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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出版业上承晚清新式出版之萌蘖，下启新中国出版之肇端，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独特地位与意义。正因如此，“在当前应该提倡和重视20世纪出版史即近百年出版史的研究”渐成学界共识。近年来，有关民国出版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吴永贵教授新作《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吴著《民国出版史》”）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作为民国出版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吴著《民国出版史》在广泛综合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除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外，还形成了该书独特鲜明的个性与特色。
1 一部“纯粹”的出版史著作
称吴著《民国出版史》是一部“纯粹”的出版史著作，首先在于它摆脱了传统书史的研究模式与写作风格，具有真正的出版史味（借用范军先生的词句）。汪家熔先生2000年在《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一文中曾言辞激烈地批评以往的出版史，特别是古代出版史写作大多未能摆脱书史模式，“自1985年开始，至今，凡以‘中国出版史’为题目的，厚薄不等，都未能脱其窠臼。即模仿书史，并堆砌书名或事实。其中尤以古代出版史更甚。一本书可以叫‘中国书史’，可以叫‘中国出版史’，也可以叫‘中国印刷史’，证明这些都源于抄袭书史”[1]。尽管这是十多年前的批评，但是汪先生的话语对于今天的出版史写作者依然有警示和启迪意义[2]。吴著《民国出版史》避免了传统书史的研究套路，着力于出版活动内部要素以及出版活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两个层面的研究。该书共十三章，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有关民国出版业的整体考察与宏观分析，包括晚清出版业的近代转型（第一章）、民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第二章）、民国出版业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布局（第三章），二是中观层面对民国出版业进行考察，包括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第十章）、各种类型图书的出版活动（第十一、十二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第十三章），三是民国出版业的微观研究，包括民国出版企业简介（第四、第五章）、重要编辑出版人物列传（第六、第七章）、编辑出版工作（第八章）和书业经营管理（第九章）。可以看出，与坊间流行的许多出版史专著不同，吴著《民国出版史》无论在研究的思路还是内容的选择上都透着浓郁的出版史味道，这是称其为“纯粹”的出版史著作的第一个因由。
其次，虽然出版史是以历史上的出版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史，研究领域涵盖报纸、期刊、图书等出版形态，但从实际情况看，“出版史”一词多用于图书领域，而报纸、期刊的出版史则划归“新闻（报刊）史”的研究范畴，这种差别在当前以“出版史”“新闻史”“报刊史”为名的各类著作中清晰可辨。与以往一些出版史著作“越界”——旁及报刊，甚至以报刊代替图书——的做法不同，吴著《民国出版史》论述范围局限于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无论是对出版机构的介绍、对出版人物的品评，还是对出版经营管理的研究，无一不是围绕图书出版展开。其间虽涉及一些书局所办的期刊，但仅属偶尔提及，至于报纸则弃而不论，所以作者说该书更确切的书名应该是《民国书业史》（《后记》，第651页）。也正是因为作者紧绕“图书出版”这一中心，所以读者能从该书中见到一些在以往出版史著作中很少提及的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介绍。如正中书局，该书局1931年10月10日成立，之后发展很快，抗日战争爆发前俨然已属全国六大书局之列，抗战时期其经营管理也多有可称道之处（138—141页），只是因为其属于国民党政府官办性质，在以往一些著作中大都略去不言。再如张竞生，今人知道这个名字多是因为其“性博士”的骂名，其实在编《性史》之前，他撰写的大学讲义《美的人生观》早已成畅销书，1925年至1927年的两年间重印7次之多；他编辑《性史》的初衷不过是给性学研究提供科学意义上的材料，只因社会反响之激烈以及无良书商的胡编乱造，使得他背负一世骂名；与人合伙开办美的书店，将其打造成一小型专业出版社，并曾有翻译两三千本世界名著的宏伟计划；开书业之先河，首创雇佣女店员的做法（297—301页）。凡此种种，都说明他是一位不该被出版史遗忘的人。这是称吴著《民国出版史》为一部“纯粹”出版史著作的另一原因。
2 现实观照与文化情怀
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说法强调历史必须由今天的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而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用今人所能理解的情感和思想去重新体验历史，必须能够带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去和历史进行对话。吴著《民国出版史》正是这样一部充满现实关照与文化情怀的专著，作者从经济与文化两个维度钩沉史事，品评人物，实现史学研究的现实借鉴价值。
