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阿加莎·克里斯蒂之于英国，犹如皮姆酒之于温网。但作为历史上作品最畅销的小说家，她的声誉远远超出了国界。
　　克里斯蒂的作品通俗易懂，她是英语学习者最喜欢的作家，也是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最多的作家，所以，如果全球各地的人们通过克里斯蒂来学习英语，那他们其实也是在通过她了解英国人。在“柯林斯英语阅读丛书”克里斯蒂节选作品中，这一点显而易见，书中的注释阐明了英国乡村生活以及谚语“无风不起浪”等诸多文化现象。
　　对于播客布罗贝克来说，克里斯蒂不仅是她大量阅读的第一位成人作家，还使她第一次接触到英国文化。“这当然会影响你对所谓英国性的看法。”她说。
　　如果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直在影响读者对英国性的看法，那么他们到底了解到了什么？都是真实的吗？

英国性是什么

　　赫尔大学英语讲师萨比娜·瓦纳克指出，克里斯蒂笔下的英国性“具有嬉戏的性质，而非严格的现实”。与其他经典犯罪小说一样，克里斯蒂作品的故事背景和特色带有一些艺术发挥甚至夸张的元素。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英国村庄都有和蔼可亲的牧师、夸夸其谈的上校、难以相处的律师和神采奕奕的医生，或者到处都有谋杀者。另外，在她的故事中，很少涉及酒吧也令人意外。
　　但是，克里斯蒂对英国性的描述并非都是异想天开。

　　瓦纳克说：“对我来说，自我贬低才是真实的感受。”无论是通过克里斯蒂的叙述还是笔下人物，读者都能看到一些特别英式的东西，那种冷面幽默，常常极具讽刺。例如，在短篇小说《罗德兹三角》中，克里斯蒂描写了一位在国外度假的英国女性：
　　“与大多数英国人不同，她能立即与陌生人交谈起来，而不是像英国人的习惯，给自己留出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才谨慎地迈出第一步。”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官方传记作者珍妮特·摩根认为，这种幽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家的个性。她解释说，虽然克里斯蒂爱憎分明，“但她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她觉得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人和事”。
　　我们在《悬崖山庄奇案》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赫尔克里·波洛的助手黑斯廷斯上尉，一个坚定、呆板的典型英国人形象，对这位自命不凡的比利时侦探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在黑斯廷斯看来，波洛提出的动机过于夸张。
　　波洛答道：“你会说，这听起来很不英国，我同意，但英国人也有情感。”
　　就像克里斯蒂作品中的其他外国人角色一样，波洛将英国人的刻板形象表现得入木三分。在克里斯蒂笔下，不同国籍的人物都有其特定的血统特征：法国人鲁莽冲动，苏格兰人生活节俭，澳大利亚人头脑简单。克里斯蒂很喜欢与身为考古学家的丈夫旅行，这让她对所有人物的刻画都带有一种深刻的（但有时是排外的）机智与风趣。
　　英国人也未能幸免，《底牌》中的一段话温和地嘲讽了英国人的狭隘：
　　“每一个健康的英国人看到他都很想踢他一脚……沙伊塔纳究竟是阿根廷人、葡萄牙人、希腊人，还是其他一些被保守的英国人鄙视的民族，没有人知道。”
　　克里斯蒂亲身经历了英国人对外来文化的焦虑。传记作家摩根写道，在克里斯蒂前往巴格达的旅途中，“一个专横、自命不凡的英国女人几乎想收养她”。克里斯蒂设法摆脱了这个所谓的保护者，逃进了沙漠，此番经历为她提供了创作某种类型英国人物的模板，他们认为外国的东西很可怕，需要加以防范。

　　摩根说，克里斯蒂取笑英国人物的另一个特点是墨守成规，“例如，人们不会认为客厅女仆可能看到了什么东西，或者可能真的是凶手”。
　　例如，在《悬崖山庄奇案》中，黑斯廷斯对貌似正人君子的指挥官很有好感，波洛对此嗤之以鼻：
　　“毫无疑问，他上过你认为不错的学校。幸运的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没有这些偏见，可以不受阻碍地进行调查。”
　　在《三幕悲剧》的结尾，波洛承认有意加重自己的外国口音，并且夸夸其谈，所以英国人根本不把他当回事。波洛对所谓的礼仪不屑一顾，而礼仪是克里斯蒂笔下的英国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克里斯蒂的作品中，犯罪实际上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维护和关注。
　　传统与礼仪不仅出现在克里斯蒂对黑斯廷斯的描述中，而且出现在她笔下另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物身上：简·马普尔，一位住在圣玛丽米德村的老妇。正如安娜·玛丽-泰勒在《小心侦探》一书中所述：“圣玛丽米德村为人接受的印记即是英国性，包括平衡、常识、理性、同情心、公平竞争和传统观念、园艺能力。这些品质在简·马普尔小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布罗贝克说：“马普尔小姐是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克里斯蒂书中的英国人常常因为波洛浮夸的异国情调而低估他，同时他们也因为马普尔的性别和年龄而忽视她。和波洛一样，马普尔以此为契机，“这让她在阶级结构中获得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在以前可能想都不敢想”。

阶级划分

　　事实上，阶级意识是布罗贝克对克里斯蒂作品中英国性的最大感受。即使在克里斯蒂去世几十年之后，这种讽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目前英国人对阶级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典型的戏谑方式得到了缓解。从男性杂志《入围》专栏中的名人互相攻击，到各家英国报纸对读者的优雅程度进行的测验，不难看出，对阶级的痴迷在英国社会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克里斯蒂笔下的人物时常流露出他们的焦虑以及对阶级关系的细微理解，而这些令其他国家的读者非常费解。例如，在《谋杀启事》中：
　　“伊斯特布鲁克太太对菲利帕·海默斯格外亲切地表示欢迎，以表明她十分理解菲利帕并非真是农业工人。”
　　尽管克里斯蒂的小说人物大多是中产阶级，常常很悠闲，但阶级意识是她笔下所有社会群体的重要特色。在《怪钟》里，一个急性子的仆人带着警察走进餐厅而不是客厅，觉得他们既不是绅士也不是平民，还解释道：“我想那地方比较适合。我的意思是说，终究，他们只是警察而已。”
　　总而言之，萨比娜·瓦纳克说，克里斯蒂“对所谓英国性提出很多质疑”。例如，在《谋杀启事》中，由于担心村庄现代化以及陌生人涌入，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英国性”引发的紧张气氛。这其实一直都是英国人关注的焦点。
　　但最终，珍妮特·摩根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发现的一些东西存在于每个社会。”这些场景和讽刺故事可能看起来很具体，但是主题和人物特征具有普遍性。克里斯蒂不仅洞悉英国人的弱点，而且洞悉人性的弱点，这也是她经久不衰的声望远远超出这个保留王室之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