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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后，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科技的突破性进步，以及风险投资的支持，全球新创高科技企业加速成长。风险投资家艾琳（Aileen Le）把那些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成立时间10年以内的企业称为独角兽。根据CB Insights统计，2010年凡客诚品以30亿美元的估值，成为中国首家进入独角兽榜单的公司。而到2018年10月該榜单中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已达82家，公司总估值已超过2 600亿美元。
独角兽企业的大量涌现，在不断创造财富神话的同时，也始终伴随着争议和批评。如全球独角兽企业估值最高的优步公司，就曾曝出公司高管对女员工的性骚扰、公司CEO辱骂司机、公司通过技术手段躲避政府监管等问题。“血检女神”伊丽莎白·霍姆斯的血液检测公司霍尔姆斯（Theranos），在没有任何可靠技术和产品的情况下获得了90亿美元的估值，而最终证实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曾经资本市场的宠儿——乐视，在上市之后纵然拥有乐视体育等现金牛业务，但也因过于追求生态布局，业务无序扩张而失败……
部分独角兽企业存在战略模式模糊、盈利模式匮乏、经营管理混乱、社会责任缺失等问题，与其庞大的估值相比，令其如同一位不成熟的“巨婴”。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要实现良性发展，需要均衡发展四种资本，即自然禀赋（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巨婴”式的企业，往往忽视了社会资本的建设和发展。
从“自然禀赋”到“社会资本”
最初，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要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自然禀赋，包括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自然禀赋的优劣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成败。盛行于17～18世纪的殖民活动，就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掠夺之上。殖民国家通过占有殖民地的黄金、橡胶、香料、动物毛皮等自然资源，为自身经济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仅仅拥有丰裕的自然禀赋，并不足以支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典型的如南美地区，尽管自然资源十分丰裕，但其经济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伴随着殖民国家贸易发展，企业开始发现，对殖民地资源的开发，通常需要进行长途海上贸易，因此对于保险、融资等金融资本的需求开始出现。借助于金融的力量，国家或企业在经济活动的早期，就可以以未来的收益做担保，获得用于发展的资金，从而获得先发优势。18世纪英国能够领先全球，一方面是因为它先进的航海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庞大的金融资本是18世纪的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研发能力开始取代金融资本和自然禀赋的地位，成为国家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研发能力又取决于经济体人力资本的高低。拥有强大研发能力和高端人力资本储备的美国科技类企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崛起，全球化组织开始涌现。
当组织范围、边界扩大之后，内部交易成本开始迅速上升，企业内部基于合约进行制度上的规范，社会也通过各类制度合约建立保障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造成合约不够完备。例如，公司的所有者往往会看重公司的长远利益，而公司的经营者（经理人）由于激励机制的问题，则往往追求短期利益。在过去小型的熟人社会环境下，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信息不对称情况较小，“委托-代理”等问题并不严重。而在全球化的社会环境下，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能就很严重，这就导致了合约的不完备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互相不够信任，就要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去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常见的对赌协议、尽职调查、政府的严格监管等），这种信任就是社会资本。有经济学家作过测算，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与居民之间的信任度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的企业，尤其是近几年科技、地产、金融等高速发展的行业，主要的驱动力还是建立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基础之上。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校扩招、海外人才引进等措施的大力推行，中国在金融、工程、IT等领域形成了充裕的人才储备，促进了一批创新企业的发展。更为直接的推动力则是来自金融资本。2008年之后，我国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不断攀升，为社会提供了充裕的资金，风险投资极为活跃，很多企业尤其是独角兽企业，获得的金融资本大大超过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导致在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出现人员能力不足、商业模式不清晰、企业社会信任度不高的情况，这是造成“巨婴”企业出现的直接原因。
