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转型期社会语境中，市场经济的深入虽然培育了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急剧加速的社会流动性，也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对于文学而言，“瞻前”并非其特性所在，因为心理让渡期的存在，使得文学的基本颜色往往趋于某种“顾后性”。以书写记忆、经验为主的散文作品，即使触及当下的现实，也不忘时时回首，不断地返回并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出走—归来—再出走的模式内置于文本深处，诸多感怀、忧思、自省皆寄放于这一模式之下，试图以个体的脉搏跳动为喻指，向着更为宽广的社会、时代的脉搏进发。这些作品明显地携带着时代话语与文化规约的痕迹。新散文观察栏目推出的诸多叙事性作品，皆隶属其间。因此，从70后到80后，一直到90后的杜永利等人身上，皆可见到强大的乡土传统的遗留，也可直面前现代与现代性在他们身上相互冲突、相互覆盖的状态。除了胡竹峰、毕亮等有限几位作者的作品外，这些叙事性作品皆追求叙事的力度与内容上的结实。
　　而在本期推出的端木赐的《海上笙歌》篇中，力度和结实都消退了，它们不再是文本呈现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感觉经验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回到自我的身体以规避社会学侵蚀的倾向。不确定性乃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在古典诗学的架构中，也存在着缘于修辞的含混而形成的审美指向的不确定性，比如白居易的小诗《花非花，雾非雾》。现代以来，不确定性成了虚构文体钟情之所在，米兰·昆德拉所认为的小说的本质任务，就是对存在可能性的勘探。这里的可能性实际上就是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说辞。新闻报道总是试图努力接近那个唯一的事件真相，哲学家也热衷于给世界描绘出一幅固定图景。而诸多借助虚构重构世界图景的作家们，他们往往是深刻的怀疑论者，他们质疑唯一的准确性，以不确定性消解确定性的所指。对于散文而言，书写心理的波动与折痕倒是常见，但以不确定性为旨归，却非常罕见，而《海上笙歌》恰恰具备了这种特质。匆匆一天的消闲旅程，因为与一位姑娘的偶遇，确定的秩序被打破了，海风、浴场、椰子树、对话等因素，都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从身体里长出的念想随物赋形又如影随形，撩拨着“我”的思绪与行为滑向不确定性的深潭。其中，楼顶泳池的片断似乎是一种拟想状态，经验的真实性在这里走向碎裂。为了不让自我被不确定性淹没，作品后面，以好友浩子的出现，以另外的一种粗暴现实斩断自我的拟想，然后，重新得以返回现实。很显然，这部作品讲述的不是心理現实的一段运行状态，而是汇聚了拟想、感觉毛孔的丰富、小心思、欲望等要素，形成一道不确定性的雨注。以至于导向这么一个结果：我曾经来过，但我似乎又从未来过，曾经偶遇的人还会再见，但那独特的一段心理时空却如闪电一般谢幕了。而另外一个层面，身体的觉醒和自我书写，则是都市社会的基本景观，它是去道德化的，也是去社会化的，一种中性的状态，以某种新鲜的姿态，朝着我们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