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

　　10月10日，汽车在日月潭的环湖公路上行驶，仿佛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段落：“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了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正值中午，日月潭下起蒙蒙细雨。游客们围在文武庙前刻着“日月潭”的大石头前，轮流拍照。过去未有环湖公路时，需搭船抵达文武庙下方的码头，再爬上重重阶梯，才能抵达文武庙。环湖公路辟建后，原路径整修为阶梯步道，共有366级台阶，象征一年（包括闰年），每级台阶上刻有当天生日的名人名字。
　　已是秋天，雨中的台阶湿漉漉的，落着几片棕褐色的树叶。11月12日的台阶上，刻着孙中山的名字。往上走3步，在11月15日的台阶上，我看到了陈若曦的名字。名字后边写着：台湾作家。“我之前都不知道这回事。”陈若曦对走回汽车的我说。天空下着雨，她没有下车去看自己的名字。
　　连着无线网络的汽车小屏幕上正在播放“双十”庆典的情况。这是马英九任上最后一次“双十节”讲话。马英九说：“今年是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70年前，全国军民击败了强敌，挽救了国家，光复了台湾，帮助了盟军，赢得了二战。”他同时为“朝野政党”的领袖都出席典礼表示了欣慰。
　　蔡英文出席了典礼，为民进党主席多年来第一次。会场上，她左边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右边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身后是“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唱“国歌”时，蔡英文“技术性”地跳过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中的“吾党”。
　　蔡英文是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民进党候选人。她身后的洪秀柱（当时）是国民党候选人。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大幅领先洪秀柱。
　　国民党在10月7日已经开始启动“换柱”程序。当天，国民党中央党部外，挤着大量“挺柱”的民众。他们表达着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不满。党部内的会议结束后，许多民众冲上前去，试图阻挡汽车前行，一度造成交通阻断。一些民众上前踢汽车，并往车玻璃上扔矿泉水瓶。警察拉着手，非常镇定地维持着秩序，这样的场面其实并不算多大，他们已经习惯。
　　10月11日早上，投宿埔里的陈若曦大清早就出门买了报纸，她想看看对于“国庆”的报道。她对民进党和国民党都表达了不满。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看法。许多人觉得自己最后的选票只是投给一位“不那么糟糕”的候选人。

台湾光复

　　10月10日，马英九在网络上提到，他给客人们在午宴上准备的台湾小吃是鼎泰丰的小笼包和永康街的芒果冰。
　　此前两天，陈若曦带着我们走到台北永康街口，已是晚上8点，鼎泰丰的门口仍然排着长队。她小时候住在永康街，那时还没有鼎泰丰和芒果冰，住的人都很少，不远处便是大片农田。
　　陈家是1946年搬到永康街的。家人原来住在与台北市隔水相望的下溪洲，靠做佃农和木匠为生。台湾光复后，那一带改名永和市。没错，就是你在许多豆浆店门口看到的“永和”二字所指的永和。
　　陈若曦出生的1938年，日本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为占领中国更广阔的土地和南洋作准备。台湾作为桥头堡，发展迅速。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鼓励台湾男子用日本名字。对女孩子更是要求强硬，登记的名字必须要有“子”字。陈若曦最早的名字叫陈珠子。光复之后，改为陈秀美。“陈若曦”则是她考入台大外文系后，给自己取的笔名。
　　1945年7月，陈若曦的弟弟出生，粮食此前已被政府征为军粮，配给米也没有了，家人已是食不果腹，甚为愁苦。8月，广播里忽然传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抗战结束，台湾光复。
　　某天深夜，有人来找陈若曦父亲陈阿川。“我爸爸穿了衣服，就出门去了。”第二天，大家互相说，以前给日本人办事的巡佐（警察）被拉出去打了一顿。台湾人开始发泄被积压的怨气。
　　光复前一年，作为木匠的陈阿川去给台北市永康街尾的一户日本人修房子。这户日本人对他印象不错，全家离开台湾时，把房子和杂物送给了他。但陈阿川并没有拿到产权证，房子归为了台北市产，陈家需要把房子买下来才能住。
　　陈若曦此时开始念小学，她已经不用学日语了。新的《民众国语读本》的第一课是：《中国人》。“很多老师国语都讲不好，教育局给老师办国语补习班，让他们现学现教。”陈若曦年龄小，又听国语广播，发音比一些老师还准。
　　2015年10月，台湾有一部电影《湾生》上映。这部电影讲的是1945年之前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他们回到日本之后，并不被同胞承认。这是历史变迁中的故事。
　　在陈家，他们也在历史中开始了变迁。
　　陈若曦的哥哥陈德意至今还住在永康街。他站在家门口，和妹妹陈若曦回忆了当年迁来的情形。父母当时要做工，搬家任务主要交给兄妹俩。他们用板车装家具，每天一来回，好几次才搬完。陈若曦当时在乡下的家和台北市隔着一座川端桥（光复后改名为中正桥），她之前从未去过台北。“搬家让我首次踏上了以往感到遥不可及的川端桥，仿佛向天空靠拢了许多，浑身飘飘然的。”
　　当时的永康街只有高记。高记原本只是一家卖烧饼的小店，现在永康街上的高记是一家豪华酒楼。陈若曦小时候每次路过高记都要看一下那里的烧饼，但从来没买过。“家里当时太穷了，不敢买。”
　　日本人撤退了，大陆人随国民政府开始大批进入台湾。陈家右邻搬入上海的糕饼店老板一家，开始用水泥在前后院砌高高的围墙。左邻住进了影片公司的人，也开始砌围墙，还把作为公共用地的巷道和水沟也圈了进去。陈家后院盖起了房子，也用围墙把水沟圈到院内。巷道一头的菜地也盖起了楼房，户主是大陆来的书局老板。原本开阔的永康街，忽然拥挤起来。 　　这是如潮水般涌入台湾的外省人给陈若曦最早的印象。这只是一个侧面。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矛盾在台湾光复两年之后，有了一次大爆发。

