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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在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面临决策的“困徒困境”，个别官员的个人理性导致政府决策的集体非理性，提出深化政治改革，完善科学决策的机制、体制和法制，加强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管理，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组织，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等破解社会性突发事件中的应对措施，对地方政府面对社会突发性事件决策具有到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突发事件；决策；困境
突发事件是指由于自然的、人为的、或社会政治原因引起的突然发生的、不以事件的相对人和事件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冲击乃至危害的事件[1]。近年来,突发事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小至普通的停水停电、火灾、交通事故,大到地震、矿难、大规模传染病、恐怖袭击等灾难,轻则打乱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重则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巨大影响。如2008年的南方雪灾、3·14“打砸抢”事件、5·12汶川特大地震[2]、6·28贵州瓮安事件以及2010年50天6起校园血案等就是大规模突发事件的典型代表。各级、各类地方政府在处理此类突发事件后所召开的经验总结会、培训班栉比鳞次，但是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湿，给人感觉在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只是事后诸葛亮，马后炮且“不差钱”，但如何标本兼治，让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一些地方基层政府需要做的仍然还很多，不仅是灭火队，救火员，在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地方基层政府面临决策中的“囚徒困境”，从战略高度，如何科学决策解决社会深层矛盾是对一些地方基层政府的严峻考验，也是问题根本解决的瓶颈所在。
一、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的“囚徒困境”及破解意义
（一）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理论的一个概念，囚徒困境的主旨为，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招供，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进行选择。囚徒困境表明即使合作，能使所有人的情况变好时，人们在生活中也往往不能相互合作，即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纳什均衡趋向于帕累托最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阳光行政、网络政治及官员问责、反腐风暴等如火如潮，一些抱残守旧的个别地方基层政府官员在如此政治生态环境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方面为地方、部门发展的单纯数字“GDP”和个人在“钱权政治”下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而殚精竭虑，一方面又为来自上面的“稳定、民生、环境”压力而绞尽脑汁，在个人、集团利益与大众利益、国家、民族利益的博弈中陷入“囚徒困境”，结果往往是个别地方官员的个人理性导致个别基层政府决策的集体非理性。其本质是特殊利益集团与公众利益的博弈，其特点是：⑴矛盾性，要“发展”就得不同程度地牺牲稳定、民生和环境，要稳定、民生和环境就影响了发展的“政绩”问题。⑵恶性循环性，由于根本利益的对立，导致问题解决的不彻底，各类风险隐患积压的“边际效益”导致政府如坐针毡，时常处在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风口浪尖上。
（二）破解“囚徒困境”的现实意义
如今，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已是国际社会政府治理中的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它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性突发事件从本质上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问题，我国因社会转型和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复杂原因，已处在社会性突发事件高发阶段，机遇与挑战共存，积极主动理性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及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政治、推进社会文明进步都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如今，向党和人民交好“三本帐”是各级政府的庄严宣誓，“稳定、发展、民生”问题似乎并驾齐驱，但由于我复杂国情和历史原因，现实并非如此，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并不完善，特别是干部考核任用中对上负责、数字“GDP”考核的导向问题大些，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各地、各级政府个别官员在三本帐中的态度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从个人升迁和抱守金钱政治的角度出发，避重就轻，重此轻彼是不争的现实，重数字“GDP”发展，轻稳定、民生，环境更次的贯性思维难以打破，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维护稳定、解决民生、保护环境问题在实际操作出现了结构性不平衡。另一方面官商勾结，钱权政治，漠视民众利益，导致社会性突发事件风险隐患积累如山，民生、环境、安全稳定问题欠帐过多。因此，从战略高度认识一些地方基层政治在决策中面临的“囚徒困境”问题，积极思考破解之策是我党的责任和历史任务。
二、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囚徒困境”决策中的矛盾和挑战
（一）重危机管理，轻风险管理
能干的政府解决问题，精明的政府避免问题，但精明政府往往得分不高，危机管理的对象是“事件”，风险管理的对象是“风险”，正如扁鹊三兄弟行医一样，大哥医术最高却不出名，风险管理因其处置的超前性、前瞻性和结果的高端性、战略性而不如危机管理时尚和流行，受各级政府热捧。在应对一些社会性突发性事件中，个别地方政府好像挺能干，但却暴露了风险管理的软肋。
（二）利益博弈中的数字政绩和稳定、民生、环保的政治压力矛盾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安全建设年，零信访年，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却对一些社会安全隐患采取漠视回避、压制、掩耳盗龄、避重就轻等消极工作态度，甚至为了个别官员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利益、灰色收入而搞“钱权政治”，损害公众利益、国家利益。比如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获取个人政绩而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立项建设，却忽视了环境和民生问题，且不说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而民怨的积累和利益的漠视又何尝不有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风险[3]。
