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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根瘤菌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目前，中国建有世界上最大的根瘤菌资源库和数据库，并拥有最具世界先进水平的根瘤菌分类实验室。从严格意义上讲，截至目前，在世界上所有已经发现和描述过的4个属、40个种的根瘤菌中，有二分之一的属和三分之一以上的种是由中国的这个分类实验室完成的。
而这些资源库、数据库和分类实验室的建成，以及这些根瘤菌种的发现和描述，都是由一个女科学家来实现、或在她的直接指导下实现的。这个女科学家的名字叫陈文新，她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根瘤菌分类研究的奠基人。
在动荡岁月中艰难求学
1926年9月，陈文新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她的父亲陈昌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是同窗好友，后来又一起在长沙办过学、教过书。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陈昌追随毛泽东参加了革命，经历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1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赴湘鄂西根据地的途中不幸被捕。2月23日被敌人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陈昌牺牲时，陈文新才3岁多一点。从记事起，她所看到的，只是母亲毛秉琴带着她的两个姐姐和她，孤儿寡母，在乡下老家艰难度日。
那时，女人都缠小脚，而且，按传统习惯，女人不下水田干活，毛秉琴只有靠给别人缝补衣服，来换得男劳力为她家耕种几亩水田。有时，她还将年幼的陈文新扮成男孩子，光头赤脚，下到田里做些辅助劳动。陈文新的童年就是在劳作中度过的。
根据陈文新的回忆，她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她只知道，这个家离开了劳动，就没有饭吃。她干得最多的活是种菜、养猪。由于照料精心，她种出的瓜菜吊满棚，被邻居称为种菜能手。她8岁那年，山冲里发大水，家里唯一的一块水田被冲，大水过后，秧苗全都被压在泥沙之下。为了抢救这活命粮，陈文新下到田里，将秧苗一株株地扶起来，洗干净，整整干了4天才干完。秧苗救活了，她也救起了一家4口生存的希望。
当年陈文新的父亲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她的母亲去探监，父亲嘱托的唯一一句话是“养育好三个女儿”。毛秉琴含辛茹苦，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让三个女儿读上了书。陈文新的大姐读完小学五年级，又经过几年自学，以15岁冒充17岁，考上了小学教师。在大姐当教师以后，陈文新开始有机会跟着她上学。读书对于陈文新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那些年，小小年纪的她，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到家里，在微弱的灯光下，伴着母亲的纺车声读书，这样一直持续到读完小学四年级。
接下来五、六年级是读高小，学费要得贵了。在农村，对于一个没有男劳力的家庭来说，继续供读实在太困难。但陈文新太想读书了，大姐便带着她，在浏阳、长沙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寻找可以免费入学的地方。她们找到的学校，或是校长认识她们的父亲，同情她们的遭遇；或是看到陈文新年纪小、学习成绩好，同意可以免费读一段时间。就是为了节约学费，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总共5年，陈文新不断地调换学校，断断续续读了3年就初中毕业了。
那时，日本侵略军已攻入湖南，长沙大火后，湘中地区的学校纷纷外迁，陈文新再想上高中，几乎不可能。就在此时，她碰到了她父亲的好朋友章寿衡。1942年，章寿衡将陈文新带到离家几百里外的湘西南武冈县，那里有一所收容战区流浪学生的中学——国立第十一中学，陈文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这所学校高中部，作为流亡学生，免缴一切费用。这所学校汇集了来自沦陷区最好的师资，陈文新以能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而庆幸不已，所以学习起来特别刻苦。第一学期会考，她名列第三，受到学校嘉奖。
1944年8月，日军向湘西南进犯，学校被迫转移，全校师生2000余人，扶老携幼，背着最简单的行李、书籍和仪器设备，长途跋涉，集体逃难，先后在溆浦县龙潭镇、辰溪县松溪口和潭湾等地继续开课学习。从1944年到1945年，那是学习条件最为艰苦的一年，师生营养不良，缺医少药，很多人生了病，一些学生还病死在迁徙途中。陈文新也患了疟疾，发高烧，不省人事，是同学们的细心照料，才将她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
1945年，正好是陈文新高中毕业。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她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上完高中，又想上大学，但她的家庭依然面对同样的困难：缺钱。为此，陈文新决定先在家乡教小学，教了两年，积攒下来一些工资。1948年，她凑足了学费，再去参加高考，考上了武汉大学。上学期间，她依靠勤工俭学来维持学习和最低的生活水平。
与毛泽东的三次温馨会面
