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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马云在阿里科技脱贫大会上演讲时说：“脱贫光靠政府肯定不行，光靠企业更加不行，政府是左手，企业是右手，只有左右手联合起来才有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是阿里系自2017年末高调投入100亿元作为脱贫基金以来，最高规格的对外宣讲。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阿里以极高的速度造出了若干脱贫“样板”，并拥有了成型的思想框架、行动理论。就像是一夜之间，一支大军出现在公益慈善领域。
按照马云的“左右手论”逻辑，政府，尤其是县一级的地方政府，是马云最重视的合作伙伴。阿里的脱贫行动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大框架下进行，但他们并不仅仅只是跟随政府，做些可以交差的面子工程。按马云的说法，“扶贫是政府的责任，但致富却是企业家的责任。”
阿里的脱贫事业在2018年里高歌猛进：151个贫困县：2018年1月以来，“兴农扶贫”频道与全国22省区435个县合作，包含151个贫困县，累计孵化特色商品2532个。
630亿元：2018年，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巴巴平台网络销售额超过630亿元。其中，超过100个贫困县网络销售额达到或超过1亿元。
200万商家、4.2亿用户：2018年，共有200万商家、4.2亿用户通过阿里巴巴公益和蚂蚁金服公益双平台进行公益捐赠，累计帮扶贫困人口超过774万人次。
3亿个包裹：超过3亿个包裹从贫困县进出，诞生农产品品牌超过1000个。与非营利组织，部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开展工作时往往与政府保持距离不同，阿里主动与政府展开合作，甚至反向整合政府资源。
比如，2018年12月，阿里与共青团中央合办“2018脱贫攻坚公益直播盛典”。当晚，安徽砀山县副县长朱明春就当起了网络主播推介当地梨膏。直播的4个小时里，吸引观众超千万人次，来自50个贫困县的102个农产品亮相，销售农产品超过1000万元。
这是阿里扶贫模式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他们将之称为“网红+县长（村干部）+明星”的“直播模式”，通过打造当地“新（星）农人”，帮助贫困县把优质农产品卖出去。
在这个模式中，县长、村干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利用其公职身份，为当地的农产品，以及淘宝的直播平台带来了可靠的公信力背书。企业与政府联手在一条成熟的工业流水线上打造“网红主播”“网红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网红卖货流水线”并非只在个别县区开展，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在全国400多个县区全面铺开，其中“样板县”就有21个。
扶贫领域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即如何避免养懒汉，扶贫资源撤出之后马上返贫的问题。根据学者李小云的研究，传统的“输血式扶贫”还容易诱发“挤入”和“搭便车”等情况，导致道德风险和社区秩序紊乱。
目前，尽管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产业扶贫”等思路已被广泛接受，但如果还是根据建档立卡，人为划定贫困户，并任务到人，指示“必须脱贫”的思路，就会出现扭曲的现象——是你要我脱贫，而不是我想脱贫。以至于出现贫困县“不想摘帽”，坐等帮扶的情况，建起来的“扶贫产业”也往往因为经营不善难以为继。
阿里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电商脱贫”挖掘被帮扶者的企业家精神。在阿里的脱贫模式中，最重要最有优势的就是“电商脱贫”，而“电商脱贫”又针对贫困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平台模式、“一县一品”模式与直播模式。
平台模式就是通过搭建平台机制，遴选好卖的农产品，输入营销资源，并进行电商培训，教人通过电商做生意;“一县一品”模式则通过直供直销的模式，给予当地科技、供应链与品牌打造的支持，帮助贫困县卖特产。
简单来说，阿里只是为贫困县提供一个使用电商卖货的机会。但是否真能脱贫致富，还得看受帮扶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这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农民主动过来找阿里要培训资源，要卖货的渠道，阿里假设他是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只是缺乏一个市场的机会，阿里用公益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但他们还得用商业的手段自己为自己赚钱。
目前，阿里捧出了许多“网红产品”，比如元阳红米、乡城苹果、平武蜂蜜等等，这些“新名牌”不是阿里的员工自己鼓捣出来的，离不开当地农民、政府的创业精神。
在脱贫大会上，马云提出了动人愿景：依靠大数据，农业可以变成一个智能化的产业，而农民也能真正成为“码农”。
他认为，用新的技术重新塑造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要改变农业，改变农民，改变农村。以前农村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解决了土地上种东西归谁的问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要解决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应该卖给谁的问题。未来农民要面朝屏幕背靠计算，靠数据来吃饭，用大数据来预判、决策。
为了让更多人相信这一愿景，阿里正在各地打造“样板”。比如，在重庆市奉节县，阿里就落足本钱地打造“奉节脐橙”。目前，奉节脐橙正在示范基地里全面引入数字化的技术，如水肥一体化、农业物联网和植保飞防等技术，种植人员在后台就可以进行操作。据阿里数据，近4年来，奉节脐橙在阿里平台上的销售增长了20多倍。
值得关注的是，少数几个投入重金的“样板”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中国的农村大且复杂，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个极为艰巨的工程，但其“大数据兴农”的前景令人向往，特别是以公益的方式来推行，这创造了许多新的可能性。
公益界本有一套小众而自治的逻辑，比如，社会需要“多方共治”，其中包括各个社会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分别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各自的界限在哪里。但在近年商业向善的潮流中，许多有实力的企业打破了公益与商业的边界，他们不事空谈，强调“做到”。
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是，商業，尤其是新经济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创新运动的领导力量。人民群众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会在意这是哪个部门干的。 【责编/秦韵】