民国出版业是出版近代化的延续与发展，所谓出版近代化，其本质是出版领域的资本主义化。它讲究市场竞争，强调优胜劣汰。民国期间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为代表的民营书业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出版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发展，依靠的是良好的经营与管理，可以说在经营管理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笈”，这些无疑能为今天同样身处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出版企业借鉴与参考。吴著《民国出版史》专门辟出第八、九章从中观角度勾勒民国编辑出版工作和书业经营管理的面貌，条分缕析，从选题组稿、装帧印刷、发行渠道、推广宣传以至图书评论，从企业组织形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制度管理、融资方式到多种经营，其中许多做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不失其新意与可取性。以出版企业融资为例，民国时期出版业融资主要有五种途径：募捐、邀股、办读书储蓄会、办读者俱乐部、预约出书。返观今日出版业，除了经营利润转化为资本和部分大型出版集团努力争取上市融资外，很少见到其他“开源”措施。再如编印图书样本。民国时期书业企业在大部头图书的推广上，往往有编印图书样本进行促销的举动，如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中华书局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国学名著》，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等，均是如此。其具体做法是出版者在该书尚未正式发行之前，将书中或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内容，或有宣传价值的文字，选取若干，装订成册，以供读者阅览。这种做法对出版者而言可以展示图书精华，突出该书卖点，对读者而言可以略窥图书全貌，提供购买参考（342—343页）。 除上述两章外，该书其他章节对民国时期书业经营管理的描述也不少，以出版人物列传为例，作者记述了沈知方、章锡琛、张静庐等书业奇才的事迹，这些都称得上书业经营的经典个案。如作者称之为“四马路出版界霸才”的张静庐，经营才能卓尔不凡，在出版活动中多有独具匠心之举，以1935年出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为例，其时张静庐即以“珍本大众化”“丛书杂志化”为号召，广泛征订、预约出书。所谓“珍本大众化”，就是将一些流传较为罕见的古籍，用低廉的价格将它们选印出来，供给一般的读者；所谓“丛书杂志化”，就是规定该丛书的刊行，每逢星期六出版一部，其情形类似定期出版的周刊杂志，同时为避免读者阅读时感觉枯燥和单调，有意将诗词、文曲调剂开来，在出版时间上错杂相配（271—272页）。
民国时期出版业既有经济性的一面，更有文化性的一面。有学者曾评价民国出版业的价值时说“如果当时没有开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海燕这样一批体现知识分子人格的出版社，那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会改写。如果没有商务、中华、亚东这样一批出版社，那么，中国现代文化史也将会改写”[3]。此言着实不虚，民国时期出版人对于当时文化之贡献，既体现为出书，又表现为出人。所谓出书，是指出版优秀作品，推动学术文化之进步。民国时期出版许多学术精品，如改革开放后上海书店曾出版一套《民国丛书》，该丛书共收民国时期在我国境内外出版的中文图书1126种，其中许多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时至今日依然广泛为学者所重视。所谓出人，是指民国时期出版人关爱作者，积极帮助新人成才，这以叶圣陶、巴金、曹禺三人之间的故事最为典型，可称得上民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叶圣陶先生在编辑生涯中关心扶持新人无数，其中就包括巴金。巴金还未成名之前，写了长篇小说《灭亡》，因缺乏自信不敢投稿，请朋友帮他自印几百册，后来叶圣陶在巴金朋友那里发现小说原稿，将之在《小说月报》连载并作了热情洋溢的推荐。巴金回忆此事，曾满怀感激地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正是在叶圣陶的影响之下，巴金在日后的编辑工作中也注重“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积极扶持文艺新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曹禺。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曹禺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剧本《雷雨》，但稿件交由好友靳以看后因种种原因被存放抽屉两三年，巴金偶然从靳以处看到《雷雨》后大加赞赏，略做处理后即在《文学季刊》上发表，曹禺也因《雷雨》而在文坛一举成名。除此之外，何其芳的第一本诗与散文合集《画梦录》，荒煤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都是被巴金采用的。罗淑、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丽尼等人的处女作，也都是在巴金手下出版的（264—265页）。吴著《民国出版史》专门辟出章节，叙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泰东图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文化贡献，为张元济、高梦旦、陆费逵、舒新城、夏丏尊、叶圣陶、鲁迅、巴金、汪原放、赵家璧等编辑出版人立传，载其出版史事，探其出版精神，忆其文化贡献，无一不是源于作者的文化情怀及对当前出版业的反思。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
说机构，论人物，举制度，言环境，谈影响……笔者琐琐细细不厌其烦地写下来，是感慨于那个时期很多出版机构的一份独立与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锐气与敬业，也希望读者能从那个时期的书局书人书事中，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怀。
3 范式意义