武汉大学的校名是毛泽东的手笔，但这4个字并非出自毛泽东的刻意题写，而是出自毛泽东写给陈文新的一封信上的收信人地址。
陈家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厚情谊，不仅仅是基于陈昌与毛泽东是同窗。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办学，陈昌在那里当老师，他们曾共同居住在青山祠里。作为家属，毛秉琴跟随丈夫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同姓，毛泽东与毛秉琴一度以兄妹相称。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毛秉琴还亲自帮助他们操办婚事。1930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带领红军打长沙，路过浏阳。有人通知毛秉琴去见毛泽东。这次见面，毛泽东得知陈昌牺牲，很悲伤。此后，陈家就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毛秉琴要她的女儿们代她给毛泽东写信。1951年，正在武汉大学学农的陈文新以母亲的名义和她本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很快，当年5月，她就接到了回信，信封上的寄件人地址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寄”，信中，毛泽东这样写道：“希望你们姊妹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而信封上收件人地址中的“武汉大学”4个字，就被学校提取出来，作为校名和校徽，一直沿用至今。
陈文新与毛泽东一共会过3次面，对于陈文新来说，每次会面都形同一次心灵的洗礼。第一次会面在1951年下半年。陈文新步入大学四年级，作为班上学土壤的6个同学之一，她被派到北京华北农科所（今中国农业科学院）进行毕业实习。期间，她遵照母亲的嘱托，前去看望毛泽东，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接进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一家人的亲切接待。毛泽东用一双大手握住了陈文新的手，陈文新凝望着这个从小就听母亲千百次提起的伟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什么话也说不上来。毛泽东让她在身旁坐下，详细询问她母亲及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说，他曾两次去过她的家乡浏阳碳坡，还无限感慨地说：“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为人民牺牲自己的生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临别时，毛泽东在陈文新的笔记本内郑重地签上“努力学习”4个字。作为一个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的人，陈文新从毛泽东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胜似父爱的关怀和爱护。 第二次会面是在1954年。这一年，陈文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结业的第二天，正好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毛泽东让他的保健医生、当时也在预备班学习的王鹤滨带陈文新过去做客。这一次是从中南海的西门持一级会见卡进去的，接见时间长达6小时。陈文新先在一间孩子们的卧室里坐下，见到了李敏、李纳。之后，毛泽东走了过来，他握着陈文新的手，向孩子们介绍说：“认识她吗？1951年来过的，在武汉大学学农的，你们长大了也要学农。”下午四五点钟，陈文新与毛泽东一家乘车到郊外一套旧房屋处过周末。陈文新与王鹤滨一起陪毛泽东散步，就是在散步时，陈文新与毛泽东照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此时，毛泽东认为陈文新大学毕业了，该懂得些农业了，就和她谈农业方面的问题，问她全国有多少人学土壤，中南地区土壤如何改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等等。在武汉大学，同学们学习和讨论的主要是苏联土壤科学，陈文新就大谈特谈苏联草田轮作制的原理和做法。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我国农民一家才几亩地！拿去种草，人吃什么？畜牧业不发达，草种了干什么用？”毛泽东的一连串反问，让陈文新很感羞愧，也让她第一次懂得，脱离中国实情，照搬苏联是行不通的。毛泽东还和陈文新讨论了植物营养问题，谈到苜蓿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做营养。这种无意中的攀谈与陈文新后来从事的事业产生了联系，她后来回忆说，她选择根瘤菌研究，并不是这次攀谈的直接结果，但又不能说与这次谈话没有内在联系。当晚，陈文新与毛泽东一家共进晚餐，还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到晚上9点多才依依告别。
第三次会面是在1957年。自1954年到1959年，陈文新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土壤微生物学家费洛夫学习土壤微生物学，获得了较为系统的科研训练。1957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苏，期间的11月17日，他特意到莫斯科大学接见了留苏学生，陈文新参加了那次接见。那是下午6点多钟，在礼堂里，当看见毛泽东进来时，全场的留学生欢呼雀跃、掌声雷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在滚动着兴奋的泪花。陈文新只能在人缝里远远地看着这位共和国的领袖，然后，她就听见毛泽东在台上说出了那句永恒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话语成为她终身从事科学事业的精神动力。
