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河套地区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大规模的开发，具体的开发措施主要包括修缮塞道，便利交通；移民实边，发展农牧；军事屯田，移民垦辟等方面。两汉时期所实施的这一系列开发河套的措施，对于汉王朝和河套地区而言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关键词】：两汉时期；河套开发；经济效益
河套之名始于明代，因为黄河在这里流了半个回环，故称“河套”，套内之地则称“河南”，本文所论河套地区概念引自何丙勋《河套图考》序：“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现在的河套地区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包括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属宁夏、内蒙古、陕西三省区。而在汉代分属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和西河郡的河西部分，统属朔方刺史部。自汉武帝反击匈奴，占领河套开始，为缓解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造成的粮饷运输极为困难的窘境，西汉中央作出开发河套的重大决策，并在不断完善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由政府全面深入、不遗余力地介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虽然这当中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和消极影响，但总体上可称的上是一次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典范。
一、对河套地区的经济开发
经济开发首先服务于军事目的，因此河套地区的经济开发始终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总是随着边防线的前进或后退，引起居民成分和农牧业结构的变化。
（一）修缮塞道，以利交通
交通便利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前提，汉朝北逐匈奴，穿过阴山，出入河套的主要塞道有三条，一是朔方鸡鹿塞道属朔方郡辖窳浑县（县城遗址在今巴盟杭锦后旗太阳庙保尔浩特古城子），鸡鹿塞是一座正方形小石城，为贯通阴山南北要冲，同时是河套西北隅重要军事堡垒，控扼塞道咽喉之地，控制好这里对防御匈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五原高阙塞道，位于今包头平原上，是安置归附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地区也是民族大迁徙的一道闸门，两汉时期竭力控制，主要为阻止北方游牧民族入塞，并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止于乌拉特中旗北部与路博德在居延海所筑城障衔接，成为阴山以北大漠南沿的一道防线。昆都仑河谷附近今存有二十三处遗址，多为汉代修筑。三是云中定襄塞道，位于今呼和浩特平原，塞道经呼和浩特北十公里处的蜈蚣坝又称白道岭，古称白道川，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通往漠北的要隘，控扼交通塞内外的要冲。
（二）移民实边，发展农牧
汉匈长期对峙，人民不敢在塞下耕牧，边地空虚，以致北部边防局势危殆。汉文帝时，贾谊、晁错等人曾分别上奏备边之事，晁错上奏所言切实详尽，且上奏次数最多，文帝采纳，景武之世，沿用不改。其中心内容为能使徙边之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而不会“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重蹈秦之覆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的政策，是西汉初期“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两大基本国策相结合的一項政策。
从具体实施来看，大规模的移民有三次，分别是：元朔二年（前127年）夏，政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二年（前121年）秋，“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这一次规模最大，河套地区移入恐不下三、四十万人。此后小规模的迁民经常进行，如元狩五年（前118年），汉“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元始二年（2年）数据统计，至西汉末河套共有县九十，户三十万两千七百八十九，口一百四十六万两千四百六十七（其中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地盘不在河套范围以内）。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人。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才有二十八万人，仅及河套的五分之一。
东汉实行以犯罪刑徒实边制度，有不少人发配到河套地区。如明帝永平八年（65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三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九年（66年），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对于徙边人民，政府有较妥善的安置，迁徙途中及初到边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
（三）军事屯田，移民垦辟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这是文献记载中的西汉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屯田。第二次大规模屯田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史记·平准书》载，武帝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河套是这次屯田的重点，六十万人中河套大约应占四十万，这又是两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屯田活动。天汉元年（前100年），武帝“发谪戍屯五原”。这是徙边罪犯军事屯田的记录。朔方、五原二郡的北部，汉代称为北假，北假地处黄河后套，河道纵横，土壤肥沃，也是汉代河套军事屯田的重要地区。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曾一度诏罢北假田官，至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说明这里早就有军事屯田，只是到了西汉末国力衰落，北假屯田才时断时续。
二、对河套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
对于汉王朝而言，首先，军队屯田和移民实边大大加强了边塞军事力量，戍卒、征兵、田卒相互配合有效地阻扼了匈奴的入侵，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其次，开发河套的经济效益也十分显著，西汉对匈奴用兵和戍守西北边郡，耗用军资粮草数额巨大，国家财政和内地人民均不堪其负。西北屯田省去了内地转输的劳费，基本解决了戍边士卒粮饷的问题。另外，对于河套地区本身来说，西汉时期盐铁官营，河套地区移民缺耕牛、籽种、农具耕犁等有政府下发，加之农业人口迁移于此，河套地区迅速完成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变。西汉大力发展农业而不废畜牧业，由此农牧业交错分布，对于河套地区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和联系起到了缓冲和橋梁的作用。河套地区出现历史上的第一次繁荣。
但是，对河套地区的开发耗资巨大，仅移民、屯田就花费无数，也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鬻爵”政策的实行，“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用以缓解国家财政亏空，开支困难。另外，就河套地区本身而言，西汉时对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造成的自然植被破坏，为后世生态环境的恶化留下隐患。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 王天顺.河套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钱穆.秦汉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6] 林幹.匈奴史[M].北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7]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关键词】：两汉时期；河套开发；经济效益
