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中国是人口大国，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但是，近几年来，中国农民的种粮意愿并不强烈，出现了改种经济作物或者撂荒等现象。这个问题已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在越来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中国的粮食安全虽要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但还是应以基本自给为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保持基本耕地的同时，需要把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保障国民的粮食供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加强对农资价格的调控和质量监控，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目前影响到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随着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致使种粮生产成本提高，种粮不赚钱甚至亏损。今年各地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普遍上涨，其中肥料和农药价格比去年同期普遍上涨30%至40%。以产粮大省湖北为例，今年的钾肥价格为每80斤160元，去年才120元；磷肥价格是每100斤36元，去年才18元；农药“草甘膦”的价格每500毫升为7－6元，去年才4.5元。按这样的价格，种一亩水稻所需肥料就要增加近30—40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肥料和农药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随着其它原材料的涨价而有所提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一定要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国家有关部门就应发挥职能作用，坚决查处乱涨价的行为，特别是要在农资质量方面把好关，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建立农业合作组织，为粮食生产者提供市场服务也是十分必要的。
　　适当提高粮食价格，确保粮食耕种面积。今年以来国家两次累计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9％—10%，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提高4％—7%，但与种植其它经济作物相比，种粮的效益太低。在产粮大省湖南，种植棉花的现金收入为1084元每亩，是种植稻谷收入的3倍。因此，许多农民选择种植经济效益好的经济作物。有些地方政府也从发展本地经济出发，通过给高额的财政补贴，鼓励农民改种经济作物。有些地方的良田都改成了果园和菜地。因此，有专家提出，政府应放开对粮价的控制，可择机提高粮食价格30%左右。可问题是，放开粮价，粮食价格上涨，也会带动粮食加工产品和其它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从而有可能引发新的通胀，又会反过来影响到粮食生产。这就需要在提价的幅度和时机上全面衡量。
　　加大对农民种粮补贴，从制度上保证补贴真正落到种粮农民手中。国家实行粮食直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这一利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截留直补款；其二是这些补贴是按耕地面积分下去的，虽然有些地方规定，不种粮就取消这些补贴，但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今年中央财政决定再拿出156亿元投入，给每亩粮食种植面积增加农资综合补贴23元，达到40元，同时再追加50亿元良种补贴。加上各地的补贴，有些地方达到了每亩150元。如何使这些钱真正到种粮农民的手中，需要有必要的制度建设。这其中不仅要进一步限制地方政府克扣直补款的行为，而且要使种粮农户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以体现政府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导向。
　　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走农业集约化经营的道路。目前农民种植规模较少，商品化程度不高，也是影响到农业效益进而影响到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原因。这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保证了农民基本平均分得了一份土地的同时，也使土地耕种的规模受到影响。分散的农户种粮技术和机械化程度较低，生产成本也就相对较高。这些分散的农户，种粮的目的也主要是解决自己的口粮，商品化的程度不高。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一些进城的农民开始通过各种方式高价流转承包的土地。这样虽然使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但由于租金较高而且不能领到政府的各种农业补贴，大大压缩了他们种粮的利润空间，也影响到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要使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机械化、集约化耕种，提高生产效率和单位产量，提高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就应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