同根瘤菌分类结下不解情缘
从苏联留学回来后，陈文新被分配到北京农业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不久，“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相继到来，一晃10多年过去，陈文新什么研究也没搞成，倒是跟着学校从北京搬到延安、又从延安搬回北京折腾了两次。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系里的老师才决定一起来做生物固氮的研究，陈文新选择了根瘤菌。之所以选择根瘤菌，是因为认识到它的固氮能力最强，而真正开始系统研究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关系，则是1980年才开始的。在中国开启了科学的春天之后，陈文新成为对“中国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为现代根瘤菌分类体系的发展作出关键性的贡献。
对根瘤菌进行分类，首先要对根瘤菌资源进行广泛的调查、采集，然后对采集到的根瘤菌标本进行反复的分离、纯化，再分析其性状，进而在分类实验室里运用技术手段进行分类。为此，从1980年起，陈文新的足迹开始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她西上新疆的天山，北登黑龙江的兴安岭，南爬海南的五指山，每天从早到晚，穿深山、钻老林，进行根瘤挖掘。与此同时，她还带领学生和组织同行100多人对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中700个县不同生态条件下各种豆科植物的根瘤菌资源进行调查。
20多年来，他们采集了植物根瘤标本8000多份，涉及到豆科植物100多个属、600多个种，其中，300多种植物结瘤情况是过去未曾记载过的，并从中分离出7000多株根瘤菌，保存在他们的资源库中。这个库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一个根瘤菌库，为当代及后世的有关工作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证。
而且，经过不懈努力，陈文新还逐步在中国建立起最具世界先进水平的根瘤菌分类实验室，确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根瘤菌分类、鉴定技术方法。以这套方法为支撑的分类实验室，不仅是中国最主要的菌类分类室，它还与比利时根特大学M.Gillis教授所领导的实验室一起，并称为目前国际上两个最主要的根瘤菌分类研究中心。她的实验室还是发展中国家唯一一个技术全面而又多产的实验室。
在陈文新的领导下，她的实验室在根瘤菌分类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分别于1988年和1997年发表了两个根瘤菌新属，将现代根瘤菌分类由原来的2个属增加到4个属。这两个新属，一个叫中华根瘤菌属，一个叫中慢生根瘤菌属。国际同行们认为，中华根瘤菌属的发表为发现根瘤菌新属作出了首创性工作。中慢生根瘤菌属是陈文新根据紫云英和新疆大豆、甘草、苦豆子等分离的根瘤菌的系统发育和生长特点提出的，后来也为国际同行们广泛接受。
与此同时，陈文新和她的团队还在4个属下发现了15个新种，使根瘤菌种的数目达到40个。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她将她发现的中慢生根瘤菌属下的一个种，以她当年在武汉大学就读时的导师陈华癸的名字命名，叫华癸中慢生根瘤菌。
陈文新卓有成效的科学发现，向世人展示了根瘤菌的多样性和分类是尚未被充分认识的研究领域，从而引起了更多同行们的注意和参与，导致了根瘤菌分类的迅速发展，为建立国际根瘤菌系统发育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鉴于她的出色工作，1996年，她被推选为国际根瘤菌/土壤杆菌分类分委会委员；1998年，她又被邀请参与撰写国际大型微生物学工具书《Bergey’s Manual Systematic Bacteriology》第二版中根瘤菌部分内容；2003年，她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欧莱亚世界女科学家重要贡献提名奖；2005年10月，第十四届国际固氮大会在北京举行，她被邀做大会报告，获得好评。迄今为止，陈文新发表的文章已被国际同行引用600余次，仅华癸中慢生根瘤菌一文即有近百次引用，成为根瘤菌分类方面的经典文献。 在国内，陈文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根瘤菌分类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2001年，她的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同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几十年来，她为国家培养了80余名硕士和博士生。
对于自己的成功，陈文新总结为两点：一，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二，对于科研工作，要安贫，也要乐道。
呼吁将科研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