河套之名始于明代，因为黄河在这里流了半个回环，故称“河套”，套内之地则称“河南”，本文所论河套地区概念引自何丙勋《河套图考》序：“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现在的河套地区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包括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属宁夏、内蒙古、陕西三省区。而在汉代分属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和西河郡的河西部分，统属朔方刺史部。自汉武帝反击匈奴，占领河套开始，为缓解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造成的粮饷运输极为困难的窘境，西汉中央作出开发河套的重大决策，并在不断完善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由政府全面深入、不遗余力地介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虽然这当中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和消极影响，但总体上可称的上是一次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典范。
一、对河套地区的经济开发
经济开发首先服务于军事目的，因此河套地区的经济开发始终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总是随着边防线的前进或后退，引起居民成分和农牧业结构的变化。
（一）修缮塞道，以利交通
交通便利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前提，汉朝北逐匈奴，穿过阴山，出入河套的主要塞道有三条，一是朔方鸡鹿塞道属朔方郡辖窳浑县（县城遗址在今巴盟杭锦后旗太阳庙保尔浩特古城子），鸡鹿塞是一座正方形小石城，为贯通阴山南北要冲，同时是河套西北隅重要军事堡垒，控扼塞道咽喉之地，控制好这里对防御匈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五原高阙塞道，位于今包头平原上，是安置归附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地区也是民族大迁徙的一道闸门，两汉时期竭力控制，主要为阻止北方游牧民族入塞，并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止于乌拉特中旗北部与路博德在居延海所筑城障衔接，成为阴山以北大漠南沿的一道防线。昆都仑河谷附近今存有二十三处遗址，多为汉代修筑。三是云中定襄塞道，位于今呼和浩特平原，塞道经呼和浩特北十公里处的蜈蚣坝又称白道岭，古称白道川，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通往漠北的要隘，控扼交通塞内外的要冲。
（二）移民实边，发展农牧
汉匈长期对峙，人民不敢在塞下耕牧，边地空虚，以致北部边防局势危殆。汉文帝时，贾谊、晁错等人曾分别上奏备边之事，晁错上奏所言切实详尽，且上奏次数最多，文帝采纳，景武之世，沿用不改。其中心内容为能使徙边之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而不会“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重蹈秦之覆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的政策，是西汉初期“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两大基本国策相结合的一項政策。
从具体实施来看，大规模的移民有三次，分别是：元朔二年（前127年）夏，政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二年（前121年）秋，“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这一次规模最大，河套地区移入恐不下三、四十万人。此后小规模的迁民经常进行，如元狩五年（前118年），汉“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元始二年（2年）数据统计，至西汉末河套共有县九十，户三十万两千七百八十九，口一百四十六万两千四百六十七（其中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地盘不在河套范围以内）。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人。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才有二十八万人，仅及河套的五分之一。
东汉实行以犯罪刑徒实边制度，有不少人发配到河套地区。如明帝永平八年（65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三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九年（66年），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对于徙边人民，政府有较妥善的安置，迁徙途中及初到边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
（三）军事屯田，移民垦辟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这是文献记载中的西汉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屯田。第二次大规模屯田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史记·平准书》载，武帝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河套是这次屯田的重点，六十万人中河套大约应占四十万，这又是两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屯田活动。天汉元年（前100年），武帝“发谪戍屯五原”。这是徙边罪犯军事屯田的记录。朔方、五原二郡的北部，汉代称为北假，北假地处黄河后套，河道纵横，土壤肥沃，也是汉代河套军事屯田的重要地区。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曾一度诏罢北假田官，至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说明这里早就有军事屯田，只是到了西汉末国力衰落，北假屯田才时断时续。
二、对河套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
对于汉王朝而言，首先，军队屯田和移民实边大大加强了边塞军事力量，戍卒、征兵、田卒相互配合有效地阻扼了匈奴的入侵，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其次，开发河套的经济效益也十分显著，西汉对匈奴用兵和戍守西北边郡，耗用军资粮草数额巨大，国家财政和内地人民均不堪其负。西北屯田省去了内地转输的劳费，基本解决了戍边士卒粮饷的问题。另外，对于河套地区本身来说，西汉时期盐铁官营，河套地区移民缺耕牛、籽种、农具耕犁等有政府下发，加之农业人口迁移于此，河套地区迅速完成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变。西汉大力发展农业而不废畜牧业，由此农牧业交错分布，对于河套地区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和联系起到了缓冲和橋梁的作用。河套地区出现历史上的第一次繁荣。
但是，对河套地区的开发耗资巨大，仅移民、屯田就花费无数，也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鬻爵”政策的实行，“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用以缓解国家财政亏空，开支困难。另外，就河套地区本身而言，西汉时对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造成的自然植被破坏，为后世生态环境的恶化留下隐患。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 王天顺.河套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钱穆.秦汉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6] 林幹.匈奴史[M].北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7]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