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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保罗·狄拉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1902—1984）是20世纪最具影响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开创了反粒子和反物质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为量子场论尤其是量子电动力学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本文由杨振宁教授文件（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中狄拉克夫人悼念狄拉克的演讲稿说起，引出了狄拉克内心世界——他是一个既腼腆、孤独、不善言辞和交际，又渴望人际温暖的天才科学家。作者陈方正先生对狄拉克性格的形成原因进行了介绍，也对这一性格带来的影响做出了解读。30岁业已成名的狄拉克本有可能为英国引入新量子力学，为英国担起大旗，领导英国量子力学走向世界前沿，却受性格原因掣肘无法担负起这样一个先驱的角色，反而被英国学界同行孤立起来。读毕此文，译者既为狄拉克本人略感遗憾，也对杰出科学家个人性格因素有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本文英文稿“The Inner Life of a Shy， Awkward Genius——On the eulogy of Dirac by Margit”刊登于Modern Physics Letters A，2020-6-2。郭晓雯译。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在杨振宁教授的文件中，有一篇玛吉特·狄拉克（Margit Dirac）夫人的悼念演讲，演讲是1989年12月4日，在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狄拉克科学图书馆的落成典礼上进行的，文件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1]。演讲的内容并非那种常见的伟大科学家悼词，而是深刻揭示了一个羞涩木讷而又渴求人性温暖的天才温柔的内心生活。以下是演讲全文①。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场合讲几句话。约翰教授（John Albright）向来热心助人，答应代我朗读讲稿。我并非像我大哥那样是位学者，倘若得蒙赞赏，也只是得益于朗诵诗歌，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年老气衰，已经不适合再在这种场合发言。
此时此景却让我很想作诗，以表达思想、表达情感，表达对这所大学的感激。保罗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14年，这段时光自始至终都是美好的，也是他应得的。
人们习惯于颂扬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但往往只是溢美之词，在此则不然，无论怎样的称赞都算不上夸大其词。
保罗在这里的物理系度过了愉快的晚年。天生的腼腆在褪去，与日俱增的是平易近人，他乐于融入这个亲切和乐的圈子。我们在剑桥多年，他却几乎没提过他的同事。如果提及，那也是在说早年在剑桥认识的卢瑟福勋爵（Lord Rutherford）、约翰·科克罗夫特先生（John Cockroft）、他的第一个伯乐拉尔夫·福勒（Ralph Fowle），以及他一生的挚友卡皮查（Peter Kapiza）。他们不仅是科学巨匠，同时也是忠悃诚挚的仁者。这些人使得剑桥成为物理学和科学的理想国度。但在这里，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保罗却经常津津有味地谈起他的同事。
他的剑桥时光是在家里消磨的。每年三个学期中有两个学期、每周有三天，他需要讲课，只有这时他才会离家到学校去，而且总是在午饭时间就回来了。但是在塔拉哈西，每周五天，他都会在早餐后就带着午餐出门，下午很晚才回家。所以我在此要深深感谢他在物理系的每一位同事，是你们点亮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四年。上帝保佑你们！
人类发现了许多奇妙而又神秘的事物，但没有人知道我们从此处出发会通往何处。倘若保罗在天有灵，我希望并祈祷，我把他漫长辛劳一生的手稿捐给这所大学会合乎他的心意。这幢如此美观的建筑，是为那些在其中工作的人精心设计的，手稿就将由这里保管珍藏。
我还要感谢我们富有魅力与亲和力、备受爱戴的校长，是他让这一美梦成真。亲爱的伯尼（Bernie）和格丽塔（Greta），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玛吉特·狄拉克
在深入探讨之前，需要先做几点解释。演讲一开始提到的狄拉克夫人的哥哥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是第一个将玛吉特介绍给狄拉克的人。代表她宣读演讲稿的约翰·奥尔布赖特教授，是当时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物理系的主任。演讲结束时提到的伯尼指的是学校校长伯纳德·斯莱格（Bernard F. Sliger）。他的任期（1976—1991）与狄拉克在那里的最后几年（1971—1984）重合度很高，所以他很可能是以狄拉克命名这座图书馆的背后推动者。格丽塔是他的妻子①。
狄拉克极度害羞和不愿与人交流的性格广為人知，即使是和其他物理学家在一起时，他最喜欢的消遣仍是长时间、独自一人散步和爬山。造成这一性格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无疑是复杂的，但或许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因素： 天性使然、家庭环境和先驱者的悲剧。不过每个因素也会有其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性格如此复杂难懂，甚至可以说是自相矛盾。
