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辅导组名单
　　江阴：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
　　台州：浙江大学。
　　沈阳：东北财大。
　　西安：西安交大
　　广州：中大岭南学院。广东人的胃口很大，他们说，在广东搞民营银行，不能只搞一般的商业银行。应顺应国际潮流，一步到位搞“全能银行”——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业务一锅煮的混业经营。甚至要搞网络银行业务。一度，广州试点的步子停下来了，因为有这本事的专家还在归国的路上。一个在世界银行任职的华人经济学家将辞职归国来参与这场“英雄会”。11月8日，广州的试点启动。
　　
　　豪华阵营的特殊行动
　　
　　近期，一群大有来头的人正在中国金融界操办着一件大事。虽然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开的，但每一个参与其事的人都异常低调谨慎，这使得整件事情不由得带上了一种浓厚的神秘色彩。
　　这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干些什么事？
　　事情要从今年7月9日说起。当时，一批国内外最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聚会西安，成立长城金融研究所。这批50多人的经济学家2/3是国内的，刘国光、吴敬琏、林毅夫、李善同、张维迎、张曙光、樊纲、……“数得出来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在了”，其中许多人是身处政学两界，“手眼通天”。而其他1/3的学者则来自海外，几乎囊括了在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美国中央保险公司、联合国社会经济部等)中的华人高层人物。所长则由海外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担任。这样一批人物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超豪华阵容。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单纯，但并不简单。即开辟中国金融的第二战场，推动、组织真正的民营银行的试点工作。
　　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行动是：18个重量级人物集体飞到西安，开始寻找第一个“试点”。这反映了学者们初期的谨慎：专门避开经济发达地区，从小做起。他们试图重组当地的一个小型城市信用社，看专家制定的新规章制度能不能用。试点报告报到高层，不料得到的批示是“此方案不可行”，不是反对学者们试点，而是说城市信用社太小，18个重量级人物去小小的信用社试点，又有各方支持，肯定可以搞好，但没有普遍意义。应该去发达地区试点，直接搞民营商业银行。看来，“上头”比学者们更为急迫。
　　既然如此，长城金融所的行动方案很快调整，改到5个中国典型经济区域作试验，并一步到位试验商业银行。这5个点是：
　　乡镇企业模式的苏南（江阴）、个体经济模式的温州（台州）、合资企业模式的珠江三角洲（广州）、西部地区的西安、国企集中的东北（沈阳）。中国太大，不能搞自上而下、全国通用的一套模式，而应让各地先行摸索，若成功再予推广。未来的中国民营银行体系当然不是5家这么简单。在学者们的设想中，它最后应该达到200家左右的规模。
　　
　　行动方案
　　
　　在每个点，先开一个所谓“4方会议”：长城金融所专家、地方学者、当地企业家、当地官员。会上，企业家和官员的情绪往往最为激昂。对官员，试点成功既能为本地带来实质上的融资优势，更能成为一大政绩；对民营企业家，长久关闭的金融大门一旦打开，不啻是掘取第3、第4桶金的绝好机会。讨论之后的重头戏是签署《关于组建民营银行试点研究的协议书》。整个项目的研究经费为100万元。作为对比，徐滇庆说：国内某股份制商业银行请英国人作规程方案，付费为100万美元。“中国的学者也不能太掉价吧”。而民营企业家的感觉是：“很便宜”。相比依稀可见的巨大商业机会，这确实只是个小数目。
　　此后的工作框架是：以牵头企业家为主体，拉班子建队伍，讨论提要求。每个点由当地最具实力的一所大学成立地方学者辅导组（约十余人），并由辅导组执笔撰写最后报告。长城金融所顾问专家（每个点约6～8人）负责评审，所长最后把关。而在适当时机，申请报告将送达有关政府部门审批。
　　这套体系中，长城金融所专家们的意见自然至关重要。虽然他们并非政府机关，更无最后批准设立民营银行的权力。但作为政府在此领域的智囊，经他们之手帮助建立的银行章程、股本结构、监管制度、风险防范措施、可行性研究等，无疑將为民营银行的申请注册创造条件。所长徐滇庆说：“作为研究人员，我们没有批准的权力。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许有本事拒绝不合格的申请者进入金融领域。”在中国，或许的确没有比这更权威的专家审查力量了。
　　而体系的另一个核心自然是民营老板。银行是以他们的名义申请，资金由他们出，今后的运作也是他们。学者们只是“扶上马，送一程”。在长城金融所的构想中，未来的中国民营银行应是股份制银行，20个左右的股东，最大股东股份不能超过10％。其中牵头者是关键。在中国，没有现成的民营金融家，只能从其他民营企业中寻找。
　　学者们初定的4条标准是：
　　40岁左右，1亿以上企业资产（最后发现找到的资产全在10亿以上），大学文化，能够从现有企业脱身（至少能拿出70％的时间在办银行上）。要实打实的制造业，最好是高科技，有一个强有力的操作班子。
　　很快，江阴、台州、沈阳、西安4地的牵头民营企业家敲定（广州的挑选因故推迟）。在青岛，一个著名家电企业的老总与学者们长时间恳谈，希望入围。他的前3项条件完全符合，但徐滇庆谢绝了他：“你不行，你太忙了，企业还离不开你。当个股东吧。”而入围的企业家则干劲十足，有的马上在宾馆开一溜房间，亲自督阵干。
　　机会属于什么样的人?
