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章基于广义资本结构视角，研究了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结论表明两权的最优匹配是一种相机治理机制：当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大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时，两权匹配应以激励为主；当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小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时，两权匹配应以约束为主。 关键词：剩余控制权 剩余索取权 资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2-015-02
一、引言
有限合伙制并非新生事物，它始自11世纪的意大利、英国等海上贸易频繁的国家。为了分摊海上贸易的风险，船主和投资者采取了资合和人合的简单合伙形式。后来，这一本来盛行于海上贸易的合伙制逐渐在陆地贸易中传播开来，形成了最初的有限合伙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有限合伙制和风险资金开始媾合，出现了新的现代意义的投资基金的企业形式：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是资合和人合的典型代表。有限合伙制是指由负无限连带责任的普通合伙人与负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组成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合伙组织。例如：一般的负有限责任的合伙人出资占99%，而普通合伙人出资仅占1%，由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的管理和运作。企业收益按合同分配。许多的学者致力于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的产权匹配研究。产权理论认为企业产权分为合约产权和剩余权利（黄少安，2008）。
剩余权利包括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是合约中无法在事前规定的、对企业资产和经济活动的指挥权。剩余索取权即企业总收益中扣除了税收和各种应缴费用以及合同上注明的利息、工资等应付的费用之外，剩下的那部分收益的索取权（张维迎，2005）。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合约的产物，企业的所有权应当包括合约产权和剩余产权两个方面。由于现实合约是不完全的，只能界定特定范围内的有限的责权利，这就产生了合约之外的责权利，如何分配这合约之外的责、权、利就产生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匹配问题。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基金经营的高风险性导致两权匹配成为基金治理的核心。本文致力于从广义资本结构视角研究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如何匹配。
二、剩余权利归属的历史争论
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是人资融合的典型。其独特的资本结构和风险分担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它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具有特别之处。投资基金是高风险的资本运作，这种高风险来源于市场环境的变幻莫测、经营风险的波谲云诡，因此，投资成功的概率较低。为保证投资基金能够成功运作，制度经济学认为基金的经营者需要拥有剩余控制权。这一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使基金的管理者拥有相机处理的权利。那么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如何匹配？本文的讨论先假定经营者拥有固定的剩余控制权，然后，研究如何使剩余索取权与之匹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部分先回顾剩余权利的历史研究成果。一般的，对于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分为三种理论：传统理论，现代产权理论和资源决定论。我们依序介绍。
1.传统观点。以萨伊的“三位一体”理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代表。萨伊认为公司所有权需按生产要素分配剩余索取权，即工人得工资，资本家得利息，而土地所有者得地租。萨伊的观点是一种静态的剩余索取权分配，是一次剩余索取权博弈的结果。马克思从革命需要的角度出发认为是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索取权由工人占有。两种理论都不能解释现实中剩余索取权的转移问题：资本家向管理层让渡部分剩余索取权；社会主义企业向经理人让渡部分剩余索取权。
2.现代产权制度理论。（1）交易费用理论。杨小凯、杨瑞龙和黄有光等人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若交易费用太高或对经营者直接定价太难则应该让渡剩余索取权归经营者。这种理论的缺陷显而易见：让渡剩余索取权可能根本不能满足激励理论的参与约束条件或者可能激励过渡损失了投资者的利益。（2）激励理论。威尔森、罗斯、米尔利斯、霍姆斯特姆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从完全契约观点出发，根据信息不对称，提出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依据契约分享企业剩余，从而达到激励目的。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团队理论，认为团队生产使得成员的努力程度不可能精确度量，为防止出现偷懒，需要设立监督者进行监督，并给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以期激励监督者。詹森和麦克林应用代理成本概念，认为让经营者拥有全部剩余，可以减少甚至消除代理成本。（柏培文、陈惠贞,2005）。威尔森等的观点只是完全契约下的企业盈余的分配，而非严格意义的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詹森的观点也有不足之处：让渡全部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效果可能更差，虽然减少了代理成本，但是由于剩余索取权的丧失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激励成本。这种成本可能远远高于代理成本。（3）风险承担论。风险承担论的学者认为高风险性的资产一方应该拥有剩余索取权。杨瑞龙等（1998）指出给定制度环境，资产专用性或非流动性一般是企业所有权的谈判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把企业所有权赋予资产专用性强的一方，并由其监督低的或无专用性一方，就可以确保合约的效率（柏培文、陈惠贞，2005）。其实，资产的专用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难以度量和比较，也没有合适的标准来衡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孰高孰低。另一方面，专用性较高的资产拥有者在合约博弈时可能处于劣势地位，容易受到专用性较低的资产拥有者的敲诈。因此，风险按照资产的专用性来分配理论上有缺陷，而在实践中也是难操作的。（4）状态依存论。张维迎认为：最优的企业所有权应该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即在不同的状态下，企业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有（张维迎，2005）。张维迎认为控制权随着不同状态的出现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转移是为了效率的改善。本文认为控制权的相机转移根本的原因是风险规避的结果，通过降低风险提高基金治理效率和降低基金运营成本。