吴著《民国出版史》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意义[4]。它以经济和文化维度作为研究视角，改变了以往书史叙事的简单模式。可以想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学术思路、研究方法将成为出版史研究，特别是民国出版史研究的推动力之一，为后来者借鉴与继承。具体而言，吴著《民国出版史》一书的范式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料搜集。有史家曾言“史学即是史料学”，“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可见，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巨大价值和决定性意义。我们常常羡慕西方出版史学界能做出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其原因之一正在于其出版资料之丰富与保存之完整。曾因《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1979年Leo Gershoy 奖的著名新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几次提及他能完成该项研究，着实得益于“好运气”，即他寻找到了18世纪最重要的法文图书出版商之一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文件，这些文件包含了图书史各个方面的信息，包括“如何对待作者，如何生产纸张，如何处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装箱运输，如何讨好当局，如何计取警察，如何给销售商供货……”[5]。正是有了这些档案材料，罗伯特·达恩顿才能尽可能地再现18世纪的欧洲出版世界，并最终讲述了一个出版史上的“好故事”。吴著《民国出版史》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学术水准，资料搜集的全备是一重要原因。这一方面得益于近年来出版史研究者在相关基础史料搜集整理工作上的进展，以出版史料集而言，除了我们熟知的张静庐编纂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陈江、吴道弘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现代部分），徐蜀、宋安莉编辑的《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等大型史料集外，近年来新兴数据库资源的出现，如“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也为研究者查找民国时期书业资料带来了便利。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决定着出版史研究的宽度与深度，更多优秀的出版史著作得以生成有赖于此项工作的进步。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作者本人的学术眼光。毕竟，同样一种材料，在此人眼中为宝、在彼人眼中则否的例子比比皆是。翻看吴著《民国出版史》的主要参考文献及引文出处，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作者史料搜集目光之所及，除了各类出版史著述外，从出版志到出版史料、档案文件，到辞书目录、传记、年谱、日记、书信、书评书话、文集、纪念册，再到文学史、教育史史料、著作，可谓门类众多，丰富无比。对出版史领域之外，如文学史、教育史等资料的借鉴、利用，既反映了作者学术眼光的独到与全面，同时也意味着吴著《民国出版史》不只在出版史领域，而且在教育史、文学史等其他相关领域也将产生相应的学术影响。 研究路径。吴著《民国出版史》在研究路径上的示范意义，主要体现在从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来考察民国出版业，前已多次论述，兹不赘言。笔者想要着重指出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吴著《民国出版史》所代表的行业史、文化史研究路径虽在史学界谈不上新颖，但是在出版史学界却是少见的，这从汪家熔、范军等先生对以往出版史著作的批评不难看出。此种研究视角在未来出版史学界必将激荡风气，并拥有一批学术践行者。二是风起于青萍之末，以此为契机或能实现出版史研究模式的飞跃，推动整个出版史研究的进步。如西方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而言，当前的西方出版史研究出现了脱离纯粹资料史的藩篱，将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纳入到以社会史为代表的总体史学研究中去的研究转向，既包括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研究书籍传播中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影响，也包括以书籍的历史为切入点探究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6]。
作者在《后记》中曾提及有续写民国期刊史和报业史的想法，若此想法能付诸实施，那么这样的三部曲无疑使民国出版史研究更为完整与全面，对此，我们满怀希望并乐观其成。
注 释
[1]汪家熔.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J].编辑之友，2000（3）；对相关问题的辨析可参见：林穗芳.关于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出版史料，2003（2）
[2]以2008年出版的《中国出版通史》为例，这部凝结近200位专家学者心血，历时8年才告完成的通史巨著，依然存在“有的分册真正属于出版史独到内容的东西不多，‘出版’史的味道不浓”的问题，参见：范军.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2010（5）
[3]陈思和.近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J].复旦学报，1993（3）