这是阿里系自2017年末高调投入100亿元作为脱贫基金以来，最高规格的对外宣讲。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阿里以极高的速度造出了若干脱贫“样板”，并拥有了成型的思想框架、行动理论。就像是一夜之间，一支大军出现在公益慈善领域。
与政府共舞
按照马云的“左右手论”逻辑，政府，尤其是县一级的地方政府，是马云最重视的合作伙伴。阿里的脱贫行动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大框架下进行，但他们并不仅仅只是跟随政府，做些可以交差的面子工程。按马云的说法，“扶贫是政府的责任，但致富却是企业家的责任。”
阿里的脱贫事业在2018年里高歌猛进：151个贫困县：2018年1月以来，“兴农扶贫”频道与全国22省区435个县合作，包含151个贫困县，累计孵化特色商品2532个。
630亿元：2018年，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巴巴平台网络销售额超过630亿元。其中，超过100个贫困县网络销售额达到或超过1亿元。
200万商家、4.2亿用户：2018年，共有200万商家、4.2亿用户通过阿里巴巴公益和蚂蚁金服公益双平台进行公益捐赠，累计帮扶贫困人口超过774万人次。
3亿个包裹：超过3亿个包裹从贫困县进出，诞生农产品品牌超过1000个。与非营利组织，部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开展工作时往往与政府保持距离不同，阿里主动与政府展开合作，甚至反向整合政府资源。
比如，2018年12月，阿里与共青团中央合办“2018脱贫攻坚公益直播盛典”。当晚，安徽砀山县副县长朱明春就当起了网络主播推介当地梨膏。直播的4个小时里，吸引观众超千万人次，来自50个贫困县的102个农产品亮相，销售农产品超过1000万元。
这是阿里扶贫模式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他们将之称为“网红+县长（村干部）+明星”的“直播模式”，通过打造当地“新（星）农人”，帮助贫困县把优质农产品卖出去。
在这个模式中，县长、村干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利用其公职身份，为当地的农产品，以及淘宝的直播平台带来了可靠的公信力背书。企业与政府联手在一条成熟的工业流水线上打造“网红主播”“网红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网红卖货流水线”并非只在个别县区开展，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在全国400多个县区全面铺开，其中“样板县”就有21个。
挖掘企业家精神
扶贫领域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即如何避免养懒汉，扶贫资源撤出之后马上返贫的问题。根据学者李小云的研究，传统的“输血式扶贫”还容易诱发“挤入”和“搭便车”等情况，导致道德风险和社区秩序紊乱。
目前，尽管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产业扶贫”等思路已被广泛接受，但如果还是根据建档立卡，人为划定贫困户，并任务到人，指示“必须脱贫”的思路，就会出现扭曲的现象——是你要我脱贫，而不是我想脱贫。以至于出现贫困县“不想摘帽”，坐等帮扶的情况，建起来的“扶贫产业”也往往因为经营不善难以为继。
阿里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电商脱贫”挖掘被帮扶者的企业家精神。在阿里的脱贫模式中，最重要最有优势的就是“电商脱贫”，而“电商脱贫”又针对贫困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平台模式、“一县一品”模式与直播模式。
平台模式就是通过搭建平台机制，遴选好卖的农产品，输入营销资源，并进行电商培训，教人通过电商做生意;“一县一品”模式则通过直供直销的模式，给予当地科技、供应链与品牌打造的支持，帮助贫困县卖特产。
简单来说，阿里只是为贫困县提供一个使用电商卖货的机会。但是否真能脱贫致富，还得看受帮扶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这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农民主动过来找阿里要培训资源，要卖货的渠道，阿里假设他是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只是缺乏一个市场的机会，阿里用公益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但他们还得用商业的手段自己为自己赚钱。
目前，阿里捧出了许多“网红产品”，比如元阳红米、乡城苹果、平武蜂蜜等等，这些“新名牌”不是阿里的员工自己鼓捣出来的，离不开当地农民、政府的创业精神。
大数据兴农
在脱贫大会上，马云提出了动人愿景：依靠大数据，农业可以变成一个智能化的产业，而农民也能真正成为“码农”。
他认为，用新的技术重新塑造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要改变农业，改变农民，改变农村。以前农村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解决了土地上种东西归谁的问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要解决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应该卖给谁的问题。未来农民要面朝屏幕背靠计算，靠数据来吃饭，用大数据来预判、决策。
为了让更多人相信这一愿景，阿里正在各地打造“样板”。比如，在重庆市奉节县，阿里就落足本钱地打造“奉节脐橙”。目前，奉节脐橙正在示范基地里全面引入数字化的技术，如水肥一体化、农业物联网和植保飞防等技术，种植人员在后台就可以进行操作。据阿里数据，近4年来，奉节脐橙在阿里平台上的销售增长了20多倍。
值得关注的是，少数几个投入重金的“样板”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中国的农村大且复杂，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个极为艰巨的工程，但其“大数据兴农”的前景令人向往，特别是以公益的方式来推行，这创造了许多新的可能性。
公益界本有一套小众而自治的逻辑，比如，社会需要“多方共治”，其中包括各个社会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分别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各自的界限在哪里。但在近年商业向善的潮流中，许多有实力的企业打破了公益与商业的边界，他们不事空谈，强调“做到”。
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是，商業，尤其是新经济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创新运动的领导力量。人民群众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会在意这是哪个部门干的。 【责编/秦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