被套利逻辑绑架的企业
“巨婴”企业缺乏社会资本的原因，往往是被套利逻辑所绑架。套利来自两方面：一是风险投资的套利，二是企业商业模式的套利。
大部分风险投资都追求短期或中短期内，以高额的收益率退出被投企业。因此，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的增长有着极高的期望，每年要达到的规模、利润，通常用对赌协议的形式与企业进行约定。企业为达到投资方的盈利要求，则往往寻找商业模式上的套利机会，在短期内做出业绩。
这种情况在共享经济领域尤其突出。共享经济是CB Insights独角兽榜单中估值最高的行业。截至2018年10月共享经济企业的估值高达1 820亿美元，占独角兽榜单总估值的21%。共享经济如此获得资本青睐的原因之一在于，共享经济在商业模式上，存在成本外部化的套利机会。根据毕马威（KPMG）的调查显示（图 1），美国11大重点行业中，仅环保成本就占到公司EBITD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盈余）总值的41%，因此，企业即便只能将很少的成本外部化，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共享经济模式使得这种成本外部化成为可能。以滴滴出行为例，在其创办早期，公司借鉴优步的思路，希望将闲置的私家车利用起来，使得出行更为方便。但是，坚持这种做法会导致公司成长很慢，为快速获客，公司采用了对司机和乘客双方高额补贴的方法，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用户。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补贴策略，给司机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导致大量专职司机的出现。租车公司也发现这一商机，将汽车租给那些没有私家车的专职司机，滴滴在兼并优步（中国）后，几乎垄断了共享汽车出行市场，为实现盈利的需要，开始陆续停止补贴，按比例抽取司机收入。此时滴滴俨然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然而与受到政府严格监管、运营成本较高的出租车公司相比，滴滴将司机审查管理、车辆审查、年检等成本都转移到由用户或者社会来承担，从而获得了成本优势。
这种就是商业模式的套利。然而，這种套利带来内外两方面的风险。从企业内部看，套利的存在使企业忽视能力建设，一旦运营出现问题，在短时间内可能无力解决，只能将问题掩盖或拖延下去；从企业外部看，企业短时间内获得快速成长，社会资本的积累本就不足，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用户甚至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满。企业短期内又无力解决，造成恶性循环。由于商业模式套利，在短期内企业都会获得不错的市场表现，引起其他企业效仿，进而侵蚀行业或社会规则，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
CSR：企业联系社会资本的纽带
如何避免成为巨婴企业？一个有效途径是重视社会资本的建设。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如图 2所示，其核心是以诚信实现各方的信任。
建设企业的社会资本，一个有效的落地措施是实施企业社会责任（CSR）。联合利华主席尼尔·菲茨杰拉德（Niall Fitzgerald）表示：“企业社会责任是重建社会对商业的信任，公司必须通过将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应用于它们所做的一切，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并建立与各方的信任。”根据普华永道在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对全球CEO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CEO都表示，恢复信任在公司业务中至关重要；56%的CEO认为，建立一个更具道德的企业文化是企业获得信任的出发点；50%的CEO希望改善员工多样性和包容性来增强企业内的互信；49%的CEO认为企业需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普华永道对CEO的调研结果，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高度吻合（表 1）。建立信任是建设社会资本的基础，这需要一个更具道德的企业文化，实现经济效益不应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追求。比如，糖果公司玛氏（Mars）的董事会就要求，公司的ROE每年只需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就可以，如果ROE超过8%，超额部分就要返还给公司的上下游厂商。如今玛氏旗下拥有数个价值过10亿美元的品牌，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德芙、玛氏、M&M’S、士力架等。（我们将在本期焦点的另一篇文章中讨论关于道德与领导力的话题。）
希望改善员工多样性和包容性来增强企业内的互信，涉及企业组织的能力和信任等问题，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员工责任”和“多元化与平等”等指标相对应。在随后的文章中，我们也将就这一话题展开专题探讨。