[4]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参见：[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80）[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6]有关西方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转向，可参阅：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晴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史林，2007（5）；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8（4）
1 一部“纯粹”的出版史著作
称吴著《民国出版史》是一部“纯粹”的出版史著作，首先在于它摆脱了传统书史的研究模式与写作风格，具有真正的出版史味（借用范军先生的词句）。汪家熔先生2000年在《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一文中曾言辞激烈地批评以往的出版史，特别是古代出版史写作大多未能摆脱书史模式，“自1985年开始，至今，凡以‘中国出版史’为题目的，厚薄不等，都未能脱其窠臼。即模仿书史，并堆砌书名或事实。其中尤以古代出版史更甚。一本书可以叫‘中国书史’，可以叫‘中国出版史’，也可以叫‘中国印刷史’，证明这些都源于抄袭书史”[1]。尽管这是十多年前的批评，但是汪先生的话语对于今天的出版史写作者依然有警示和启迪意义[2]。吴著《民国出版史》避免了传统书史的研究套路，着力于出版活动内部要素以及出版活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两个层面的研究。该书共十三章，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有关民国出版业的整体考察与宏观分析，包括晚清出版业的近代转型（第一章）、民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第二章）、民国出版业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布局（第三章），二是中观层面对民国出版业进行考察，包括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第十章）、各种类型图书的出版活动（第十一、十二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第十三章），三是民国出版业的微观研究，包括民国出版企业简介（第四、第五章）、重要编辑出版人物列传（第六、第七章）、编辑出版工作（第八章）和书业经营管理（第九章）。可以看出，与坊间流行的许多出版史专著不同，吴著《民国出版史》无论在研究的思路还是内容的选择上都透着浓郁的出版史味道，这是称其为“纯粹”的出版史著作的第一个因由。
其次，虽然出版史是以历史上的出版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史，研究领域涵盖报纸、期刊、图书等出版形态，但从实际情况看，“出版史”一词多用于图书领域，而报纸、期刊的出版史则划归“新闻（报刊）史”的研究范畴，这种差别在当前以“出版史”“新闻史”“报刊史”为名的各类著作中清晰可辨。与以往一些出版史著作“越界”——旁及报刊，甚至以报刊代替图书——的做法不同，吴著《民国出版史》论述范围局限于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无论是对出版机构的介绍、对出版人物的品评，还是对出版经营管理的研究，无一不是围绕图书出版展开。其间虽涉及一些书局所办的期刊，但仅属偶尔提及，至于报纸则弃而不论，所以作者说该书更确切的书名应该是《民国书业史》（《后记》，第651页）。也正是因为作者紧绕“图书出版”这一中心，所以读者能从该书中见到一些在以往出版史著作中很少提及的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介绍。如正中书局，该书局1931年10月10日成立，之后发展很快，抗日战争爆发前俨然已属全国六大书局之列，抗战时期其经营管理也多有可称道之处（138—141页），只是因为其属于国民党政府官办性质，在以往一些著作中大都略去不言。再如张竞生，今人知道这个名字多是因为其“性博士”的骂名，其实在编《性史》之前，他撰写的大学讲义《美的人生观》早已成畅销书，1925年至1927年的两年间重印7次之多；他编辑《性史》的初衷不过是给性学研究提供科学意义上的材料，只因社会反响之激烈以及无良书商的胡编乱造，使得他背负一世骂名；与人合伙开办美的书店，将其打造成一小型专业出版社，并曾有翻译两三千本世界名著的宏伟计划；开书业之先河，首创雇佣女店员的做法（297—301页）。凡此种种，都说明他是一位不该被出版史遗忘的人。这是称吴著《民国出版史》为一部“纯粹”出版史著作的另一原因。
2 现实观照与文化情怀
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说法强调历史必须由今天的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而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用今人所能理解的情感和思想去重新体验历史，必须能够带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去和历史进行对话。吴著《民国出版史》正是这样一部充满现实关照与文化情怀的专著，作者从经济与文化两个维度钩沉史事，品评人物，实现史学研究的现实借鉴价值。
民国出版业是出版近代化的延续与发展，所谓出版近代化，其本质是出版领域的资本主义化。它讲究市场竞争，强调优胜劣汰。民国期间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为代表的民营书业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出版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发展，依靠的是良好的经营与管理，可以说在经营管理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笈”，这些无疑能为今天同样身处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出版企业借鉴与参考。