　　在入围企业的要求下，他们的名字暂时还无法公开。但每一家对进入金融领域实际上都有着长期的准备和经验。在沈阳，试点企业的人才库早已“储备”了36个博士、140个硕士。在江阴，试点企业早已自行组建金融研究中心，有8个硕士专门研究，其中不乏有经验的金融从业人员。在西安、台州，试点企业本身更是有长期积累的金融经验。
　　自10月中旬协议签署，任务分派。15～20天，各路专家就拿出了报告草案。11月4日企业家和学者们齐集北京大学，对4大本方案细细评点。不无巧合的是，同一天国务院也召开了有关国有银行改革的会议，并作出了几个重要决议。或许，这一幕将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经典画面。中国金融的两条战线在这一天都面临关键时刻。
　　报告的第1稿有着预料之中的种种“毛病”，现已发回重写。按计划，还有2稿、3稿，要一道道过关。金融是个高风险行业，所谓“小洞不补，大洞一尺五”。事前的设计规范是必不可少的。照徐滇庆的想法，民营银行的建立，制度设计不可不慎，充分研究两三年都不为过。但入世在即，留给中国金融调整的时间不多了。现在，“上头不停要材料看”，除了高层重视，并已有政府具体管理部门介入。也许，在明年的某个时刻，中国金融的第二战线就将正式建立。
　　
　　洗牌洗不动
　　
　　近年，中国金融的改革呼声高涨，实在是因为其中危机四伏，已到了随时会爆发的地步。4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表面看来个个都是庞然大物，但已极其虚弱。在增拨2700亿资本金、剥离1.2万亿坏账“债转股”等措施后，其危机仍未解除。
　　在徐滇庆看来，国有银行的问题症结主要在于：
　　1、政企不分，难以摆脱政府过度行政干预。这是造成银行业巨额坏账最主要的原因。如根据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报告，中国工商银行真正自己能够做主的贷款只有信贷总额的20％。其他80％则是政府指令发放的专项贷款和规定贷款，或者是受政府干预的贷款。
　　2、国企亏损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日增。一位金融界人士对此有一个辛辣的评论：国有企业在信贷市场上名誉扫地，这是1998年的一个显著变化，腐败、赖账、亏损，国有企业什么都沾，谁都不愿贷款给国有企业。并不是政策导向，我们的政策是多贷给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企业自己把名声搞坏了。银行对国有企业真是伤心，借钱就是不还，赖账，改制，领导人逃跑到国外。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走到了尽头，没有钱支持了。在银行这个市场信誉扫地没它的戏了。
　　3、社会义务和政策性负担使银行缺乏独立性。政策负担与决策失误难以区分。
　　4、由于地方干预，国有银行总行缺乏对地方分支行的有效控制和管理。
　　5、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机制。
　　这些因素相加导致国有银行问题积重难返，改革太难了！成本太高了！（最新说法是银行改革成本将高达2.5万亿）国有银行的牌洗不动。
　　国有银行人员臃肿，但很难裁人。向谁开刀都会由经济问题变成社会、政治、人事关系问题。现在，最大的工商银行82万人，最小的建设银行46万人。“与其说是商业组织，还不如说是官僚机构。”而组织部挑选银行干部则是按官员标准，远远谈不上选职业经理人。
　　报酬制度改不了。建设银行一度制定了新内部制度，送上去就被驳回，说是“50多处违规”，劳动、组织、人事部齐声说不行。
　　国有银行也无法查账。央行曾在某地搞监管方式改革，先要摸家底。派下来200多人，搞了3个月不干了。因为查账查到最后，工作组要变成“反贪局”了。牵涉面过广，内部改革难以彻底进行。
　　
　　改革的新思路
　　
　　现在铁了心要搞民营银行，实在是因为在中国改旧比新建更难。
　　不仅4大国有银行改造难度极大，连一些所谓“新银行”也被经济学界评价为逐步“工农中建化”。现在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已有不少股份制银行。但其组建方式一般都是依托某个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组建。将国有银行章程略作修改，人员由组织部挑选，从国有银行成批抽调。这样的“新型银行”往往成为国有银行的复制品。照样有地方政府的参股，政企照样分不开。国有银行的毛病像病毒一样传染。即使是资本来自民间，号称民营银行的民生银行，其负责人也开始叹惜：眼看着坏账就上来了，国有银行的坏毛病我们全有了。
　　公平地讲，国有银行近年来的改革动作不可谓不多，力度在逐渐加大，也显示了相当的效果。但这种总在“存量”中做文章的思路的确显出了它的巨大缺陷。修修补补的战术上的调整并不足以改变整个行业的战略格局。对照工业领域的改革开放思路，金融领域的改革已极为落后。