最后，受到CEO关注的环境问题与企业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有关，环境污染可能是对企业负面影响最大的外部化问题。企业要将负面外部效应内化，可能会对企业的价值创造带来风险（如利润下降、产量受限等），但也可以通过增收或降本带来更多价值创造的机遇。因为当企业开始为负面外部效应买单，利益相关者才能够从中直接受益，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信任，从而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
独角兽企业的大量涌现，在不断创造财富神话的同时，也始终伴随着争议和批评。如全球独角兽企业估值最高的优步公司，就曾曝出公司高管对女员工的性骚扰、公司CEO辱骂司机、公司通过技术手段躲避政府监管等问题。“血检女神”伊丽莎白·霍姆斯的血液检测公司霍尔姆斯（Theranos），在没有任何可靠技术和产品的情况下获得了90亿美元的估值，而最终证实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曾经资本市场的宠儿——乐视，在上市之后纵然拥有乐视体育等现金牛业务，但也因过于追求生态布局，业务无序扩张而失败……
部分独角兽企业存在战略模式模糊、盈利模式匮乏、经营管理混乱、社会责任缺失等问题，与其庞大的估值相比，令其如同一位不成熟的“巨婴”。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要实现良性发展，需要均衡发展四种资本，即自然禀赋（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巨婴”式的企业，往往忽视了社会资本的建设和发展。
从“自然禀赋”到“社会资本”
最初，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要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自然禀赋，包括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自然禀赋的优劣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成败。盛行于17～18世纪的殖民活动，就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掠夺之上。殖民国家通过占有殖民地的黄金、橡胶、香料、动物毛皮等自然资源，为自身经济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仅仅拥有丰裕的自然禀赋，并不足以支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典型的如南美地区，尽管自然资源十分丰裕，但其经济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伴随着殖民国家贸易发展，企业开始发现，对殖民地资源的开发，通常需要进行长途海上贸易，因此对于保险、融资等金融资本的需求开始出现。借助于金融的力量，国家或企业在经济活动的早期，就可以以未来的收益做担保，获得用于发展的资金，从而获得先发优势。18世纪英国能够领先全球，一方面是因为它先进的航海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庞大的金融资本是18世纪的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研发能力开始取代金融资本和自然禀赋的地位，成为国家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研发能力又取决于经济体人力资本的高低。拥有强大研发能力和高端人力资本储备的美国科技类企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崛起，全球化组织开始涌现。
当组织范围、边界扩大之后，内部交易成本开始迅速上升，企业内部基于合约进行制度上的规范，社会也通过各类制度合约建立保障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造成合约不够完备。例如，公司的所有者往往会看重公司的长远利益，而公司的经营者（经理人）由于激励机制的问题，则往往追求短期利益。在过去小型的熟人社会环境下，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信息不对称情况较小，“委托-代理”等问题并不严重。而在全球化的社会环境下，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能就很严重，这就导致了合约的不完备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互相不够信任，就要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去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常见的对赌协议、尽职调查、政府的严格监管等），这种信任就是社会资本。有经济学家作过测算，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与居民之间的信任度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的企业，尤其是近几年科技、地产、金融等高速发展的行业，主要的驱动力还是建立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基础之上。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校扩招、海外人才引进等措施的大力推行，中国在金融、工程、IT等领域形成了充裕的人才储备，促进了一批创新企业的发展。更为直接的推动力则是来自金融资本。2008年之后，我国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不断攀升，为社会提供了充裕的资金，风险投资极为活跃，很多企业尤其是独角兽企业，获得的金融资本大大超过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导致在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出现人员能力不足、商业模式不清晰、企业社会信任度不高的情况，这是造成“巨婴”企业出现的直接原因。