吴著《民国出版史》专门辟出第八、九章从中观角度勾勒民国编辑出版工作和书业经营管理的面貌，条分缕析，从选题组稿、装帧印刷、发行渠道、推广宣传以至图书评论，从企业组织形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制度管理、融资方式到多种经营，其中许多做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不失其新意与可取性。以出版企业融资为例，民国时期出版业融资主要有五种途径：募捐、邀股、办读书储蓄会、办读者俱乐部、预约出书。返观今日出版业，除了经营利润转化为资本和部分大型出版集团努力争取上市融资外，很少见到其他“开源”措施。再如编印图书样本。民国时期书业企业在大部头图书的推广上，往往有编印图书样本进行促销的举动，如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中华书局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国学名著》，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等，均是如此。其具体做法是出版者在该书尚未正式发行之前，将书中或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内容，或有宣传价值的文字，选取若干，装订成册，以供读者阅览。这种做法对出版者而言可以展示图书精华，突出该书卖点，对读者而言可以略窥图书全貌，提供购买参考（342—343页）。 除上述两章外，该书其他章节对民国时期书业经营管理的描述也不少，以出版人物列传为例，作者记述了沈知方、章锡琛、张静庐等书业奇才的事迹，这些都称得上书业经营的经典个案。如作者称之为“四马路出版界霸才”的张静庐，经营才能卓尔不凡，在出版活动中多有独具匠心之举，以1935年出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为例，其时张静庐即以“珍本大众化”“丛书杂志化”为号召，广泛征订、预约出书。所谓“珍本大众化”，就是将一些流传较为罕见的古籍，用低廉的价格将它们选印出来，供给一般的读者；所谓“丛书杂志化”，就是规定该丛书的刊行，每逢星期六出版一部，其情形类似定期出版的周刊杂志，同时为避免读者阅读时感觉枯燥和单调，有意将诗词、文曲调剂开来，在出版时间上错杂相配（271—272页）。
民国时期出版业既有经济性的一面，更有文化性的一面。有学者曾评价民国出版业的价值时说“如果当时没有开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海燕这样一批体现知识分子人格的出版社，那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会改写。如果没有商务、中华、亚东这样一批出版社，那么，中国现代文化史也将会改写”[3]。此言着实不虚，民国时期出版人对于当时文化之贡献，既体现为出书，又表现为出人。所谓出书，是指出版优秀作品，推动学术文化之进步。民国时期出版许多学术精品，如改革开放后上海书店曾出版一套《民国丛书》，该丛书共收民国时期在我国境内外出版的中文图书1126种，其中许多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时至今日依然广泛为学者所重视。所谓出人，是指民国时期出版人关爱作者，积极帮助新人成才，这以叶圣陶、巴金、曹禺三人之间的故事最为典型，可称得上民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叶圣陶先生在编辑生涯中关心扶持新人无数，其中就包括巴金。巴金还未成名之前，写了长篇小说《灭亡》，因缺乏自信不敢投稿，请朋友帮他自印几百册，后来叶圣陶在巴金朋友那里发现小说原稿，将之在《小说月报》连载并作了热情洋溢的推荐。巴金回忆此事，曾满怀感激地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正是在叶圣陶的影响之下，巴金在日后的编辑工作中也注重“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积极扶持文艺新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曹禺。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曹禺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剧本《雷雨》，但稿件交由好友靳以看后因种种原因被存放抽屉两三年，巴金偶然从靳以处看到《雷雨》后大加赞赏，略做处理后即在《文学季刊》上发表，曹禺也因《雷雨》而在文坛一举成名。除此之外，何其芳的第一本诗与散文合集《画梦录》，荒煤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都是被巴金采用的。罗淑、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丽尼等人的处女作，也都是在巴金手下出版的（264—265页）。吴著《民国出版史》专门辟出章节，叙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泰东图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文化贡献，为张元济、高梦旦、陆费逵、舒新城、夏丏尊、叶圣陶、鲁迅、巴金、汪原放、赵家璧等编辑出版人立传，载其出版史事，探其出版精神，忆其文化贡献，无一不是源于作者的文化情怀及对当前出版业的反思。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
说机构，论人物，举制度，言环境，谈影响……笔者琐琐细细不厌其烦地写下来，是感慨于那个时期很多出版机构的一份独立与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锐气与敬业，也希望读者能从那个时期的书局书人书事中，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怀。
3 范式意义