（三）官员、民众的急躁心理和谨防个别“官二代”的政治幼稚病
一些基层干部埋怨整天80%的工作在维稳，而且尽干些看守当事人，按政府意愿调解纠纷，谈判赔偿款等不解决根本问题的锁碎事情，而其它工作只占20%，他们看不到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一些民众对多个社会性突发事件创历史上第一感到震惊、困惑，比如福建政民生校园暴力事件和湖北法庭枪击暴力事件，对政府治理问题渐失耐心，看不到国情和历史发阶段的复杂原因。一些基层阅历少，没经过历练的青年干部和“官二代”，工作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磨练，对一些社会问题处理，目光短浅，急功近利。
三、社会性“突发事件”决策中“囚徒困境”的理性思考
（一）科学全面、标本兼治应对突社会性突发事件
1．要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并重，不可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避免事情发生后，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作为，胡作为，培养社会性突发事件风险管理意识和树立风险管理政绩观，同时，组织专家制订可操作性的考核标准。建立社会突发事件的预警组织体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系统，建立危机监控系统，确立预警范围和预警登机，提高整个社会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的能力[4]。
2．具体地对官员安全、稳定、环保、民生考核应分级分类长期跟踪坚持考察，可分为科级五年，处级十年，厅级二十年，部级二十五年（从副科算起）。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干部考核任用标准，尽快制订绿色“GDP”“民生”GDP的可操作性规章制度，甚至加快立法步伐和完善刑法的修改[5]。严格问题官员、问责官员的重新启用纪律，加强党建，遏制腐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让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落实各项民生、社会保障政策，工作要细致，认真，做到位。让引发社会性突发事件安全隐患机率降到最低。从制度保障上巩固和加强社会安全网和防火墙。温家宝总理强调：“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负责、服务、献身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对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和谐稳定作为考核地方特别是县(市)领导班子绩效的重要内容。”在完善上级党委政府对下级行政问责制度的同时,健全地方人大和公共舆论对地方党政干部行政问责的体制和机制,加大对地方领导干部行政问题的力度与广度,以彻底改变一些地方干部“唯上不唯下”的单向度状态,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6]。
（三）对基层处置信访、维稳工作成绩突出者予以表彰和加大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基层干部考核任用中的评分标准，利用多种媒体宣传工具使民众和官员了解到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战略高度认识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重大现实意义。
（四）加强政府官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修养和学习，辩证对待发展和稳定、环境、民生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运用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客观全面看待各类社会性突发事件，即要看到各类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又要看到若正确处理对促进社会进步、文明发展、机制、体制和法制完善的积极作用，反对听天由命，消极行政的思想观念。
（五）加强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管理，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组织，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分门别类了解社会发展变化中各利益群体、阶层的现状，反对从个别人、个别集团的利益出发做决策，当前要谨防一味按组织化程度较高企业中的负责人兼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从其企业发展和短期利益出发为政府建言献策，不考虑大多数基层民众的长远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从而草率进行决策，出台一些与科学发展观背离的地方性法规政策。
问题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朝一夕，只要我们坚定信念，拿出政治勇气和决心，就一定不会给压跨骆驼那根稻草的机会。
注释：
①“囚徒困境”：a、b两个囚徒，a坦白，b抵赖，b判10年，a判1年，若a、b均坦白则各判5年，若a、b均抵赖则都判2年，a、b面临抉择。
②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需要立即处理的紧急事件。
③社会突发事件：在突发事件中，与自然灾害类相互区别，诱因大多是社会原因的突发事件，如事故类、社会安全类、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
④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策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纳什均衡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
⑤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刘亚军,孔园园.思想政治工作与高校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理[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8(4):136-138.
[2]上官艳秋,陈安,倪慧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可挽救性”度量评价模型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9(9):165-173.
[3]徐寅峰,刘德海.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根源的主观博弈分析[J].预测,2004,23(6):53-45.
[4]胡锐根,翁列恩.预见性政府治理与社会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2):64-71.