根瘤菌在豆科植物的根部或者茎部结瘤，形成共生体，然后就可以固氮，为后者提供生长所需的氮素营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只要找到最相匹配的根瘤菌，豆科植物所需氮素的50%到80%、甚至100%都可以通过固氮来提供。这就是说，如果能够让豆科植物接种到高效根瘤菌，那么在豆科作物生产中就完全可以避免施用化学氮肥，从而有利于环保，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根瘤菌固氮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广泛应用。美国是豆科作物的生产大国，目前，其利用根瘤菌固氮所达到的吨数已占到其全年消耗氮肥总吨数的一半以上。在澳大利亚，根瘤菌固氮已经成为该国农、牧种植业的主要肥源。早在1990年时，他们年消耗氮肥就降至只有44万吨，而通过固氮产生的氮肥却达到了140万吨。在巴西，大豆种植已经全部停用化学氮肥，而只接种有效根瘤菌。
但是对比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中国拥有着数量最丰富的根瘤菌资源，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根瘤菌库，并发现了一大批抗逆性很强的种质资源，为根瘤菌接种事业做好了充足的技术准备；而另一方面，中国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已达到极限，尤其是氮污染，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体建康和环境质量，中国的大豆生产，目前接种根瘤菌剂的面积仅占全部播种面积的2%左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陈文新分析，一是国家的重视程度不够；二是种植者对化肥的依赖意识年深日久；三是缺乏资金投入，造成对根瘤菌的应用基础研究相对滞后，国内愿意投入根瘤菌剂生产的企业少之又少。
当一个课题能够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寻找到结合点，能够为国为民服务，却受阻于一些观念因素或机制因素，这是很让人难受的。为了让手头的科研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陈文新联合生物学界、特别是土壤微生物学界的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多次呼吁加强对根瘤菌固氮技术的重视和应用。她认为，这一技术的推广，应该以国家的行为来进行，她可以毫无保留地将她在中国农业大学一手建成的根瘤菌库贡献出来，以建成国家级的根瘤菌库。她还呼吁，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能够投资于根瘤菌剂的基础研究与生产。
相信随着环保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共识，随着环保越来越成为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已经87岁高龄的陈文新一定会看到根瘤菌固氮技术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的那一天。
（压题照片：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北京亲切接见陈文新）
而这些资源库、数据库和分类实验室的建成，以及这些根瘤菌种的发现和描述，都是由一个女科学家来实现、或在她的直接指导下实现的。这个女科学家的名字叫陈文新，她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根瘤菌分类研究的奠基人。
在动荡岁月中艰难求学
1926年9月，陈文新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她的父亲陈昌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是同窗好友，后来又一起在长沙办过学、教过书。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陈昌追随毛泽东参加了革命，经历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1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赴湘鄂西根据地的途中不幸被捕。2月23日被敌人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陈昌牺牲时，陈文新才3岁多一点。从记事起，她所看到的，只是母亲毛秉琴带着她的两个姐姐和她，孤儿寡母，在乡下老家艰难度日。
那时，女人都缠小脚，而且，按传统习惯，女人不下水田干活，毛秉琴只有靠给别人缝补衣服，来换得男劳力为她家耕种几亩水田。有时，她还将年幼的陈文新扮成男孩子，光头赤脚，下到田里做些辅助劳动。陈文新的童年就是在劳作中度过的。
根据陈文新的回忆，她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她只知道，这个家离开了劳动，就没有饭吃。她干得最多的活是种菜、养猪。由于照料精心，她种出的瓜菜吊满棚，被邻居称为种菜能手。她8岁那年，山冲里发大水，家里唯一的一块水田被冲，大水过后，秧苗全都被压在泥沙之下。为了抢救这活命粮，陈文新下到田里，将秧苗一株株地扶起来，洗干净，整整干了4天才干完。秧苗救活了，她也救起了一家4口生存的希望。
当年陈文新的父亲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她的母亲去探监，父亲嘱托的唯一一句话是“养育好三个女儿”。毛秉琴含辛茹苦，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让三个女儿读上了书。陈文新的大姐读完小学五年级，又经过几年自学，以15岁冒充17岁，考上了小学教师。在大姐当教师以后，陈文新开始有机会跟着她上学。读书对于陈文新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那些年，小小年纪的她，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到家里，在微弱的灯光下，伴着母亲的纺车声读书，这样一直持续到读完小学四年级。