“二二八”

　　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你能一直听到广播发出的声音。这里是日本殖民时期“台北放送局”旧址，战后改称“台湾广播电台”。也是这里，让台湾民众在1945年8月15日听到了日本天皇的讲话。“二二八”事件后，广播电台成为官民讯息传播的工具。
　　“以前在台北，没钱人都烧煤，省钱。外省人来了，烧的是煤球，然后把烧过的煤球丢到路上。”陈若曦说。这些丢到路上的煤球常常没有烧完，有的人捡来继续烧。
　　在陈若曦的记忆里，“二二八”发生后的一天，邻居家一位卡车司机出门去捡煤球渣，遇到两个拿着枪的士兵，士兵对他进行盘问。他听不懂，用闽南语回答，结果被士兵一顿暴打，倒地不起。陈若曦的父母看到了，把他扶到家里。“司机满身是血的样子，我还记得。”那时候，和许多人家的子女一样，她被告诫不要乱跑。
　　陈若曦哥哥一家请我去吃饭，我带去了侯孝贤为封面人物的《南方人物周刊》。陈若曦的嫂子看着杂志说，他刚得了奖哦。侯孝贤凭借《刺客聂隐娘》获得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而他迄今获得过的最重要奖项，是1989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电影《悲情城市》讲的就是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到1947年“二二八”之间的故事。
　　一位戴着厚厚眼镜片的“二二八”纪念馆志工给我推荐了3本书。“看了这三本书，你对‘二二八’就有大致了解了。但想了解更多，‘二二八’的书是看不完的。”他打开iPad，给我看了他的书架，满满好几层都是关于“二二八”的书。“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我问他。“卖厨具的。”他说。在台湾，每个人都能对“二二八”发表自己的看法。“二二八”是台湾光复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一直影响到台湾目前的现状。将近七十年的时间，“二二八”造成的裂痕都未完全化解。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去世。其子白先勇回忆，追悼会上，来祭悼者上千人，“其中有许多台籍人士扶老携幼前来追念父亲。”“大部分人与我们并不认识，由他们众多挽联、挽诗看来，他们都借此表达感念父亲在‘二二八’后来台宣慰留下的恩泽。”白先勇与廖彦博合著的《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在今年3月出版，这只是关于“二二八”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的一部。
　　1945年之后，对于国民党来说，国共战场才是最重要的。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在和共产党军队争夺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场，派到台湾接收政权的都是弱小的部队。那些到基隆码头迎接国军的人们看到，“士兵鸠形鹄面，衣服褴褛，或胸前挂草鞋，或肩背披毯及挂铁锅，甚至就地小便。”
　　国民党开始了和共产党长达几年对于曾经的日占区的争夺。最后，他们只接收下了台湾，失去了整个大陆。
　　白先勇1952年从香港来到台北，住在松江路。1957年，陈若曦和白先勇都考入了台大外文系，成为同班同学。他们都是走读生，骑脚踏车去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在新生南路上碰到。