[5]刘宪权,胡增瑞.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2):55-63.
[6]史云贵.我国现阶段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反思与应对[J].政治学研究,2009(2):68-74.
【关键词】突发事件；决策；困境
突发事件是指由于自然的、人为的、或社会政治原因引起的突然发生的、不以事件的相对人和事件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冲击乃至危害的事件[1]。近年来,突发事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小至普通的停水停电、火灾、交通事故,大到地震、矿难、大规模传染病、恐怖袭击等灾难,轻则打乱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重则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巨大影响。如2008年的南方雪灾、3·14“打砸抢”事件、5·12汶川特大地震[2]、6·28贵州瓮安事件以及2010年50天6起校园血案等就是大规模突发事件的典型代表。各级、各类地方政府在处理此类突发事件后所召开的经验总结会、培训班栉比鳞次，但是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湿，给人感觉在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只是事后诸葛亮，马后炮且“不差钱”，但如何标本兼治，让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一些地方基层政府需要做的仍然还很多，不仅是灭火队，救火员，在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地方基层政府面临决策中的“囚徒困境”，从战略高度，如何科学决策解决社会深层矛盾是对一些地方基层政府的严峻考验，也是问题根本解决的瓶颈所在。
一、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的“囚徒困境”及破解意义
（一）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理论的一个概念，囚徒困境的主旨为，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招供，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进行选择。囚徒困境表明即使合作，能使所有人的情况变好时，人们在生活中也往往不能相互合作，即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纳什均衡趋向于帕累托最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阳光行政、网络政治及官员问责、反腐风暴等如火如潮，一些抱残守旧的个别地方基层政府官员在如此政治生态环境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方面为地方、部门发展的单纯数字“GDP”和个人在“钱权政治”下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而殚精竭虑，一方面又为来自上面的“稳定、民生、环境”压力而绞尽脑汁，在个人、集团利益与大众利益、国家、民族利益的博弈中陷入“囚徒困境”，结果往往是个别地方官员的个人理性导致个别基层政府决策的集体非理性。其本质是特殊利益集团与公众利益的博弈，其特点是：⑴矛盾性，要“发展”就得不同程度地牺牲稳定、民生和环境，要稳定、民生和环境就影响了发展的“政绩”问题。⑵恶性循环性，由于根本利益的对立，导致问题解决的不彻底，各类风险隐患积压的“边际效益”导致政府如坐针毡，时常处在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风口浪尖上。
（二）破解“囚徒困境”的现实意义
如今，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已是国际社会政府治理中的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它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性突发事件从本质上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问题，我国因社会转型和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复杂原因，已处在社会性突发事件高发阶段，机遇与挑战共存，积极主动理性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及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政治、推进社会文明进步都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如今，向党和人民交好“三本帐”是各级政府的庄严宣誓，“稳定、发展、民生”问题似乎并驾齐驱，但由于我复杂国情和历史原因，现实并非如此，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并不完善，特别是干部考核任用中对上负责、数字“GDP”考核的导向问题大些，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各地、各级政府个别官员在三本帐中的态度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从个人升迁和抱守金钱政治的角度出发，避重就轻，重此轻彼是不争的现实，重数字“GDP”发展，轻稳定、民生，环境更次的贯性思维难以打破，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维护稳定、解决民生、保护环境问题在实际操作出现了结构性不平衡。另一方面官商勾结，钱权政治，漠视民众利益，导致社会性突发事件风险隐患积累如山，民生、环境、安全稳定问题欠帐过多。因此，从战略高度认识一些地方基层政治在决策中面临的“囚徒困境”问题，积极思考破解之策是我党的责任和历史任务。
二、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囚徒困境”决策中的矛盾和挑战
（一）重危机管理，轻风险管理
能干的政府解决问题，精明的政府避免问题，但精明政府往往得分不高，危机管理的对象是“事件”，风险管理的对象是“风险”，正如扁鹊三兄弟行医一样，大哥医术最高却不出名，风险管理因其处置的超前性、前瞻性和结果的高端性、战略性而不如危机管理时尚和流行，受各级政府热捧。在应对一些社会性突发性事件中，个别地方政府好像挺能干，但却暴露了风险管理的软肋。
（二）利益博弈中的数字政绩和稳定、民生、环保的政治压力矛盾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安全建设年，零信访年，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却对一些社会安全隐患采取漠视回避、压制、掩耳盗龄、避重就轻等消极工作态度，甚至为了个别官员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利益、灰色收入而搞“钱权政治”，损害公众利益、国家利益。比如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获取个人政绩而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立项建设，却忽视了环境和民生问题，且不说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而民怨的积累和利益的漠视又何尝不有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风险[3]。