　　改革20年，经济能快速发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力发展了体制外经济。初期，在庞大的国企面前，民营经济似乎微不足道，仅仅只是国企的“补充”。但今天，非公经济的生产总值已达到全国总量的70％以上。在国企提供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不断萎缩的同时，无需国家拨款的民营企业顶起了半边天。国有银行的改革为何不能借鉴这种成功经验？对4大国有银行来说，退一步或许是海阔天空。据悉，国有银行实行战略收缩，集中重点区域将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主要思路。
　　
　　加紧培养“八路军”
　　
　　在许多有识之士看来，加快金融对民营经济的开放有国有银行“扶不起”的考虑，也有“鬼子就要进村了”的忧虑。按中国入世协议的规定，入世后2年外资银行可以经营外币业务和人民币的批发业务（对企业），入世后5年可以经营所有人民币业务（对居民），不分地域限制。这短短的几句话的背后，是一场即将吹向中国金融界的暴风雨。
　　概括而言，国有商业银行将可能面临以下困境：
　　优质客户改换门庭，导致国有银行亏损加大；
　　存款分流导致信用危机；
　　动摇外汇存底，加大金融风险；
　　大量丧失利润丰厚的中间业务；
　　人才竞争导致业务骨干流失。
　　更可怕的是，中国金融法律上的巨大漏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危机。薄薄几页纸的《商业银行法》在国家控制全部金融机构，以行政手段管理的时代作用不大。在“批示治国”下，领导没有批示的自然没有人会去做。但国际通行的逻辑则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没有明确的限制性条款的《商业银行法》，实际给外资银行提供了无穷空间，“在国外不敢做的在中国都敢做”。游戏规则还未重新制定，新的对手已经要进来了。打惯了“麻将”的中国金融界，面临改打“桥牌”的尴尬。
　　形势紧迫，中国金融已没有关起门来慢慢搞改革的机会。在对外开放之前先对内开放已是不得不做的选择。用专家们的话说，“‘中央军’要是顶不住了，要有一支‘八路军’和他们周旋。”新的民营银行就是专家们寄予厚望的“桥牌手”和“八路军”。以开放促改革，这实际上是中国20年来的一贯思路。
　　
　　为学者喝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内开放难度比对外开放更大。既得利益者的反对阻挠倒不足虑，关键是开放后的风险如何尽量减少？过去我们也曾有限度开放，让地方大办金融，顿时信托公司、信用社呼啦啦起来，哪个部门都办，留下窟窿一堆。不得已又收，裁减、合并、整顿、破产。让人好一通忙乱。
　　在现有中农工建等国有商业银行、10个股份制银行、300多个城市银行、2000多个信用社的金融格局中，未来的民营银行如何给自身定位？
　　徐滇庆坦承：我们一缺成功的经验，二缺必要的规章制度，三缺民营金融家。但民营银行的最大优势在于制度创新，在于一开始就健全、规范、严格。自下而上的组建和竞争方式，会让新型的民营银行有着异常的活力。民营银行将限定由国内人士来做，以尽快培养本土金融家。同时不吸纳丝毫政府股。按过去的经验，企业董事会中只要有政府力量，不管占多少股份，都很难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一切服从政府官员。如此，才能造就一个单纯的银行，一个只需关注经营风险的新银行体系，以避免金融市场的“一放就乱”。
　　
　　也许在若干年后，当人们再来回想今天的这一幕时，会为这些推动中国金融开放的学者们更多地喝彩。□
　　
　　附：4种不能学
　　——国外的教训
　　俄国模式：采用休克疗法，金融放开后撒手不管，全国一下冒出2万多家私人银行，其中大部分是骗子。徐滇庆在俄国见到一个教授，说俄国人素质高，一下就把金融搞起来了。但教授说：我不上当。我的学生也搞了一个证券公司，但他根本不懂证券！结果是俄国金融市场的崩溃。
　　印尼模式：特权人物办银行。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大肆炒作，一段时间内印尼股市上涨全球第一。出现危机时这些特权人物还会继续制造麻烦。在金融风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印尼关闭300多家银行中的16家。印尼央行答应并已宣布。但有份参与这些银行的皇亲国戚们不干，到最高法院控诉。印尼央行竟然败诉，特权银行回复营业。国际金融机构撤回原定的200多亿美元贷款，印尼深陷危机。
　　韩国模式：大企业介入银行。韩国政府为了实现赶超目标，鼓励大企业和银行合作，为政府目标而努力。因为政府控制了银行的人事任免，使得韩国的8大企业集团能轻易融资，恶性膨胀。当金融风暴来临时，大企业集团的坏账蔓延，迅速拖垮整个金融体系，导致一损俱损。
　　泰国模式：金融门户大开不加限制，虽然短期繁荣，但长期隐患不少。监管不力而又高度自由的结果是：进入泰国的短期投机资本远远超过直接投资和长期投资，并大量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促成典型泡沫经济。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相中，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第一只被“挑出来宰杀的病羊”。
　　教训：不能让高干子弟或军队、司法部门来办银行；不能让大企业来主办银行；不能毫无条件地让外国资本进入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