3.资源决定论。柏培文，陈惠贞认为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归属：当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为非稀缺性资产时，控制权要求剩余索取权不成立，当人力资本成为稀缺性资产时，控制权要求剩余索取权成立（2005）。可见资源决定论是供需理论和状态依存理论的融合。资源的稀缺性和专用性是密切关联的，往往稀缺的资源的专用性较高，反之专用性较高的资源的稀缺性也较高。由此产生了另一种的合约博弈劣势：因为资源的专用性太高，而丧失了博弈的优势。如何权衡资源稀缺性的博弈优势和资源专用性的博弈劣势对博弈方的综合影响是柏培文等没有解释清楚的。
以上理论虽然从不同方面解释了剩余权利的匹配，但是，各理论都没有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治理结构作出全面的分析。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是人资融合的产物，在资金的运作过程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专用性和风险性是变化的，即在某个时期物质资本的风险性和专用性要高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风险性，而另一时期可能相对要低。资本承担的风险的变化引致了资本的拥有者之间重新构建合约的需求，需求引发了合约交易，从而剩余索取权在合约各方的转移成为了可能。
三、广义资本结构框架下的新解释
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谈及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的人资融合模式决定了其两权匹配具有特色。由于委托方和代理方的两权之争统一于基金治理，则两权匹配的实质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营者。那么本部分就可以假定讨论的前提：有限合伙制基金的经营者既拥有剩余索取权也拥有剩余控制权。这一前提符合传统的经济理论，人们容易接受。接下来要分析的主题是如何配置两权。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资本结构出发可以解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和建立两权匹配的有效模型。 首先要明确这里的资本结构是广义的概念，并非传统理论中特指的企业资金来源的比例。资本包括物质（货币或创业）资本和人力资本两大方面，而不是传统财务管理的资本结构的概念。广义的资本概念是由卢卡斯首先提出的。卢卡斯在其“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的“两时期模式”中将资本分为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并且通过“两商品模式”指出人力资本不是简单的学校教育造就的，而是通过“干中学”的外在效应（如市场因素）实现的。卢卡斯的“两商品模式”也说明人力资本不能独立的推动经济增长，而要和物质资本融合共同创造财富，物质资本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Williamson，1975）。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融合的过程和结果形成了广义的资本结构。而两种资本融合的过程也是动态风险分担机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资本结构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风险属性的动态博弈过程。
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合约博弈，构成了基金的委托—代理的基本模式，形成了基金的治理结构。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而其匹配的基础来自于合约各方的博弈结果。是什么决定了合约博弈的结果呢？两大因素：参与合约博弈的各方的风险函数和博弈的阶段。合约博弈各方的初始风险是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博弈的基础，决定着企业资本结构的初始匹配模式；不同的博弈时间合约各方的风险属性是不同的。这两大因素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一般而言，风险来自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导致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差异，由此形成了预期和实际的偏差，这种偏差在未实现时就是风险。进一步的分析预期的形成：人们依靠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并结合拥有的信息作出判断，形成预期。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是通过对风险的不断认知和修正（“干中学”）来获得和提高的。即风险是随时间的流逝而积累和调整的或者说资本的风险属性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资本风险属性使重复博弈成为可能。
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具有高风险性，无论货币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高风险偏好性的。货币资本的流向是高风险的，人力资本的风险偏好也是较高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两权匹配是两种资本风险博弈的结果。两权匹配模型就是风险分担模型，基金治理结构就是风险分担机制。分担风险需要分享收益，才能符合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原理。
有限合伙制基金中的物质资本偏好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希望通过有效的激励制度激励代理人实现资本的增值。这种激励制度的有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不增加投资项目的风险和不降低投资项目的收益。本质上，人力资本的高风险偏好不同于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的风险偏好是自身保值和增值的内因驱动的结果；人力资本的风险偏好是自身素质和合约激励综合驱动的结果（自身素质表现为对待风险的基本偏好，而合约激励表现为对待投资项目风险的暂时态度或是对待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价。这两种风险态度是不同的）。两种资本具有不同的风险驱动因素，因此在基金的治理过程中，两种资本的风险变化并不同步。
假设T时期，A基金的委托方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为I1，而代理方关注的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I2，令Y=I1—I2，于是我们就可以用Y来衡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风险差额。Y就是两权匹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Y可以为正值、负值和零。当Y为正值时，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1大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2，两权匹配应以激励为主：给与代理人高剩余索取权和高剩余控制权；当Y为负值时，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1小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2，两权匹配应以约束为主：给与代理人低剩余索取权和低剩余控制权；当Y取零值时，两权匹配呈现暂时的均衡。此时，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是等同的。