（三）官员、民众的急躁心理和谨防个别“官二代”的政治幼稚病
一些基层干部埋怨整天80%的工作在维稳，而且尽干些看守当事人，按政府意愿调解纠纷，谈判赔偿款等不解决根本问题的锁碎事情，而其它工作只占20%，他们看不到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一些民众对多个社会性突发事件创历史上第一感到震惊、困惑，比如福建政民生校园暴力事件和湖北法庭枪击暴力事件，对政府治理问题渐失耐心，看不到国情和历史发阶段的复杂原因。一些基层阅历少，没经过历练的青年干部和“官二代”，工作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磨练，对一些社会问题处理，目光短浅，急功近利。
三、社会性“突发事件”决策中“囚徒困境”的理性思考
（一）科学全面、标本兼治应对突社会性突发事件
1．要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并重，不可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避免事情发生后，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作为，胡作为，培养社会性突发事件风险管理意识和树立风险管理政绩观，同时，组织专家制订可操作性的考核标准。建立社会突发事件的预警组织体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系统，建立危机监控系统，确立预警范围和预警登机，提高整个社会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的能力[4]。
2．具体地对官员安全、稳定、环保、民生考核应分级分类长期跟踪坚持考察，可分为科级五年，处级十年，厅级二十年，部级二十五年（从副科算起）。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干部考核任用标准，尽快制订绿色“GDP”“民生”GDP的可操作性规章制度，甚至加快立法步伐和完善刑法的修改[5]。严格问题官员、问责官员的重新启用纪律，加强党建，遏制腐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让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落实各项民生、社会保障政策，工作要细致，认真，做到位。让引发社会性突发事件安全隐患机率降到最低。从制度保障上巩固和加强社会安全网和防火墙。温家宝总理强调：“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负责、服务、献身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对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和谐稳定作为考核地方特别是县(市)领导班子绩效的重要内容。”在完善上级党委政府对下级行政问责制度的同时,健全地方人大和公共舆论对地方党政干部行政问责的体制和机制,加大对地方领导干部行政问题的力度与广度,以彻底改变一些地方干部“唯上不唯下”的单向度状态,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6]。
（三）对基层处置信访、维稳工作成绩突出者予以表彰和加大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基层干部考核任用中的评分标准，利用多种媒体宣传工具使民众和官员了解到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战略高度认识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重大现实意义。
（四）加强政府官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修养和学习，辩证对待发展和稳定、环境、民生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运用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客观全面看待各类社会性突发事件，即要看到各类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又要看到若正确处理对促进社会进步、文明发展、机制、体制和法制完善的积极作用，反对听天由命，消极行政的思想观念。
（五）加强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管理，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组织，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分门别类了解社会发展变化中各利益群体、阶层的现状，反对从个别人、个别集团的利益出发做决策，当前要谨防一味按组织化程度较高企业中的负责人兼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从其企业发展和短期利益出发为政府建言献策，不考虑大多数基层民众的长远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从而草率进行决策，出台一些与科学发展观背离的地方性法规政策。
问题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朝一夕，只要我们坚定信念，拿出政治勇气和决心，就一定不会给压跨骆驼那根稻草的机会。
注释：
①“囚徒困境”：a、b两个囚徒，a坦白，b抵赖，b判10年，a判1年，若a、b均坦白则各判5年，若a、b均抵赖则都判2年，a、b面临抉择。
②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需要立即处理的紧急事件。
③社会突发事件：在突发事件中，与自然灾害类相互区别，诱因大多是社会原因的突发事件，如事故类、社会安全类、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
④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策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纳什均衡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
⑤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刘亚军,孔园园.思想政治工作与高校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理[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8(4):136-138.
[2]上官艳秋,陈安,倪慧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可挽救性”度量评价模型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9(9):165-173.
[3]徐寅峰,刘德海.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根源的主观博弈分析[J].预测,2004,23(6):53-45.
[4]胡锐根,翁列恩.预见性政府治理与社会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2):64-71.
[5]刘宪权,胡增瑞.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2):55-63.
[6]史云贵.我国现阶段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反思与应对[J].政治学研究,2009(2):6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