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子终于成了小学生。她背着还有些不太习惯的、锃亮锃亮的红书包，开始去上学了。
　　好奇心旺盛的彻子对于被叫做“学校”的未知之所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和兴奋，她每天都高高兴兴。
　　学校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定，学生必须遵守，可是彻子似乎并不理会这些。
　　班主任是个温和漂亮的女老师，就连她也无法与彻子相处，渐渐地，彻子似乎成了老师的沉重负担。
　　也难怪，即使老师不去管彻子，继续上自己的课，可是其他的同学却看着彻子，觉得她干的事挺好玩。老师终于忍无可忍，将我叫到学校去。
　　“真的让我很为难！”
　　老师说的话，我觉得一点没错。
　　对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小学生不能说“开除”二字，还真是很棘手。我只好一味地赔礼道歉。
　　有没有其他更适合彻子、能让她快快乐乐地学习的学校啊？我独自一人开始暗中寻找。
　　再好的学校，太远了也不行。因为到了二年级，我还得让她一个人去上学。
　　考虑了几所学校之后，我决定去见一见地处自由之丘的巴学园的校长。
　　“请带她来一次吧。”校长对我说。这之后的事情，就是彻子在《窗边的小豆豆》的开头部分说的那样了。
　　要是巴学园也不行，我还得再找别的学校。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彻子是一个无法对付的孩子。我也无法承认彻子所做的事，作为一个孩子来说特别坏。
　　我想大人形形色色，那么小孩有各种各样的也丝毫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此，我并不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也不为该怎么办苦恼，而是乐观地思考着这件事。对班主任老师，我也说：“为了彻子，我正在思考最好的方法。”
　　要是孩子听到父母说的话，总是回答“是，是”，什么都按照父母说的去做，那么这个孩子便不可能超越父母。要想让孩子成为一个具有宽广胸怀的人，让孩子更多地“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并付诸行动”，不循规蹈矩难道不是很有必要的吗？
　　我觉得失败算不了什么，敢于挑战的精神及勇气，才是真正美好而又可贵的东西。
　　彻子第一次与小林先生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说了几个小时。这次幸福的邂逅，如同在彻子小小的胸脯上戴上了亮闪闪的勋章一般。
　　小林先生那时四十岁上下，是一位非常坦诚而又心地善良的优秀教师。
　　他总是穿着皱巴巴的衣服，牙也掉了几颗，脚上的鞋早已磨秃了。由于老让孩子们从他身上跨来跨去，或是骑在他肩上，甚至爬到身上，所以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不仅是彻子，所有的孩子都非常喜欢他。无论是哪个孩子，他都真心实意地接触。他总是热情洋溢地说：“我要让这孩子的才能发挥出来。”据说他常思考的是：“即使现在立刻发挥不出来也没关系，只希望自己的教育方法能对孩子们的未来起点作用。”
　　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孩子，都有闪光之处。如果你发现不了那闪光之处，那么你就失去了做教师的资格，因为你的方法不对，或是没有能力。”
　　我想这样的教师是不可能不受孩子们敬仰的。无论哪个孩子，都认为这里是让他们最最快活的学校。
　　只要自己的课题完成了，去外面爬树、玩沙子，干什么都是自由的。但这绝不是放任。对于没有完成课题的孩子，老师会待在他的身旁，一对一个别辅导，一直教到他完全弄明白为止。这里不会发生学生还没弄懂就接着往下教的事情。
　　当然，即便是彻子做了让人吃惊的事情，校长先生自不必说，每个老师都是倾听完她的诉说之后再作判断，彻子很快就和新同学相处得很好了。
　　迄今为止早上总是起不来，被叫醒后也老是睡眼惺忪的彻子，不知是否想快点上巴学园去，她开始每天都早早地起床，而且还常常迫不及待地盼望第二天的到来。
　　有一次，由家长陪伴，学校组织大家去河边郊游。那里有小鱼和大头虾，巴学园的孩子们高兴极了。
　　高兴极了的还有我。在我的故乡泷川，到处都有小河或沼泽，涓涓细流里也会有许多大头虾、小鱼之类的小生物，我常和哥哥弟弟们一起下到齐腰深的水里去捞小鱼。我撈起来还很拿手呢。
　　我早已无法控制自己，撩起裙子下了水，打开手巾，专心致志地捞起小鱼来。时间很快过去，集合了。大家都返回了停巴士的地方，只有我还在河里。
　　开运动会时也是这样，只要有学生妈妈参加的项目，我总是一等奖。
　　别的妈妈都穿着和服，一边掩着前襟一边谨慎地往前跑，而我穿的是连衣裙，当然跑得快。孩子们与其说在声援自己的妈妈，还不如说在拼命地为我加油。
　　在这所学校里，彻子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不管周围环境有多吵，都能埋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习惯。如今她能在演播室里非常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迅速地写信、写稿，也许就是那时练就的本领。
　　除此之外，巴学园的小朋友有的身体残疾，有的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以致不能很好地用日语表达等等。自身有着不利条件或障碍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互相承认对方的优点，互相勉励，通力协作，我想这些对彻子作为一个“人”的成长，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