益的思考，结果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戴明向自己的好友和盘托出创办民营医院的想法后，遭到了预料中的反对，他们甚至召集起来开会规劝他，说他的计划太疯狂。此时，戴明把兴办民营医院判断为一种“机遇”：“我研究过国家的政策，认为医疗卫生领域同样需要体制改革，需要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以满足老百姓的医疗保健需求，这就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理所当然的逻辑思维下，戴明借钱、买地、申办医院，先后投入五六百万元，终于让“东海医院”的招牌矗立了起来。
　　
　　内忧外患：医疗卫生市场不公平
　　民营医院开办至今，戴明深切地体会到：很多民营医院遭遇政府有关部门的“冷落”。比如：医院开业必需的发票，公立医院属事业单位，发票毫无疑问是事业单位型；民营医院的发票，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很不相同，有事业单位的、有税务的、有民政的，甚至有自印的。他曾问自印发票的院长，这可是违法的呀。院长说，到处申请，发票不给，只好自印了。
　　在设备准入、科研立项、临床用地等问题上，民营医院有自己的发展目标，也希望给患者提供好的设备，鼓励医务人员钻研业务、提高医疗水平。然而，民营医院购买CT等医疗设备，都存在一定障碍。
　　幸运的是，东海医院属于“非营利性医院”，绕过了相当多民营医院为之苦恼的税收问题和医保定点问题。东海医院之所以把医院定性为非营利性，是因为国家规定营利性医院享有自主定价。事实上，绝大多数民营医院为了求得生存，价格不敢高于公立医院。一旦选择营利性，要交纳名目繁多的税收，很难进入医保定点，这无异于绑住自己的手脚。非营利性医院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分红，东海医院好在是独资，这方面的矛盾就不突出。
　　对医院核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其实是政策的空转，这个政策缺乏细化、缺少配套。比如，公立医院都是非营利性医院，他们不追求利润吗？民营医院大多定性为营利性，能有多少大笔获利？现在的局面是，不该营利的盈利了，该营利的没有盈利。
　　2008年之前，国家对民营营利性医院实行为期3年的税收优惠。期满后，承担8%左右的工商税收。后经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等单位、人士的努力，国家宣布对其免税，很多地方却不执行。反观公立医院，不但没有税收负担，倒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大致占总收入的5%～10%。
　　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时，民营医院没有获得相应的医保定点资格，几乎是“灭顶之灾”。戴明表示，幸好我的民营医院能较早获得医保、新农合等的医保定点，但就全国而言，大多数民营医院未能得到这个待遇。
　　说起“非国民待遇”，戴明的语调有些激动：“很多人认为，民营医院纯粹为了赚钱，即使有营利、非营利性之别，也只是换个马甲，目的锁定在赚钱。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只要是医院，就必然承担一定的“救死扶伤”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医院发展得好，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双赢；发展得不好，则由投资人买单。换言之，政府只分享利益，不承担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想不通：有关主管部门为什么不把政策给足。
　　
　　求取人才的“梦魇”
　　人才问题是戴明几乎难以摆脱的梦魇。东海医院给医生开的工资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公立医院同级医生的账面工资相对要高。但是，他们很难吸引人才。一个重要的原因：公立医院的医生，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红包回扣。所以，他们民营医院10多万的年薪，对高级职称的医师根本没有吸引力。
　　民营医院从自身利益来讲，需要良好的信誉和口碑。因此，自然就会规范医务人员的执业行为，禁止医务人员收取患者红包；对公立医院屡禁不止的药品回扣，由于民营医院在药品采购时，会尽量在市场上寻求同质低价，药品的利润空间势必压低，药品销售人员就不会给医务人员回扣。
　　广大农村、社区缺的不是药、不是设备，是人——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才。公立医院论资排辈的薪酬待遇，往往敌不过民营医院的灵活机制。只要政府有关部门调整好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民营医院有信心招募到优秀人才，大多数医生还是想干干净净地赚钱。
　　民营医院难以形成人才队伍的另一个原因，是现有人才流动政策的制约。比如，福利、户籍、职称晋升等。医务人员选择去民营医院工作，几乎意味着自动放弃职称晋升。其一，民营医院的医生大多缺少继续教育，很难有时间、有机会写论文、做科研；其二，竞评高级职称，需要医务人员有基层医疗单位的工作经历，民营医院大多没有纳入全行业管理，医生职称晋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民营医院的人才队伍往往是“老的老、小的小”，偶然出现一两名中青年专家，要么是原单位遭遇排挤，要么是“超生”不得不离开，真正主动选择到民营医院的非常少。东海医院虽有20多位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队伍的稳定性却比较差。他们对民营医院发展前景、福利待遇，信心不足，不要说中高级职称人员，就连初出茅庐的医学生，也把民营医院当做跳板，工作不到一两年，考研的考研、高就的高就。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面对民营医院种种“恶劣”环境，仍有相当多的投资者进入。在这个市场格局中，有人开始搞“小动作”，有的民营医院门诊量小、住院量大，时间长了才知道，原来是靠给乡村医生回扣。比如，介绍一个阑尾炎患者，住院手术费3000元，给乡村医生提成600元，说穿了，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民营医院出生之日，就承受公众诚信的质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营医院的一大流派——福建莆田系出现，他们瞄准皮肤病、性病的市场缝隙，把无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在牟取惊人暴利后，使公众对民营医院形成“坑蒙拐骗”的印象。 之后，一些民营医院欺骗诱导、过度医疗、虚假广告、假劣药品，导致民营医院形象大跌，如同一个“爱撒谎的孩子”。
　　投资医疗卫生领域，只能追求投资回报的稳定性，不能寻求投资回报的丰厚性。那些期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尽可能多的投资者，往往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不但损害了患者利益，也损害了同行声誉，最终使整个行业为他们的短期行为买单，让正规的民营医院一起“背黑锅”。你说冤不冤？
　　戴明最后说，我只能靠理念、信念自我安慰，对自己说：时间是试金石，让我们再赛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