吴著《民国出版史》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意义[4]。它以经济和文化维度作为研究视角，改变了以往书史叙事的简单模式。可以想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学术思路、研究方法将成为出版史研究，特别是民国出版史研究的推动力之一，为后来者借鉴与继承。具体而言，吴著《民国出版史》一书的范式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料搜集。有史家曾言“史学即是史料学”，“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可见，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巨大价值和决定性意义。我们常常羡慕西方出版史学界能做出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其原因之一正在于其出版资料之丰富与保存之完整。曾因《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1979年Leo Gershoy 奖的著名新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几次提及他能完成该项研究，着实得益于“好运气”，即他寻找到了18世纪最重要的法文图书出版商之一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文件，这些文件包含了图书史各个方面的信息，包括“如何对待作者，如何生产纸张，如何处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装箱运输，如何讨好当局，如何计取警察，如何给销售商供货……”[5]。正是有了这些档案材料，罗伯特·达恩顿才能尽可能地再现18世纪的欧洲出版世界，并最终讲述了一个出版史上的“好故事”。吴著《民国出版史》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学术水准，资料搜集的全备是一重要原因。这一方面得益于近年来出版史研究者在相关基础史料搜集整理工作上的进展，以出版史料集而言，除了我们熟知的张静庐编纂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陈江、吴道弘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现代部分），徐蜀、宋安莉编辑的《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等大型史料集外，近年来新兴数据库资源的出现，如“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也为研究者查找民国时期书业资料带来了便利。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决定着出版史研究的宽度与深度，更多优秀的出版史著作得以生成有赖于此项工作的进步。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作者本人的学术眼光。毕竟，同样一种材料，在此人眼中为宝、在彼人眼中则否的例子比比皆是。翻看吴著《民国出版史》的主要参考文献及引文出处，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作者史料搜集目光之所及，除了各类出版史著述外，从出版志到出版史料、档案文件，到辞书目录、传记、年谱、日记、书信、书评书话、文集、纪念册，再到文学史、教育史史料、著作，可谓门类众多，丰富无比。对出版史领域之外，如文学史、教育史等资料的借鉴、利用，既反映了作者学术眼光的独到与全面，同时也意味着吴著《民国出版史》不只在出版史领域，而且在教育史、文学史等其他相关领域也将产生相应的学术影响。 研究路径。吴著《民国出版史》在研究路径上的示范意义，主要体现在从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来考察民国出版业，前已多次论述，兹不赘言。笔者想要着重指出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吴著《民国出版史》所代表的行业史、文化史研究路径虽在史学界谈不上新颖，但是在出版史学界却是少见的，这从汪家熔、范军等先生对以往出版史著作的批评不难看出。此种研究视角在未来出版史学界必将激荡风气，并拥有一批学术践行者。二是风起于青萍之末，以此为契机或能实现出版史研究模式的飞跃，推动整个出版史研究的进步。如西方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而言，当前的西方出版史研究出现了脱离纯粹资料史的藩篱，将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纳入到以社会史为代表的总体史学研究中去的研究转向，既包括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研究书籍传播中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影响，也包括以书籍的历史为切入点探究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6]。
作者在《后记》中曾提及有续写民国期刊史和报业史的想法，若此想法能付诸实施，那么这样的三部曲无疑使民国出版史研究更为完整与全面，对此，我们满怀希望并乐观其成。
注 释
[1]汪家熔.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J].编辑之友，2000（3）；对相关问题的辨析可参见：林穗芳.关于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出版史料，2003（2）
[2]以2008年出版的《中国出版通史》为例，这部凝结近200位专家学者心血，历时8年才告完成的通史巨著，依然存在“有的分册真正属于出版史独到内容的东西不多，‘出版’史的味道不浓”的问题，参见：范军.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2010（5）
[3]陈思和.近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J].复旦学报，1993（3）
[4]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参见：[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80）[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6]有关西方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转向，可参阅：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晴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史林，2007（5）；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