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我国基层治理的模式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孕育着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元素.儒法并用的治理思想促成了周朝乡官礼治模式向秦汉时期乡教里治模式转变;两宋时期的乡村自治有所发展,但整体上基层治理开始由隋唐时期的乡辅里主模式向保甲制发展,国家对基层管控加强;明清时期,里甲保甲开始并行;封建王朝推翻后,国民政府按照民权主义的主张尝试基层自治,但因现实条件不具备转向保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打破政社合一体制后,建立起了乡级政权、村级自治模式,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了多元参与、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这一变迁过程表明,我
【机 构】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01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基层治理的模式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孕育着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元素.儒法并用的治理思想促成了周朝乡官礼治模式向秦汉时期乡教里治模式转变;两宋时期的乡村自治有所发展,但整体上基层治理开始由隋唐时期的乡辅里主模式向保甲制发展,国家对基层管控加强;明清时期,里甲保甲开始并行;封建王朝推翻后,国民政府按照民权主义的主张尝试基层自治,但因现实条件不具备转向保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打破政社合一体制后,建立起了乡级政权、村级自治模式,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了多元参与、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这一变迁过程表明,我国基层治理始终保持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德法兼用的特征,为当前基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其他文献
苏轼对陶琴无弦问题的关注,可能受到欧阳修的启发.欧公下世之后,苏轼对陶琴无弦作了持续跟进和深度思考,他跳脱“不解音律”的旧说,通过沉潜陶诗,追和渊明,还原陶渊明的生活情境和人格性情,从情理之真的角度推论陶琴无弦的原因,发明渊明托意无弦而有待外物的生命底色,借鉴禅宗不二法门,揭示渊明未达于死生的思想真相.苏轼关于陶琴无弦的经典论断和阐释思路,形塑了后世文人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在陶渊明经典化历程中具有拐点意义.
灾害一直是人类生存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灾害防治也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灾害防治工作的发展,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新时代四个时期,完成了由最初以抗灾救灾为主向建立集防灾、减灾、救灾于一体的灾害治理体系的转变.经过百年实践,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灾害防治的现代化发展,形成了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以科技为先导发展生产力、加强制度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灾害治理经验.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灾害防治的百年历程与历史经验,是以史为鉴不断
劳动理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枢纽,贯穿于马克思的思想始终.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进行了尖锐批判,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从阿伦特批判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二分性”与“自然的非自然增长”两个角度可以看出,阿伦特在批判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基础上所建构的“积极生活”三分法体系,实质上窄化和矮化了马克思劳动理论.马克思劳动理论不仅是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秩序的超越,也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正确理解和剖析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批评的根源和实质,还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真实面目,不仅是为真实马克思主义辩护的需要,也是建构中国
现行司法解释在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时存在明显的规范错位,主要体现在:将宣扬行为的类型已经扩展到极致,导致部分不符合宣扬性质的行为也被作为实行行为处理.对互联网平台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放任行为,不当地将共犯行为理解为实行行为.由于增设了前置的限制处罚规定,人为地造成刑法处罚漏洞.在界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时,应当强化法益对于构成要素认定的指导意义.宣扬行为的核心语义应当被界定为让他人知晓或可能知晓,单纯的编写、设计等行为应当被排除在宣扬行为之外.尽管本罪在立法上被视为抽象危险犯,但不影响在司法层面
“半费之讼”本质上是法律问题而非逻辑问题.在辩论中,师徒二人预设了法官应对判决后可能引发的新案进行裁决,这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官的审判职权只存在于审判过程中,判决后审判职权自然终止.因此,“半费之讼”的法官在判决后对可能由此引发的新案无权裁决.师徒二人的预设错误是“半费之讼”问题产生的根源.运用不告不理原则,以是否起诉为时间节点,可以将诉讼与民事纠纷、法官与非法官、法官职权与法官职业明确区分开来,从而将师徒二人的二难推理合法而自然地拦腰切断,“半费之讼”也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
政党引领乡村治理主要通过党的组织体系、领导体系和意识形态等,实现“乡村再造”,在建构现代国家基层政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政党中心主义”的分析视角,探究百年大党引领乡村治理的演变规律,可以透视政党使命的自觉性、政党组织的协调性、政党功能的服务性和政党治理的多元性四个特性,准确把握政党引领乡村治理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等不同时期的逻辑导向.推动政党引领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需要从治理使命、治理系统、治理功能、治理主体四个维度,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
定向捐赠属于慈善捐赠的范围,具有透明化、社会化、灵活性等诸多优点,但由于定向捐赠相关规定不是很完善以及实施中存在不规范的情况,使得定向捐赠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引起了广大民众对定向捐赠的质疑.为提升定向捐赠的规范化水平,应在明确定向捐赠法律概念的基础上,严格禁止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人为受益人的定向捐赠;进一步强化定向捐赠协议的签订;进一步完善定向捐赠的税收优惠;进一步强化对定向捐赠的监管.
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乡村社会的通道.新时代背景下,对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而言,广泛出现于税费时期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关系模式和存在于部分发达地区的乡村行政共同体关系模式不具有存续的空间.赣西G镇通过村治主体的中农化、片组制度的设置以及积极与村干部进行情感互动实现了乡镇两级基于治理责任的连带和捆绑,将村干部吸纳至乡镇的工作任务框架中,建构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这一乡村关系模式不仅强化了乡镇治权,而且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模式,保存了村民自治空间,较好地解决了下达至乡镇的国家工作任务向村庄社会的落地问
依据“双重断裂论”的解释方案,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不仅存在着早后期思想、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之间的断裂,而且“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这一基本概念甚至都是不能成立的,更遑论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即使我们依然固执地使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这一概念,那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关联也只能停留于外部反思关系.因而只能在“推广应用与反证说”的传统框架内呈现“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并把这一发展逻辑描述为相互外在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历程.只有立足于“双重起源论”的解释方
1920年代的安源工人运动中,歌谣成了组织动员工人的重要媒介.与传统的安源煤矿歌谣不同,安源工人歌谣突破了“田园风味”的自然共同体和以赞“物”为主的虚假共同体的塑造,开创了充满无产阶级共同体想象的歌谣创作实践.这一实践表现出双重叙述面向:一方面,歌谣歌咏阶级“团结”,召唤出工人“建设新社会”的渴望,为工人建构出一种新的生活世界图景;另一方面,这一创作实践表征出早期中国革命文艺遭遇的“革命叙述”难题,在歌谣的话语形态、承载的政治内涵和美学趣味之间呈现出难以弥合的叙述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