现代文学

　　陈若曦考上台大外文系后，第一次写作文，就被老师推荐到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学杂志》是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
　　第二个学期，陈若曦写了一篇更长的《钦之舅舅》，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小说有两万多字，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能拿到更多的稿费”——陈若曦从中学就开始写稿赚钱，为的是贴补家用。她入台大后，同时带几份家教。她在大学里没问家里要过钱。

　　同学白先勇并无经济上的忧虑。白先勇喜欢到中文系听叶嘉莹讲课。让他最有感触的是叶嘉莹讲刘禹锡金陵怀古的诗，特别是《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让他想到了国民政府迁台。
　　从台大毕业后，白先勇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其间，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父亲参加辛亥革命、北伐、国共内战后来到台湾，母亲则一路跟随父亲过来。父母的去世，让白先勇感到“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这个时候，我对这个时代开始了一个真正的回顾。”
　　1965年，他在美国动笔写《台北人》小说集中的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里，最能体现白先勇内心的大概是《游园惊梦》。尤其是那曲《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予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对我来讲，这些暮春里的杜鹃，美得有些凄凉。”
　　1945年抗战胜利，白先勇随家人从重庆回到上海。蓄须8年的梅兰芳重新登上舞台，一张票的价钱在黑市上卖到一根黄金。白先勇家则是有人送来几张票。他随家人去看了梅兰芳的《游园惊梦》。这是他写小说《游园惊梦》最初的由来。
　　陈若曦与白先勇不同，她并不是一个喜欢伤怀的人。“我性格急躁明快，多阳刚而少阴柔之气。我的多愁善感多在国家前途和社会公义上;我写作目的在赚稿费，不在抒情。”陈若曦说。这是理解陈若曦的关键，用“知识分子”来定义陈若曦更合适，而不仅仅是作家。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新生南路上，陈若曦碰到白先勇，谈起老师夏济安。夏济安彼时将去往加州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他主持的《文学杂志》面临停办。陈若曦和白先勇都非常喜欢这本杂志，这是他们发表文章的园地，停办之后，如何是好？ 　　我还在陈若曦哥哥家看到陈家家谱，陈若曦和她的妹妹在上面是没有名字的。尽管陈若曦是这个家族里最有名的一个人。她的名字可以被刻在日月潭文武庙前的台阶上，却没法写进陈家家谱。
　　陈若曦如今的住处，窗外可以看到圆山饭店。更远处是阳明山，蓝天，流云，视野很开阔。窗前的桌子上有一幅于右任的字：“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书架上有许多她的著作。其中一本是《寻找桃花源》。
　　桃花源在哪呢？

投奔“匪区”

　　我们走到了陈若曦哥哥在永康街住所的楼下。陈若曦和段世尧1966年从美国经由欧洲去往中国大陆之后，段世尧的妈妈曾经来到这里大骂：都是你们家女儿把我们家儿子带跑的。实际上是段世尧更向往中国大陆，这影响了陈若曦。