首先，他厌恶临时、非正式的人际交往， 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遵照约定进行安排，这可能是他的天性，也是一种典型的天才特质。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父亲专横跋扈、说一不二，禁止在家里举行社交活动，并坚持要求小狄拉克在吃饭时只能说法语。这一家庭环境带给他的是不幸的童年，也导致了他的“情感残疾”。此后他的哥哥费利克斯（Felix）不幸自杀更是对他造成打击。最后要说的是，他可能还是自闭症患者②。所有这些都是他强烈渴望人际纽带和人际温暖的关键因素，也是他一生与母亲弗洛伦斯（Florence）情感关系紧密的原因，不过他从不允许这些情感诉求干扰他行动上的自由。
他最初的剑桥时光是在繁忙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度过的，这里不仅有严格而亲和的领导者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还有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za）、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和约翰·科克罗夫特等一众实验家陪伴着他，狄拉克的人生蒸蒸日上，这些人也都成为他终生的朋友。这里唯一的理论家、他的论文指导教师拉尔夫·福勒，最先发现了他的非凡天赋，并把海森堡写于1925年的那篇开创性论文校稿寄给狄拉克以供他消化，由此引导他进入量子世界。随后对哥本哈根和哥廷根的访问使他跻身于海森堡（Heisenberg）、泡利（Pauli）、薛定谔（Schrodinger）、约当（Jordan）、玻恩（Born）和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行列。得益于他在量子场、相对论电子理论（这使得反粒子成为必然，安德森后来证实了这一点）和费米-狄拉克统计法等方面的重要论文，他在1930年当选皇家学会会员，1932年获得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1933年荣获诺贝尔奖。 至此，尚未30岁的他业已成名，迎接他的是广阔天地。他对美国和苏联进行了广泛且频繁的走访，并一度周游世界，结交了像范·弗莱克（Van Vleck）、塔姆（Tamm）和伽莫夫（Gamow）这样的新朋友。有一段时间，他曾为伽莫夫的妻子罗（Rho）所倾倒，与她多次互通信件，并为其学习俄语，但最终还是被尤金·维格纳那活泼任性的妹妹玛吉特（Margit）的魅力所俘获。1934年9月，他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餐馆遇见了她，两年多后他们喜成连理。尽管也会发生家庭矛盾，但二人的结合确实称得上幸福又长久。
然而，并非事事称心： 问题主要发生在他的大本营、英国物理学中心——剑桥，在世纪之交时这里由两位科学巨人领导。约瑟夫·汤姆孙（J. J. Thomson），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电子，培养出的学生中至少有6人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拥有卢卡斯教授席位的约瑟夫·拉莫尔（Joseph Larmor）和洛伦兹都发现了洛伦兹变换，但拉莫尔坚持以太的概念，且拒绝接受狭义相对论。换句话说，他是个实验上的强者、理论上的弱者，没能跟上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情况仍在持续。汤姆孙之后，卢瑟福也发现了原子核，约翰·科克罗夫特、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和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也紧随其后，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在天文学方面，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率领著名的西非海岸探险队求证广义相对论，发现了质量光度关系，甚至利用E=mc2公式推断了恒星内能的来源，但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量子力学却几乎一无所知①。
换句话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量子革命几乎完全是发生在欧陆的现象，狄拉克是惟一的例外，因此他不得不独自面对英国的现行标准。在荣获卢卡斯教授席位和诺贝尔奖之后，他可以说是身负和牛顿一样的职责，本可以通过领导这场变革而跻身强势地位。然而，作为一个天生寡言少语的孤独者，这个角色完全不适合他。更糟糕的是，像爱因斯坦一样，这位做出了根本性发现的超级天才可能会对次要问题失去兴趣，而次要问题仍然是科学进步的主要内容，这使得他和年轻一代关系疏远，完全孤立了起来①。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与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关系都是尴尬而冷淡的，1959年乔治·巴切勒（George Batchelor）接任系主任之后，关系更是恶化为敌对状态②。这正是悲剧所在，也是玛吉特对他评论的关键。
他并不是唯一遭受如此讽刺命运的人。牛顿和剑桥也老死不相往来： 在那里度过了35年后，牛顿决绝地去往伦敦。狄拉克对剑桥确实有些依依不舍，但他和院系的关系太过疏远，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他几乎没在那里待过。他在卢卡斯教席位置上工作了37年后搬到了佛羅里达，这令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同意继续保留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的研究员职位，但拒绝与该系有任何进一步的联系。因此，“先知在家乡不受欢迎”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们二人。然而，历史的公正并没有缺席： 他们和麦克斯韦、达尔文、卢瑟福等人一样，都在威斯敏斯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Mrs. Dirac’s speech at the dedication ceremony of the P. A. M. Dirac Science Library， sent to Physics Today for publication[A]. The C. N. Yang Archive[R]. Shat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 CZ01861602.
