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菲律宾政府军在一次作战行动中救出一名人质，但这只是少数成功的案例，而且政府军在发动攻击时并不知道武装分子的据点中有人质的存在。人质拯救行动依赖非常精准的情报，无论美国还是菲律宾本土的情报机构，都未曾成功渗透入阿布沙耶夫组织，也缺乏精确的实时情报渠道。因而在过去10年中，虽然策划了多起恐怖袭击行动，阿布沙耶夫组织却从未被武力挫败过。
　　该组织之所以能够一直成功，除了组织严密之外，还实行人质关押和谈判分离的策略。这是一种很好的反侦察手段——任何参与谈判和赎金交易的人员，均不了解人质的具体关押情况，甚至连下一步的交接地点也并不清楚。因此，政府军无法通过这些谈判代表获取营救人质的相关情报，甚至连谈判代表的上级联络人也并不知晓人质的具体情况。也就是说，即便抓获谈判人员，对于拯救人质也毫无作用，反而可能激怒绑匪。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选择以赎金换取人质安全。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该组织已经联系到人质家属，并且通报了人质的安全情况。显然现阶段他们并不打算直接撕票，人质的安全暂时有所保障。从人质的构成情况来看，一名中国籍人质和一名菲律宾人质同时被绑架，这是对中国人质有利的因素。
　　对于恐怖组织而言，相对于菲律宾人质，中国籍人质的价值更高。根据该组织的一贯行事方法，在决定杀掉人质示威时，菲律宾本国或者东南亚地区的人质会被“优先“杀害。因为对于菲律宾政府而言，绑匪持有本土人质相对政治压力较小。而外国人质则不然，绑架发生地国家不仅需要承受国内政治压力，还会承受来自外交渠道的压力。因此，中国人质的生存概率也就相对提高。
　　绑架组织虽然通报了人质安全情况，却未提出具体要求。对于任何国家，向绑匪缴纳赎金都是不可接受的。这违背了不与恐怖分子妥协的基本原则。然而出于保护本国公民的考虑，如果仅仅是交钱了事，也并非不可接受的事情。尤其是在无法武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缴纳赎金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这种赎金交易谈判往往是旷日持久的，任何国家的谈判策略都是尽量压低赎金价码。慷慨答应绑匪的条件，就意味着以后会造成更多的绑架事件。任何绑匪都喜欢“人傻钱多”的人质代表。此前张子强在绑架李嘉诚儿子获得大笔现金之后，就曾经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再次致电李家要钱。
　　在这个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充满了变数。人质不仅可能因为绑匪忽然改变主意而受到伤害，还可能因为政府军的意外军事行动而被杀，甚至也可能会因为恶劣的关押环境而健康受损导致死亡。如果人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那么关押期间几乎不可能获得药物，健康情况恶化几乎是必然的。
　　此次绑架事件给中国公民提了个醒，政治动荡的区域绝不适合旅游，尤其是马来西亚沙巴州这样多次爆发跨境绑架事件的地区。

菲律宾绑匪的“产业链”

　　“绑票生意”是一条完善的产业链：首先，不法分子赴马来西亚的旅游胜地或菲律宾其他地区绑架游客或富人。得手后，对于“肉票”的处置方法大抵分为两种，他们既可以把人质直接卖给当地武装团伙，由后者去收取巨额赎金；也可以在武装团伙的保护下，自己收取赎金，并将部分赎金支付给武装团伙作为“保護费”。由于霍洛岛几乎完全不受菲当局管控，丝毫没有法纪可言，这里成了看押人质的一个理想场所。
　　这些犯罪组织不仅和当地居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政府官员都要从赎金中分一杯羹。
　　这些犯罪组织对于赎金的要求标准不一。以阿布沙耶夫为例，该组织为菲律宾籍人质开出的赎金通常为6.6万美元左右；而对于外籍人士，该组织往往“狮子大开口”，赎金从几十万到上百万美元不等。2013年被该组织绑架的台湾游客，就是在家人支付了30万美元左右的赎金后才获释。而在2000年，该组织在马来西亚诗巴丹岛做了一票“大买卖”，共绑架了包括19名外籍人士在内的21名人质，并提出了高达2500万美元的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