设Y=0时，委托方和代理方要求的报酬率同为I0，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为K0，剩余索取权为S0；当Y>0时，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为Kl，剩余索取权为Sl，则为了激励代理人选择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1，需要提高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设ΔK为可调整的剩余控制权，ΔS为可调整的剩余索取权，则ΔK∈［0，K0-Kl］，ΔS∈［0，S0-Sl］。具体的ΔK、ΔS的取值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
反之，当Y<0时，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为Kh，剩余索取权为Sh，则为了约束代理人选择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1，需要降低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设ΔK’为可调整的剩余控制权，ΔS’为可调整的剩余索取权，则ΔK’∈［0，Kh-K0］，ΔS’∈［0，Sh-S0］。同理，具体的ΔK’、ΔS’的取值也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
四、结论
在我国建立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还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例如法律基础不完备，缺乏实行有限合伙制的社会基础，缺乏完善的监督治理机制来激励和约束管理者（文鹏、文杰，2007）。本文从广义资本结构视角入手，分析了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研究结论表明两权匹配是一种相机治理机制：当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大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时，两权匹配应以激励为主（给与代理人高剩余索取权和高剩余控制权）；当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小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时，两权匹配应以约束为主（给与代理人低剩余索取权和低剩余控制权）。我们的研究结论恰好可以解决文鹏等提出的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缺乏有效地激励机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柏培文，陈惠贞.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理论分歧及其在资产稀缺性框架下的诠释[J].企业理论，2005（2） 5.杨瑞龙、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J].经济研究,1997（1） 6.杨瑞龙，周业安.交易费用与企业所有权分配合约的选择[J].经济研究,1998（9） 7.赵磊.剩余索取权归属的理论分歧与现实变化[J].经济学动态, 1998 8.文鹏，文杰.对我国建立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机构的反思[J].科学管理研究，2007（2） 9.黄少安.制度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刘克，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喆宇，目前就读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责编：贾伟）
一、引言
有限合伙制并非新生事物，它始自11世纪的意大利、英国等海上贸易频繁的国家。为了分摊海上贸易的风险，船主和投资者采取了资合和人合的简单合伙形式。后来，这一本来盛行于海上贸易的合伙制逐渐在陆地贸易中传播开来，形成了最初的有限合伙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有限合伙制和风险资金开始媾合，出现了新的现代意义的投资基金的企业形式：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是资合和人合的典型代表。有限合伙制是指由负无限连带责任的普通合伙人与负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组成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合伙组织。例如：一般的负有限责任的合伙人出资占99%，而普通合伙人出资仅占1%，由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的管理和运作。企业收益按合同分配。许多的学者致力于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的产权匹配研究。产权理论认为企业产权分为合约产权和剩余权利（黄少安，2008）。
剩余权利包括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是合约中无法在事前规定的、对企业资产和经济活动的指挥权。剩余索取权即企业总收益中扣除了税收和各种应缴费用以及合同上注明的利息、工资等应付的费用之外，剩下的那部分收益的索取权（张维迎，2005）。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合约的产物，企业的所有权应当包括合约产权和剩余产权两个方面。由于现实合约是不完全的，只能界定特定范围内的有限的责权利，这就产生了合约之外的责权利，如何分配这合约之外的责、权、利就产生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匹配问题。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基金经营的高风险性导致两权匹配成为基金治理的核心。本文致力于从广义资本结构视角研究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如何匹配。
二、剩余权利归属的历史争论
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是人资融合的典型。其独特的资本结构和风险分担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它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具有特别之处。投资基金是高风险的资本运作，这种高风险来源于市场环境的变幻莫测、经营风险的波谲云诡，因此，投资成功的概率较低。为保证投资基金能够成功运作，制度经济学认为基金的经营者需要拥有剩余控制权。这一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使基金的管理者拥有相机处理的权利。那么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如何匹配？本文的讨论先假定经营者拥有固定的剩余控制权，然后，研究如何使剩余索取权与之匹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部分先回顾剩余权利的历史研究成果。一般的，对于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分为三种理论：传统理论，现代产权理论和资源决定论。我们依序介绍。