收稿日期：2020-06-30
作者简介：陈方正，1939年生，重庆人，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研究方向为科学发展比较史等。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在杨振宁教授的文件中，有一篇玛吉特·狄拉克（Margit Dirac）夫人的悼念演讲，演讲是1989年12月4日，在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狄拉克科学图书馆的落成典礼上进行的，文件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1]。演讲的内容并非那种常见的伟大科学家悼词，而是深刻揭示了一个羞涩木讷而又渴求人性温暖的天才温柔的内心生活。以下是演讲全文①。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场合讲几句话。约翰教授（John Albright）向来热心助人，答应代我朗读讲稿。我并非像我大哥那样是位学者，倘若得蒙赞赏，也只是得益于朗诵诗歌，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年老气衰，已经不适合再在这种场合发言。
此时此景却让我很想作诗，以表达思想、表达情感，表达对这所大学的感激。保罗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14年，这段时光自始至终都是美好的，也是他应得的。
人们习惯于颂扬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但往往只是溢美之词，在此则不然，无论怎样的称赞都算不上夸大其词。
保罗在这里的物理系度过了愉快的晚年。天生的腼腆在褪去，与日俱增的是平易近人，他乐于融入这个亲切和乐的圈子。我们在剑桥多年，他却几乎没提过他的同事。如果提及，那也是在说早年在剑桥认识的卢瑟福勋爵（Lord Rutherford）、约翰·科克罗夫特先生（John Cockroft）、他的第一个伯乐拉尔夫·福勒（Ralph Fowle），以及他一生的挚友卡皮查（Peter Kapiza）。他们不仅是科学巨匠，同时也是忠悃诚挚的仁者。这些人使得剑桥成为物理学和科学的理想国度。但在这里，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保罗却经常津津有味地谈起他的同事。
他的剑桥时光是在家里消磨的。每年三个学期中有两个学期、每周有三天，他需要讲课，只有这时他才会离家到学校去，而且总是在午饭时间就回来了。但是在塔拉哈西，每周五天，他都会在早餐后就带着午餐出门，下午很晚才回家。所以我在此要深深感谢他在物理系的每一位同事，是你们点亮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四年。上帝保佑你们！
人类发现了许多奇妙而又神秘的事物，但没有人知道我们从此处出发会通往何处。倘若保罗在天有灵，我希望并祈祷，我把他漫长辛劳一生的手稿捐给这所大学会合乎他的心意。这幢如此美观的建筑，是为那些在其中工作的人精心设计的，手稿就将由这里保管珍藏。
我还要感谢我们富有魅力与亲和力、备受爱戴的校长，是他让这一美梦成真。亲爱的伯尼（Bernie）和格丽塔（Greta），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玛吉特·狄拉克
在深入探讨之前，需要先做几点解释。演讲一开始提到的狄拉克夫人的哥哥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是第一个将玛吉特介绍给狄拉克的人。代表她宣读演讲稿的约翰·奥尔布赖特教授，是当时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物理系的主任。演讲结束时提到的伯尼指的是学校校长伯纳德·斯莱格（Bernard F. Sliger）。他的任期（1976—1991）与狄拉克在那里的最后几年（1971—1984）重合度很高，所以他很可能是以狄拉克命名这座图书馆的背后推动者。格丽塔是他的妻子①。
狄拉克极度害羞和不愿与人交流的性格广為人知，即使是和其他物理学家在一起时，他最喜欢的消遣仍是长时间、独自一人散步和爬山。造成这一性格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无疑是复杂的，但或许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因素： 天性使然、家庭环境和先驱者的悲剧。不过每个因素也会有其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性格如此复杂难懂，甚至可以说是自相矛盾。
首先，他厌恶临时、非正式的人际交往， 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遵照约定进行安排，这可能是他的天性，也是一种典型的天才特质。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父亲专横跋扈、说一不二，禁止在家里举行社交活动，并坚持要求小狄拉克在吃饭时只能说法语。这一家庭环境带给他的是不幸的童年，也导致了他的“情感残疾”。此后他的哥哥费利克斯（Felix）不幸自杀更是对他造成打击。最后要说的是，他可能还是自闭症患者②。所有这些都是他强烈渴望人际纽带和人际温暖的关键因素，也是他一生与母亲弗洛伦斯（Florence）情感关系紧密的原因，不过他从不允许这些情感诉求干扰他行动上的自由。