　　1960年代初，陈若曦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文学硕士。刚到学校，带她参观校园的是同在这里读力学博士的段世尧。他们由此认识，相爱，结婚。
　　某一天，陈若曦和段世尧谈到学成后要去哪里工作。陈若曦说她要回台湾。段世尧感到惊讶。因为，绝大多数来美国读书的台湾女生，都想留在美国。
　　“与其让我回台湾，我宁可去大陆。”段世尧的话更令陈若曦吃惊。大陆可是“匪区”啊，那里的人“啃草根、吃香蕉皮”，怎么能去？“那时我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国民党的宣传上。”陈若曦说。
　　段世尧出生在福州，父亲是国民党军中情报系统的人员。段世尧14岁时，跟随家人来台。他看到了国民党溃败的情形，对国民党印象很不好。来台后，段父的任务是看守张学良。“他们的住所也跟着张学良被软禁的地方转移，先是在高雄西子湾，后来是到台北阳明山。”由于长年相处，段父和张学良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2014年，张爱玲的英文小说残稿《少帅》被翻译成中文一起出版，写的就是张学良的故事。
　　陈若曦上大学时见过张爱玲。1961年10月初，美国驻台使馆新闻处处长麦加锡刚接到作家朋友张爱玲的电报，说是想认识台湾，积累一些写作资料。麦加锡给张爱玲安排的行程有花莲。张爱玲想了解民间，不想住旅馆。陈若曦因为《现代文学》的业务，认识麦加锡。陈若曦帮张爱玲联系上花莲的同学王祯和，张爱玲到花莲时，便住在王家，陈若曦陪同。
　　陈若曦之前读过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小说《秧歌》。麦加锡告诉陈若曦，张爱玲写《秧歌》的许多材料，都是他提供的。《秧歌》出版后，在美国任教的夏志清十分推崇，极力推荐张爱玲。张爱玲由此声名鹊起。
　　张爱玲刚到达台北时，麦加锡设宴招待，陈若曦、白先勇、欧阳子、王祯和等人作陪。那天，张爱玲迟迟未来。同学们在猜测她长什么样。“白先勇说，她准是又细又瘦的。等张爱玲来了，果然是。”
　　后来，陈若曦得知，张爱玲访台，据说是为了写张学良传记，本打算亲自访问，可是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允许。
　　陈若曦和段世尧去往大陆后，段父的工作马上被调换。所以，也就出现了段世尧的母亲在陈家楼下骂人的场景，这更多是为了自保。
　　1964年，陈若曦和段世尧在美国巴尔的摩结婚。结婚时，她同意与段世尧学成后投奔社会主义中国。当时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叫投奔“匪区”。15年后的1979年，台湾年轻军官林毅夫从金门游到厦门，投奔大陆，至今也没能获准回到台湾。
　　1965年6月，俩人同时毕业，开车周游美国一圈。到旧金山时，见到段世尧的老同学游宗熙。其父亲游弥坚是光复后台北第一任市长。他见证了陈仪的专横和彭孟缉的残酷，告诉自己的子女长大后离开台湾。听闻这些，段世尧更不想回台湾了。
　　回到巴尔的摩，陈若曦从图书馆借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来看。段世尧则最喜爱《毛主席诗词》，每晚睡前必读。
　　在巴尔的摩，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办起了共产主义读书会。他们怕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知道，十分小心。有一次，已是寒冬，他们去公园讨论读书心得。“几个人排成一队，顶着寒风，围着结冰的湖面一圈圈走，边走边说，脚趾都冻僵了。”
　　这谈的都是书上的理论，实践起来是怎么样的呢？这种希望去见证共产主义国家的愿望越发强烈。陈若曦和段世尧决定1966年去往中国大陆。
　　其时，中国和法国建立了邦交，正在商谈法国航空直飞中国事宜。陈若曦和段世尧便计划从美国去欧洲，然后搭乘法航去大陆。
　　他们来到欧洲，游历了许多国家。其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拍下了大量中国文物照片，希望让中国人明白这些文物在哪，将来好找回来。在巴黎卢浮宫，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10月1日，中国驻法国使馆举行酒会，陈若曦和段世尧也被邀请参加。会上见到黄镇大使，他跟他俩握手说：“欢迎回国参加建设。”
　　2015年10月5日，陈若曦担任主任委员的台湾《侨协杂志》开会，讨论最近一期的稿件。《侨协杂志》是台湾华侨协会总会所办杂志。现任理事长是陈三井，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
　　陈三井在1964年到法国留学，那一年，法国和台湾断交。“使馆让我们这些留学生去帮忙收拾，扔掉烧掉很多东西。”陈三井说。台湾开始持续在外交上失去自己原有的领地。
　　1966年10月，法国航空开通每周一次直航上海的航班。陈若曦和段世尧买了机票，于10月16日飞上海。
　　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时，两人都很激动。段世尧当即决定：这是新生活的开始，我要把这一天作为生日。“过海关要填表格，他真的把生日改为10月16日。”
　　但是，麻烦马上就来了。他们从西方所带的画册、照片、邮票、书籍，在机场过关时几乎全被没收光了。理由是充满“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 　　随后，他们从上海到了北京，住进了位于王府井的华侨大厦。
　　到北京不久，陈若曦怀孕了。在美国结婚后，他们一直避孕，为的就是把小孩生在祖国。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是标语，有一条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他们于是给自己的小孩取名段炼。
　　1967年初，陈若曦向人打听“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所在地，想去拜访“二二八”事件后离开台湾的谢雪红。
　　我们在台北参观了“二二八”纪念馆后，纪念馆的助理研究员曾德宜带我们去大稻埕吃午饭。汽车经过一条老街时，曾德宜指着窗外说，“你看，谢雪红当年就在那里开了一家书店。”
　　台湾年轻人知道谢雪红的已经不多了，大陆的年轻人知道的更是寥寥。许多人在看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时，说看不懂，大概是不懂魏博的历史。当年《悲情城市》上映时，许多人不懂在讲什么，这也是不了解“二二八”的历史。梁朝伟扮演的角色认识许多在山上闹革命的朋友，非常像是谢雪红队伍中的一员。谢雪红后来逃出台湾，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再后来，到了北京。
　　北京的一个晴朗黄昏，我从王府井经过华侨大厦来到故宫角楼，那里挤满了摄影的人们。每到天气好的时候，都是如此。从故宫角楼沿着景山公园的围墙往北走，就会看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所在地了。
　　陈若曦和段世尧在四十多年前，大概也是沿着这样的路线，走到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院子。他们看到满院子贴着批判谢雪红的大字报，还看到一个低着头正在扫地的女人。他们感到了紧张，不敢多问，赶紧离开。“我觉得那个扫地的女人就是谢雪红。”陈若曦说。
　　1973年，陈若曦从南京回到北京，打听谢雪红的下落，得知她已经在1970年去世。

