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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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年前的一个春天,单位领导派我去找一个人办一件事。电话已经打过了,领导说,派你去表示郑重。我说,那我下午不用上班了吗?领导手一摆,当然。我就说,那我去了。
  这个我去找的人叫赵高。他在区机关大院的一栋楼里的一个办公室里的一张办公桌旁。具体是哪部分哪个科室,现在我忘了。区机关大院我去过不止一次,每次去都能看到像赵高这样的人坐在办公桌前的样子。他们的公务并不繁忙,一般情况都是坐在黑皮椅子上俯身办公桌面看报纸,旁边是一杯还算不错的茶(玻璃杯)。有时也把报纸举起来,脑袋靠在椅背上,他们一般不离开椅子,除非去楼道尽头的厕所大小便。抽烟的人并不是人们意想中那么多,“禁止吸烟”这样的标语在机关大院几乎没有,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相对而言比较严格地遵守着这条口号。以前我也来找过人,情况就是那个被找的人趴在桌上看报纸,我敲敲门,里面人答应,推门进去他也不回身看,于是我喊了一声,他才丢下报纸来和我解决问题。
  这就是说,他们看报纸并不是真的,他们借看报纸等待来人办事。这整个过程就是他们一天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总是这样坚决不回头地等待着被人从身后叫一声。
  请问赵主任在吗?我进去就这样叫了声。赵高招呼我坐在办公桌一侧的长沙发上,我把来意尽量简单地说了。他点头表示知道,嗯了几嗯。我有点后悔,觉得不应该那么快就说完,因为这样我就没有时间把他给我用纸杯新泡的茶喝完了。我一路上倒车数趟,抽了五六根烟,口干舌燥,很想把茶喝满意了再走。于是我敬烟给他,打算歇会儿再走。
  赵高没有拒绝烟,但也没抽,而是把它摆在桌面台历下。在那台历下有许多根烟,与台历垂直摆放,整整齐齐地并列码在一起。我怕他没有打火机,起身给他点烟,他摆了摆手。我回到沙发,犹豫了下,还是给自己点上了。我抽了幾口,仍然没想到找个话题,这时候我发现烟灰没地方弹,而他的办公桌上正有一个干净的玻璃烟灰缸。我再次起身,把烟小心翼翼地凑上去,点了点,烟灰了无声息地落在缸中。与此同时我意识到,如果我每次弹烟灰都得起身的话,动作太大,很费劲,所以我弹完烟灰就抽出另一只手把烟灰缸拿了过来。这整个过程他都认真看着,尤其是我拿烟灰缸的时候,他的目光是盯在我手上的。我朝他笑了笑,但他没什么表情。
  有了茶、烟及烟灰缸,我感觉要轻松多了。我说,你们这儿有个叫高敏的吗?
  有啊,他说,她是文化局的吧。
  我说,对,就是她,高敏。
  你们认识?他说。
  嗯,我们以前是同学。
  什么同学?
  中学同学。
  同班同学吗?
曹寇男,1977年生,南京人,先锋小说家。代表作有《割稻子的人总是弯腰驼背》《能帮我把这袋垃圾带下楼扔了吗》等。著有小说集《喜欢死了》《越来越》《屋顶长的一棵树》、长篇小说《十七年表》、文史作品《藏在箱底的秘密性史》、随笔集《生活片》。

  是啊,同班。
  那有没有同座过呢?他饶有兴趣地问了起来。
  那倒没有,我说,不过,她就坐在我后面。
  哦?他坐那儿打量了我一下,问,难道你没有她个子高?
  不是吧,我有点难堪地挪了挪身体说,那时候确实没有她高,现 在……
  现在也未必,她挺高的,赵高说,好像比我还高。
  我说,你多高?
  165吧,你呢?
  我……我好像没量过,不知道。
  好吧,赵高站了起来,说,你也站起来。
  哈,我笑着也站了起来。我们面对面地站着,这让我看见他脸上还残存的一些青春痘退却后留下的洞,包括左眉间一块白色的疤痕。
  我说我俩差不多嘛。看起来他很高兴,我也没什么不高兴。
  然后我们各归其位。烟已经抽完了。可我突然不想急着走。下午不用上班,这是领导说过的,我也不想回家,回家没什么事可干。我想了想,问,那高敏是不是比我高呢?