接下来五、六年级是读高小，学费要得贵了。在农村，对于一个没有男劳力的家庭来说，继续供读实在太困难。但陈文新太想读书了，大姐便带着她，在浏阳、长沙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寻找可以免费入学的地方。她们找到的学校，或是校长认识她们的父亲，同情她们的遭遇；或是看到陈文新年纪小、学习成绩好，同意可以免费读一段时间。就是为了节约学费，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总共5年，陈文新不断地调换学校，断断续续读了3年就初中毕业了。
那时，日本侵略军已攻入湖南，长沙大火后，湘中地区的学校纷纷外迁，陈文新再想上高中，几乎不可能。就在此时，她碰到了她父亲的好朋友章寿衡。1942年，章寿衡将陈文新带到离家几百里外的湘西南武冈县，那里有一所收容战区流浪学生的中学——国立第十一中学，陈文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这所学校高中部，作为流亡学生，免缴一切费用。这所学校汇集了来自沦陷区最好的师资，陈文新以能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而庆幸不已，所以学习起来特别刻苦。第一学期会考，她名列第三，受到学校嘉奖。
1944年8月，日军向湘西南进犯，学校被迫转移，全校师生2000余人，扶老携幼，背着最简单的行李、书籍和仪器设备，长途跋涉，集体逃难，先后在溆浦县龙潭镇、辰溪县松溪口和潭湾等地继续开课学习。从1944年到1945年，那是学习条件最为艰苦的一年，师生营养不良，缺医少药，很多人生了病，一些学生还病死在迁徙途中。陈文新也患了疟疾，发高烧，不省人事，是同学们的细心照料，才将她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
1945年，正好是陈文新高中毕业。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她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上完高中，又想上大学，但她的家庭依然面对同样的困难：缺钱。为此，陈文新决定先在家乡教小学，教了两年，积攒下来一些工资。1948年，她凑足了学费，再去参加高考，考上了武汉大学。上学期间，她依靠勤工俭学来维持学习和最低的生活水平。
与毛泽东的三次温馨会面
武汉大学的校名是毛泽东的手笔，但这4个字并非出自毛泽东的刻意题写，而是出自毛泽东写给陈文新的一封信上的收信人地址。
陈家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厚情谊，不仅仅是基于陈昌与毛泽东是同窗。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办学，陈昌在那里当老师，他们曾共同居住在青山祠里。作为家属，毛秉琴跟随丈夫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同姓，毛泽东与毛秉琴一度以兄妹相称。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毛秉琴还亲自帮助他们操办婚事。1930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带领红军打长沙，路过浏阳。有人通知毛秉琴去见毛泽东。这次见面，毛泽东得知陈昌牺牲，很悲伤。此后，陈家就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毛秉琴要她的女儿们代她给毛泽东写信。1951年，正在武汉大学学农的陈文新以母亲的名义和她本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很快，当年5月，她就接到了回信，信封上的寄件人地址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寄”，信中，毛泽东这样写道：“希望你们姊妹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而信封上收件人地址中的“武汉大学”4个字，就被学校提取出来，作为校名和校徽，一直沿用至今。
陈文新与毛泽东一共会过3次面，对于陈文新来说，每次会面都形同一次心灵的洗礼。第一次会面在1951年下半年。陈文新步入大学四年级，作为班上学土壤的6个同学之一，她被派到北京华北农科所（今中国农业科学院）进行毕业实习。期间，她遵照母亲的嘱托，前去看望毛泽东，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接进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一家人的亲切接待。毛泽东用一双大手握住了陈文新的手，陈文新凝望着这个从小就听母亲千百次提起的伟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什么话也说不上来。毛泽东让她在身旁坐下，详细询问她母亲及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说，他曾两次去过她的家乡浏阳碳坡，还无限感慨地说：“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为人民牺牲自己的生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临别时，毛泽东在陈文新的笔记本内郑重地签上“努力学习”4个字。作为一个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的人，陈文新从毛泽东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胜似父爱的关怀和爱护。 第二次会面是在1954年。