祸从口出

　　陈若曦从她的电脑里找出一些当年回南京探望老朋友的照片。她在南京生活了5年，和一些当年的同事、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和段世尧1966年回国后，在北京的华侨大厦住了两年，才被分配到了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现在的河海大学）。
　　1970年3月，全国开始“清查516”，南京的高校也开始了。
　　华东水利学院有一位高干叫任秀兰，十几岁便是共产党员，丈夫是南京军区的人，她的声势一度很盛。可是遇到清算，马上被关了起来。被关的半年，她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慢慢把原来钉死的窗户弄松了。某一天，任秀兰进了厕所没有出来，门打开后，发现窗户被打开了，她不见了。大家到处找，结果在很浅很小的粪坑里发现她把自己闷死了。“可见她当时求死的心是多么强烈。”
　　任秀兰死后，全校开批斗大会，痛斥她“自绝于党和人民”。陈若曦最记得一句标语：“再踩上一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陈若曦向我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是在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馆，对面就是城隍庙，这里是台北的闹市，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咖啡店里，大多是台北的年轻人，喝着咖啡、果汁和糕点，一派岁月安好的景象。那种反差却让人内心更加受到触动，仿佛看到窗外明朗的天空张开了一张大口，缓慢吞噬掉这眼前的世界。
　　陈若曦写过一篇小说《任秀兰》。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叫非虚构作品更合适。她所写的大多数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来源于现实，很多时候只是换个名字。这一次，她连名字都没换。
　　到南京后不久，段世尧被派到苏北农场劳动，怀上第二个孩子的陈若曦留在南京。按照农场规定，员工每半个月休假两天，有车送回南京。这一年夏天，段世尧两个月没回南京。两个月后，他瘦得皮包骨地回家了，讲起这些日子的经历。
　　段世尧和一位年轻同事在农场睡上下铺，一起劳动。一天傍晚，在地里劳动完之后，两人往宿舍走，后边跟着另一位同事。苏北平原上，红色的太阳正慢慢落下去。段世尧看着落日，说：“这让我想起美国的一种煎蛋……”他觉得自己说错话了，连忙打住。他想说的是su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