1.传统观点。以萨伊的“三位一体”理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代表。萨伊认为公司所有权需按生产要素分配剩余索取权，即工人得工资，资本家得利息，而土地所有者得地租。萨伊的观点是一种静态的剩余索取权分配，是一次剩余索取权博弈的结果。马克思从革命需要的角度出发认为是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索取权由工人占有。两种理论都不能解释现实中剩余索取权的转移问题：资本家向管理层让渡部分剩余索取权；社会主义企业向经理人让渡部分剩余索取权。
2.现代产权制度理论。（1）交易费用理论。杨小凯、杨瑞龙和黄有光等人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若交易费用太高或对经营者直接定价太难则应该让渡剩余索取权归经营者。这种理论的缺陷显而易见：让渡剩余索取权可能根本不能满足激励理论的参与约束条件或者可能激励过渡损失了投资者的利益。（2）激励理论。威尔森、罗斯、米尔利斯、霍姆斯特姆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从完全契约观点出发，根据信息不对称，提出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依据契约分享企业剩余，从而达到激励目的。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团队理论，认为团队生产使得成员的努力程度不可能精确度量，为防止出现偷懒，需要设立监督者进行监督，并给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以期激励监督者。詹森和麦克林应用代理成本概念，认为让经营者拥有全部剩余，可以减少甚至消除代理成本。（柏培文、陈惠贞,2005）。威尔森等的观点只是完全契约下的企业盈余的分配，而非严格意义的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詹森的观点也有不足之处：让渡全部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效果可能更差，虽然减少了代理成本，但是由于剩余索取权的丧失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激励成本。这种成本可能远远高于代理成本。（3）风险承担论。风险承担论的学者认为高风险性的资产一方应该拥有剩余索取权。杨瑞龙等（1998）指出给定制度环境，资产专用性或非流动性一般是企业所有权的谈判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把企业所有权赋予资产专用性强的一方，并由其监督低的或无专用性一方，就可以确保合约的效率（柏培文、陈惠贞，2005）。其实，资产的专用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难以度量和比较，也没有合适的标准来衡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孰高孰低。另一方面，专用性较高的资产拥有者在合约博弈时可能处于劣势地位，容易受到专用性较低的资产拥有者的敲诈。因此，风险按照资产的专用性来分配理论上有缺陷，而在实践中也是难操作的。（4）状态依存论。张维迎认为：最优的企业所有权应该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即在不同的状态下，企业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有（张维迎，2005）。张维迎认为控制权随着不同状态的出现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转移是为了效率的改善。本文认为控制权的相机转移根本的原因是风险规避的结果，通过降低风险提高基金治理效率和降低基金运营成本。
3.资源决定论。柏培文，陈惠贞认为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归属：当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为非稀缺性资产时，控制权要求剩余索取权不成立，当人力资本成为稀缺性资产时，控制权要求剩余索取权成立（2005）。可见资源决定论是供需理论和状态依存理论的融合。资源的稀缺性和专用性是密切关联的，往往稀缺的资源的专用性较高，反之专用性较高的资源的稀缺性也较高。由此产生了另一种的合约博弈劣势：因为资源的专用性太高，而丧失了博弈的优势。如何权衡资源稀缺性的博弈优势和资源专用性的博弈劣势对博弈方的综合影响是柏培文等没有解释清楚的。
以上理论虽然从不同方面解释了剩余权利的匹配，但是，各理论都没有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治理结构作出全面的分析。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是人资融合的产物，在资金的运作过程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专用性和风险性是变化的，即在某个时期物质资本的风险性和专用性要高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风险性，而另一时期可能相对要低。资本承担的风险的变化引致了资本的拥有者之间重新构建合约的需求，需求引发了合约交易，从而剩余索取权在合约各方的转移成为了可能。
三、广义资本结构框架下的新解释
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谈及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的人资融合模式决定了其两权匹配具有特色。由于委托方和代理方的两权之争统一于基金治理，则两权匹配的实质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营者。那么本部分就可以假定讨论的前提：有限合伙制基金的经营者既拥有剩余索取权也拥有剩余控制权。这一前提符合传统的经济理论，人们容易接受。接下来要分析的主题是如何配置两权。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资本结构出发可以解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和建立两权匹配的有效模型。 首先要明确这里的资本结构是广义的概念，并非传统理论中特指的企业资金来源的比例。资本包括物质（货币或创业）资本和人力资本两大方面，而不是传统财务管理的资本结构的概念。广义的资本概念是由卢卡斯首先提出的。卢卡斯在其“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的“两时期模式”中将资本分为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并且通过“两商品模式”指出人力资本不是简单的学校教育造就的，而是通过“干中学”的外在效应（如市场因素）实现的。卢卡斯的“两商品模式”也说明人力资本不能独立的推动经济增长，而要和物质资本融合共同创造财富，物质资本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Williamson，1975）。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融合的过程和结果形成了广义的资本结构。而两种资本融合的过程也是动态风险分担机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资本结构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风险属性的动态博弈过程。