被套利逻辑绑架的企业
“巨婴”企业缺乏社会资本的原因，往往是被套利逻辑所绑架。套利来自两方面：一是风险投资的套利，二是企业商业模式的套利。
大部分风险投资都追求短期或中短期内，以高额的收益率退出被投企业。因此，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的增长有着极高的期望，每年要达到的规模、利润，通常用对赌协议的形式与企业进行约定。企业为达到投资方的盈利要求，则往往寻找商业模式上的套利机会，在短期内做出业绩。
这种情况在共享经济领域尤其突出。共享经济是CB Insights独角兽榜单中估值最高的行业。截至2018年10月共享经济企业的估值高达1 820亿美元，占独角兽榜单总估值的21%。共享经济如此获得资本青睐的原因之一在于，共享经济在商业模式上，存在成本外部化的套利机会。根据毕马威（KPMG）的调查显示（图 1），美国11大重点行业中，仅环保成本就占到公司EBITD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盈余）总值的41%，因此，企业即便只能将很少的成本外部化，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共享经济模式使得这种成本外部化成为可能。以滴滴出行为例，在其创办早期，公司借鉴优步的思路，希望将闲置的私家车利用起来，使得出行更为方便。但是，坚持这种做法会导致公司成长很慢，为快速获客，公司采用了对司机和乘客双方高额补贴的方法，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用户。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补贴策略，给司机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导致大量专职司机的出现。租车公司也发现这一商机，将汽车租给那些没有私家车的专职司机，滴滴在兼并优步（中国）后，几乎垄断了共享汽车出行市场，为实现盈利的需要，开始陆续停止补贴，按比例抽取司机收入。此时滴滴俨然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然而与受到政府严格监管、运营成本较高的出租车公司相比，滴滴将司机审查管理、车辆审查、年检等成本都转移到由用户或者社会来承担，从而获得了成本优势。
这种就是商业模式的套利。然而，這种套利带来内外两方面的风险。从企业内部看，套利的存在使企业忽视能力建设，一旦运营出现问题，在短时间内可能无力解决，只能将问题掩盖或拖延下去；从企业外部看，企业短时间内获得快速成长，社会资本的积累本就不足，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用户甚至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满。企业短期内又无力解决，造成恶性循环。由于商业模式套利，在短期内企业都会获得不错的市场表现，引起其他企业效仿，进而侵蚀行业或社会规则，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
CSR：企业联系社会资本的纽带
如何避免成为巨婴企业？一个有效途径是重视社会资本的建设。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如图 2所示，其核心是以诚信实现各方的信任。
建设企业的社会资本，一个有效的落地措施是实施企业社会责任（CSR）。联合利华主席尼尔·菲茨杰拉德（Niall Fitzgerald）表示：“企业社会责任是重建社会对商业的信任，公司必须通过将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应用于它们所做的一切，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并建立与各方的信任。”根据普华永道在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对全球CEO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CEO都表示，恢复信任在公司业务中至关重要；56%的CEO认为，建立一个更具道德的企业文化是企业获得信任的出发点；50%的CEO希望改善员工多样性和包容性来增强企业内的互信；49%的CEO认为企业需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普华永道对CEO的调研结果，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高度吻合（表 1）。建立信任是建设社会资本的基础，这需要一个更具道德的企业文化，实现经济效益不应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追求。比如，糖果公司玛氏（Mars）的董事会就要求，公司的ROE每年只需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就可以，如果ROE超过8%，超额部分就要返还给公司的上下游厂商。如今玛氏旗下拥有数个价值过10亿美元的品牌，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德芙、玛氏、M&M’S、士力架等。（我们将在本期焦点的另一篇文章中讨论关于道德与领导力的话题。）
希望改善员工多样性和包容性来增强企业内的互信，涉及企业组织的能力和信任等问题，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员工责任”和“多元化与平等”等指标相对应。在随后的文章中，我们也将就这一话题展开专题探讨。
最后，受到CEO关注的环境问题与企业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有关，环境污染可能是对企业负面影响最大的外部化问题。企业要将负面外部效应内化，可能会对企业的价值创造带来风险（如利润下降、产量受限等），但也可以通过增收或降本带来更多价值创造的机遇。因为当企业开始为负面外部效应买单，利益相关者才能够从中直接受益，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信任，从而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