  赵高皱了皱眉头,表示难办的样子,说,这难说了,你知道的,女人有时侯身高看起来与实际不太一样,我说她比我高也可能是看上去,她也未必真的比我高。
  这时候,门被敲响了。进来一个人对赵高说,某某上级领导要找他,叫他现在去领导办公室。那人在说这些的时候看了看我。赵高也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赵高对我说,我带你去看高敏吧,我马上会路过她那办公室。
  说实话,我虽然提到高敏,但我并没有去见见这位老同学的打算。我跟她关系平平,偶尔对对答案借块橡皮的交情,毕业多年以来未有过任何联系,更不用说见面。赵高说要带我去见她,固然是不好意思撵我走,也是顺手把我推给另外一个人获得轻松的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时紧张地说不出话,但我还是分明站了起来。我想说,不了,我走了,而我并没有说,这是我的性格原因。
  于是我跟着赵高和另外那个人走过漫长的楼道,在机关大院的花木之间穿梭了几圈,我还感到在某个花坛拐弯的地方,我的雨伞撞到了不锈钢护栏上,发出了刺耳的响声,这响声使前面两个人都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我。另一个人看了看继续走了,赵高则等我和他并肩一起走,他在一丛美人蕉旁边问了我一句:没事吧你?我说,没事。那丛美人蕉是黄色的。
  对了,那是一个雨天。
  高敏在另一栋楼的另一个格局大同小异的办公室里。区别是高敏的办公室里有两张办公桌—赵高单独一间—可能是赵高的级别比高敏要大一些吧。坐在高敏对面的是一位中年男人,他蓄了八字胡须,不抽烟,也不排列烟,彻底拒绝了我递上去的烟,但他说话和笑的时候,牙齿很黑,感觉像老烟鬼,不过我又想,也许是下雨天光线不好,加上他留了胡子。   高敏还认识我,看来我一路上的担忧是多余的。她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并且还说了一些她从其他同学那儿得知的我的近况。当然,这“近况”起码是3年前的了。我也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高敏的情况向她本人汇报了一番,以此来证明我们虽然多年分离,但依然彼此关注。少年的情谊是多么宝贵啊。
  我们除了交代自己有限的生活近况之外,更多的是谈论当年我们的同学和老师,记忆与现实交叉进行。从她的口中我了解到,我们当年的班主任刘礼汉已于1997年因肺癌去世了。于是我们共同回顾了刘礼汉当年的蛮不讲理和刻薄恶毒,结论是,无论他怎样,其实也是为我们好,我们不该把他忘了。
  然后,我突然问,你结婚了吗?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才是老同学多年以后相见最该问的吧,也是必然,何况是一对男女同学。
  高敏说,还没呢,你呢?
  我有点害羞地说,我也没。
  这时候我听到坐在高敏对面的那个中年男人笑了一下。我们都知道他笑的意思。
  高敏脸色有点红润地站了起来,走到那个中年男人面前佯装恼怒地叫了声“老李”。我于是也便因为高敏站起身而再次端詳了一下她的身高。她确实个子挺高的,主要是苗条吧,清瘦的姑娘。比以前白净了,也穿了高跟鞋。女士衬衫领口很妥贴地掩饰住小小的乳房,淡黄色的女士西裤紧紧地包裹着她可爱的小屁股。加上她的脸红,突然使我觉得高敏是这样可爱的姑娘,好像我被领导委派到这里找赵高办事只是个借口,我的目的是来看望多年未见的女同学高敏,她已经成为一个安静、得体的职业女性,等待着一个门当户对的年轻小伙站在机关大院的门外撑把伞等她下班,最终二人结婚生子,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我坐在沙发上被这一连串想法感动了。事实上也正如此,高敏在与我这次相见后一年就结婚了。当然,她的丈夫不是我。
  我还没有结婚。
  我还在当年的单位上班,领导已换了两茬。这几天下雨了,天气比较凉爽。我想起自己那年春天去区机关大院找赵高的事情来了,这也很正常,人的记忆总是随意而绵延。赵高把我送到高敏那儿,是他把我介绍给高敏的。
  他说,高敏,给你带来个人。
  高敏一看到我,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
  赵高在一旁微笑着,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就转身离开了。
  我站在高敏的办公室看着这个叫赵高的年轻人大跨步走向不远处的楼梯,他噔噔噔转眼又消失在楼梯的拐弯处。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165厘米的赵高,据说他死于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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