这一年，陈文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结业的第二天，正好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毛泽东让他的保健医生、当时也在预备班学习的王鹤滨带陈文新过去做客。这一次是从中南海的西门持一级会见卡进去的，接见时间长达6小时。陈文新先在一间孩子们的卧室里坐下，见到了李敏、李纳。之后，毛泽东走了过来，他握着陈文新的手，向孩子们介绍说：“认识她吗？1951年来过的，在武汉大学学农的，你们长大了也要学农。”下午四五点钟，陈文新与毛泽东一家乘车到郊外一套旧房屋处过周末。陈文新与王鹤滨一起陪毛泽东散步，就是在散步时，陈文新与毛泽东照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此时，毛泽东认为陈文新大学毕业了，该懂得些农业了，就和她谈农业方面的问题，问她全国有多少人学土壤，中南地区土壤如何改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等等。在武汉大学，同学们学习和讨论的主要是苏联土壤科学，陈文新就大谈特谈苏联草田轮作制的原理和做法。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我国农民一家才几亩地！拿去种草，人吃什么？畜牧业不发达，草种了干什么用？”毛泽东的一连串反问，让陈文新很感羞愧，也让她第一次懂得，脱离中国实情，照搬苏联是行不通的。毛泽东还和陈文新讨论了植物营养问题，谈到苜蓿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做营养。这种无意中的攀谈与陈文新后来从事的事业产生了联系，她后来回忆说，她选择根瘤菌研究，并不是这次攀谈的直接结果，但又不能说与这次谈话没有内在联系。当晚，陈文新与毛泽东一家共进晚餐，还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到晚上9点多才依依告别。
第三次会面是在1957年。自1954年到1959年，陈文新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土壤微生物学家费洛夫学习土壤微生物学，获得了较为系统的科研训练。1957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苏，期间的11月17日，他特意到莫斯科大学接见了留苏学生，陈文新参加了那次接见。那是下午6点多钟，在礼堂里，当看见毛泽东进来时，全场的留学生欢呼雀跃、掌声雷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在滚动着兴奋的泪花。陈文新只能在人缝里远远地看着这位共和国的领袖，然后，她就听见毛泽东在台上说出了那句永恒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话语成为她终身从事科学事业的精神动力。
同根瘤菌分类结下不解情缘
从苏联留学回来后，陈文新被分配到北京农业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不久，“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相继到来，一晃10多年过去，陈文新什么研究也没搞成，倒是跟着学校从北京搬到延安、又从延安搬回北京折腾了两次。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系里的老师才决定一起来做生物固氮的研究，陈文新选择了根瘤菌。之所以选择根瘤菌，是因为认识到它的固氮能力最强，而真正开始系统研究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关系，则是1980年才开始的。在中国开启了科学的春天之后，陈文新成为对“中国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为现代根瘤菌分类体系的发展作出关键性的贡献。
对根瘤菌进行分类，首先要对根瘤菌资源进行广泛的调查、采集，然后对采集到的根瘤菌标本进行反复的分离、纯化，再分析其性状，进而在分类实验室里运用技术手段进行分类。为此，从1980年起，陈文新的足迹开始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她西上新疆的天山，北登黑龙江的兴安岭，南爬海南的五指山，每天从早到晚，穿深山、钻老林，进行根瘤挖掘。与此同时，她还带领学生和组织同行100多人对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中700个县不同生态条件下各种豆科植物的根瘤菌资源进行调查。
20多年来，他们采集了植物根瘤标本8000多份，涉及到豆科植物100多个属、600多个种，其中，300多种植物结瘤情况是过去未曾记载过的，并从中分离出7000多株根瘤菌，保存在他们的资源库中。这个库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一个根瘤菌库，为当代及后世的有关工作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证。
而且，经过不懈努力，陈文新还逐步在中国建立起最具世界先进水平的根瘤菌分类实验室，确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根瘤菌分类、鉴定技术方法。以这套方法为支撑的分类实验室，不仅是中国最主要的菌类分类室，它还与比利时根特大学M.Gillis教授所领导的实验室一起，并称为目前国际上两个最主要的根瘤菌分类研究中心。她的实验室还是发展中国家唯一一个技术全面而又多产的实验室。
在陈文新的领导下，她的实验室在根瘤菌分类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分别于1988年和1997年发表了两个根瘤菌新属，将现代根瘤菌分类由原来的2个属增加到4个属。这两个新属，一个叫中华根瘤菌属，一个叫中慢生根瘤菌属。国际同行们认为，中华根瘤菌属的发表为发现根瘤菌新属作出了首创性工作。中慢生根瘤菌属是陈文新根据紫云英和新疆大豆、甘草、苦豆子等分离的根瘤菌的系统发育和生长特点提出的，后来也为国际同行们广泛接受。