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合约博弈，构成了基金的委托—代理的基本模式，形成了基金的治理结构。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而其匹配的基础来自于合约各方的博弈结果。是什么决定了合约博弈的结果呢？两大因素：参与合约博弈的各方的风险函数和博弈的阶段。合约博弈各方的初始风险是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博弈的基础，决定着企业资本结构的初始匹配模式；不同的博弈时间合约各方的风险属性是不同的。这两大因素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一般而言，风险来自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导致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差异，由此形成了预期和实际的偏差，这种偏差在未实现时就是风险。进一步的分析预期的形成：人们依靠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并结合拥有的信息作出判断，形成预期。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是通过对风险的不断认知和修正（“干中学”）来获得和提高的。即风险是随时间的流逝而积累和调整的或者说资本的风险属性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资本风险属性使重复博弈成为可能。
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具有高风险性，无论货币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高风险偏好性的。货币资本的流向是高风险的，人力资本的风险偏好也是较高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两权匹配是两种资本风险博弈的结果。两权匹配模型就是风险分担模型，基金治理结构就是风险分担机制。分担风险需要分享收益，才能符合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原理。
有限合伙制基金中的物质资本偏好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希望通过有效的激励制度激励代理人实现资本的增值。这种激励制度的有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不增加投资项目的风险和不降低投资项目的收益。本质上，人力资本的高风险偏好不同于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的风险偏好是自身保值和增值的内因驱动的结果；人力资本的风险偏好是自身素质和合约激励综合驱动的结果（自身素质表现为对待风险的基本偏好，而合约激励表现为对待投资项目风险的暂时态度或是对待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价。这两种风险态度是不同的）。两种资本具有不同的风险驱动因素，因此在基金的治理过程中，两种资本的风险变化并不同步。
假设T时期，A基金的委托方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为I1，而代理方关注的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I2，令Y=I1—I2，于是我们就可以用Y来衡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风险差额。Y就是两权匹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Y可以为正值、负值和零。当Y为正值时，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1大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2，两权匹配应以激励为主：给与代理人高剩余索取权和高剩余控制权；当Y为负值时，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1小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2，两权匹配应以约束为主：给与代理人低剩余索取权和低剩余控制权；当Y取零值时，两权匹配呈现暂时的均衡。此时，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是等同的。
设Y=0时，委托方和代理方要求的报酬率同为I0，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为K0，剩余索取权为S0；当Y>0时，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为Kl，剩余索取权为Sl，则为了激励代理人选择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1，需要提高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设ΔK为可调整的剩余控制权，ΔS为可调整的剩余索取权，则ΔK∈［0，K0-Kl］，ΔS∈［0，S0-Sl］。具体的ΔK、ΔS的取值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
反之，当Y<0时，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为Kh，剩余索取权为Sh，则为了约束代理人选择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I1，需要降低代理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设ΔK’为可调整的剩余控制权，ΔS’为可调整的剩余索取权，则ΔK’∈［0，Kh-K0］，ΔS’∈［0，Sh-S0］。同理，具体的ΔK’、ΔS’的取值也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
四、结论
在我国建立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还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例如法律基础不完备，缺乏实行有限合伙制的社会基础，缺乏完善的监督治理机制来激励和约束管理者（文鹏、文杰，2007）。本文从广义资本结构视角入手，分析了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研究结论表明两权匹配是一种相机治理机制：当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大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时，两权匹配应以激励为主（给与代理人高剩余索取权和高剩余控制权）；当委托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小于代理方要求的投资报酬率时，两权匹配应以约束为主（给与代理人低剩余索取权和低剩余控制权）。我们的研究结论恰好可以解决文鹏等提出的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缺乏有效地激励机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柏培文，陈惠贞.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理论分歧及其在资产稀缺性框架下的诠释[J].企业理论，2005（2） 5.杨瑞龙、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J].经济研究,1997（1） 6.杨瑞龙，周业安.交易费用与企业所有权分配合约的选择[J].经济研究,1998（9） 7.赵磊.剩余索取权归属的理论分歧与现实变化[J].经济学动态, 1998 8.文鹏，文杰.对我国建立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机构的反思[J].科学管理研究，2007（2） 9.黄少安.制度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刘克，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喆宇，目前就读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