他最初的剑桥时光是在繁忙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度过的，这里不仅有严格而亲和的领导者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还有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za）、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和约翰·科克罗夫特等一众实验家陪伴着他，狄拉克的人生蒸蒸日上，这些人也都成为他终生的朋友。这里唯一的理论家、他的论文指导教师拉尔夫·福勒，最先发现了他的非凡天赋，并把海森堡写于1925年的那篇开创性论文校稿寄给狄拉克以供他消化，由此引导他进入量子世界。随后对哥本哈根和哥廷根的访问使他跻身于海森堡（Heisenberg）、泡利（Pauli）、薛定谔（Schrodinger）、约当（Jordan）、玻恩（Born）和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行列。得益于他在量子场、相对论电子理论（这使得反粒子成为必然，安德森后来证实了这一点）和费米-狄拉克统计法等方面的重要论文，他在1930年当选皇家学会会员，1932年获得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1933年荣获诺贝尔奖。 至此，尚未30岁的他业已成名，迎接他的是广阔天地。他对美国和苏联进行了广泛且频繁的走访，并一度周游世界，结交了像范·弗莱克（Van Vleck）、塔姆（Tamm）和伽莫夫（Gamow）这样的新朋友。有一段时间，他曾为伽莫夫的妻子罗（Rho）所倾倒，与她多次互通信件，并为其学习俄语，但最终还是被尤金·维格纳那活泼任性的妹妹玛吉特（Margit）的魅力所俘获。1934年9月，他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餐馆遇见了她，两年多后他们喜成连理。尽管也会发生家庭矛盾，但二人的结合确实称得上幸福又长久。
然而，并非事事称心： 问题主要发生在他的大本营、英国物理学中心——剑桥，在世纪之交时这里由两位科学巨人领导。约瑟夫·汤姆孙（J. J. Thomson），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电子，培养出的学生中至少有6人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拥有卢卡斯教授席位的约瑟夫·拉莫尔（Joseph Larmor）和洛伦兹都发现了洛伦兹变换，但拉莫尔坚持以太的概念，且拒绝接受狭义相对论。换句话说，他是个实验上的强者、理论上的弱者，没能跟上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情况仍在持续。汤姆孙之后，卢瑟福也发现了原子核，约翰·科克罗夫特、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和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也紧随其后，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在天文学方面，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率领著名的西非海岸探险队求证广义相对论，发现了质量光度关系，甚至利用E=mc2公式推断了恒星内能的来源，但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量子力学却几乎一无所知①。
换句话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量子革命几乎完全是发生在欧陆的现象，狄拉克是惟一的例外，因此他不得不独自面对英国的现行标准。在荣获卢卡斯教授席位和诺贝尔奖之后，他可以说是身负和牛顿一样的职责，本可以通过领导这场变革而跻身强势地位。然而，作为一个天生寡言少语的孤独者，这个角色完全不适合他。更糟糕的是，像爱因斯坦一样，这位做出了根本性发现的超级天才可能会对次要问题失去兴趣，而次要问题仍然是科学进步的主要内容，这使得他和年轻一代关系疏远，完全孤立了起来①。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与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关系都是尴尬而冷淡的，1959年乔治·巴切勒（George Batchelor）接任系主任之后，关系更是恶化为敌对状态②。这正是悲剧所在，也是玛吉特对他评论的关键。
他并不是唯一遭受如此讽刺命运的人。牛顿和剑桥也老死不相往来： 在那里度过了35年后，牛顿决绝地去往伦敦。狄拉克对剑桥确实有些依依不舍，但他和院系的关系太过疏远，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他几乎没在那里待过。他在卢卡斯教席位置上工作了37年后搬到了佛羅里达，这令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同意继续保留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的研究员职位，但拒绝与该系有任何进一步的联系。因此，“先知在家乡不受欢迎”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们二人。然而，历史的公正并没有缺席： 他们和麦克斯韦、达尔文、卢瑟福等人一样，都在威斯敏斯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Mrs. Dirac’s speech at the dedication ceremony of the P. A. M. Dirac Science Library， sent to Physics Today for publication[A]. The C. N. Yang Archive[R]. Shat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 CZ01861602.
收稿日期：2020-06-30
作者简介：陈方正，1939年生，重庆人，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研究方向为科学发展比较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