与此同时，陈文新和她的团队还在4个属下发现了15个新种，使根瘤菌种的数目达到40个。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她将她发现的中慢生根瘤菌属下的一个种，以她当年在武汉大学就读时的导师陈华癸的名字命名，叫华癸中慢生根瘤菌。
陈文新卓有成效的科学发现，向世人展示了根瘤菌的多样性和分类是尚未被充分认识的研究领域，从而引起了更多同行们的注意和参与，导致了根瘤菌分类的迅速发展，为建立国际根瘤菌系统发育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鉴于她的出色工作，1996年，她被推选为国际根瘤菌/土壤杆菌分类分委会委员；1998年，她又被邀请参与撰写国际大型微生物学工具书《Bergey’s Manual Systematic Bacteriology》第二版中根瘤菌部分内容；2003年，她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欧莱亚世界女科学家重要贡献提名奖；2005年10月，第十四届国际固氮大会在北京举行，她被邀做大会报告，获得好评。迄今为止，陈文新发表的文章已被国际同行引用600余次，仅华癸中慢生根瘤菌一文即有近百次引用，成为根瘤菌分类方面的经典文献。 在国内，陈文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根瘤菌分类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2001年，她的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同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几十年来，她为国家培养了80余名硕士和博士生。
对于自己的成功，陈文新总结为两点：一，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二，对于科研工作，要安贫，也要乐道。
呼吁将科研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
根瘤菌在豆科植物的根部或者茎部结瘤，形成共生体，然后就可以固氮，为后者提供生长所需的氮素营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只要找到最相匹配的根瘤菌，豆科植物所需氮素的50%到80%、甚至100%都可以通过固氮来提供。这就是说，如果能够让豆科植物接种到高效根瘤菌，那么在豆科作物生产中就完全可以避免施用化学氮肥，从而有利于环保，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根瘤菌固氮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广泛应用。美国是豆科作物的生产大国，目前，其利用根瘤菌固氮所达到的吨数已占到其全年消耗氮肥总吨数的一半以上。在澳大利亚，根瘤菌固氮已经成为该国农、牧种植业的主要肥源。早在1990年时，他们年消耗氮肥就降至只有44万吨，而通过固氮产生的氮肥却达到了140万吨。在巴西，大豆种植已经全部停用化学氮肥，而只接种有效根瘤菌。
但是对比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中国拥有着数量最丰富的根瘤菌资源，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根瘤菌库，并发现了一大批抗逆性很强的种质资源，为根瘤菌接种事业做好了充足的技术准备；而另一方面，中国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已达到极限，尤其是氮污染，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体建康和环境质量，中国的大豆生产，目前接种根瘤菌剂的面积仅占全部播种面积的2%左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陈文新分析，一是国家的重视程度不够；二是种植者对化肥的依赖意识年深日久；三是缺乏资金投入，造成对根瘤菌的应用基础研究相对滞后，国内愿意投入根瘤菌剂生产的企业少之又少。
当一个课题能够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寻找到结合点，能够为国为民服务，却受阻于一些观念因素或机制因素，这是很让人难受的。为了让手头的科研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陈文新联合生物学界、特别是土壤微生物学界的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多次呼吁加强对根瘤菌固氮技术的重视和应用。她认为，这一技术的推广，应该以国家的行为来进行，她可以毫无保留地将她在中国农业大学一手建成的根瘤菌库贡献出来，以建成国家级的根瘤菌库。她还呼吁，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能够投资于根瘤菌剂的基础研究与生产。
相信随着环保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共识，随着环保越来越成为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已经87岁高龄的陈文新一定会看到根瘤菌固氮技术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的那一天。
（压题照片：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北京亲切接见陈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