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水浒寨，当初乃是黑社会的发源地。王伦当首任寨主时，为了发展组织，扩大势力，到处招兵买马。大约是考虑到要保证梁山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王伦特地制定了一条“组织原则”：凡加入梁山组织——“入伙”者，首先必须“纳投名状”。林冲在柴进的推荐下投奔梁山，王伦便“坚持原则”说：“你若真心入伙时，纳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不知就里，误把“名状”当“名帖”，忙要求“乞纸笔来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见《水浒传》第11回）
　　王伦的“组织原则”，在黑道上通俗演义为：“要黑一起黑”。
　　有道是：“不看不知道，历史真奇妙。”历史小说中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惟妙惟肖。不久前发生的号称“新中国第一刑事大案”——常德“9·1”案，其犯罪团伙在渝、湘、鄂等地作案6年之久，打死打伤40多人，抢劫财物600多万元。这帮罪犯为何如此嚣张？主犯张君在落网后交代说：他组织暴力团伙的方法与“梁山好汉入伙”如出一辙：“入伙”的基本条件就是杀人。他的“黑理论”是，杀了人才能“死心塌地”。张君经常对团伙灌输他的“黑思想”：“我们这些人都杀了人，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不如轰轰烈烈去干，轰轰烈烈去死。”在他思想理论“指导”下，其团伙人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据报道在“9·1”案发生之前的8月15日，张君一伙杀死农行行长夫妇时，另一无名尸体，就是他让同伙李京生“试胆”杀掉的。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张君的“黑精神”鼓舞下，他的4名情妇也“近墨者黑”敢当杀手。今年5月中旬，张君带情妇全鸿燕到湖南，要全和他一起开枪打死一名无辜者，让她沾上血案，使其不敢向警方举报。在去常德作案路过益阳时，张君和另一情妇杨明燕也一起杀了一个人，他厚颜无耻地坦白说：“当时我问杨敢不敢杀人，要敢就跟我一起做。杨说，这有什么不敢的，你弄个人来我杀。我就弄了个人到山上，杨开了两枪，没打中，第一次開枪没经验，我就上去补了一枪。”（见9月23日《新民晚报》）
　　多么残忍的“要黑一起黑”！
　　还有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要黑一起黑”不仅在黑道上大行其道，而且在红道——官场上也横空出世了。随着“黑理论”的渗透，某些地方的腐败分子大有“群体化”趋势；随着“黑思想”的蔓延，某些地方的腐败现象正在向“制度化”发展。仅从已查出的无锡集资案、大庆股票案以及湛江、厦门走私案就足以说明，有的单位坏人成了“大多数”，好人成了“极少数”，有的部门领导班子“全军覆没”……恐怕正是因为腐败势力把“要黑一起黑”当作了“黑（核）心力量”和“理论基础”。据报道在湛江走私案中，湛江海关一个新分配进去的关员起初并不愿参与，但在单位同事的无形逼压之下，他不得不收下了分给他的第一笔赃款。在那里，刻意保持清白之身的人会被他人看作是预备告发的“内贼”，或许会在某个夜晚遭受无妄之灾。（见《南风窗》2000年第10期）
　　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许多腐败案件的举报，大都是“远在天边”——不易了解详情的群众，却很少是“近在眼前”——最熟悉内情的官员？难道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么？其实与“要黑一起黑”也是大有不明不白的关系的。可想而知，在某些腐败的“重灾区”，官员们要么“一起黑”了，无一清白之人举报；要么被“黑（吓）”怕了，无人敢举报。据9月21日《南方周末》报道：浙江温岭市有一个在当地公安局长及其有关领导“重点保护”下的恶势力，竟然在很长时间内是由“民间专案组”进行“立案侦查”的。一名被采访的领导干部对记者说：到现在，他还不敢说自己是干净的，脏屁股多了，偶尔有几个干净的亮出来，别人会不舒服。
　　看来，红道——官场上的“黑色”腐败，比黑道上的王伦、张君之流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