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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党报党刊普遍处于发行难、发展难的尴尬境地，亟待增强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这就应当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尽快实现战略转型，即提高宣传的艺术性，从急功近利战术向潜移默化战略转型；拓宽功能的多样性，从宣传教育机构向信息集散平台转型；增强传播的平民性，从党政机关喉舌向造福民众公器转型。
关键词：宣传艺术性；多样性；平民性
毋庸讳言，当前党报党刊普遍处于发行难、发展难的尴尬境地，自费订阅数、零售量极其有限，每年都要动员全社会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开展征订。仍然出现发行、广告“双管齐下”的局面。而经济效益的滑坡又强化了党报党刊的焦虑感与依附性。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阿谀奉承强势机构与强势人群，直接导致党报党刊客观性的减弱和公信力的下降。加剧了核心读者群的流失和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使我党传统的话语权优势受到了分散和淡化的严峻挑战。
因此，不仅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对党报党刊啧有烦言，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也历来多有微词。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就毫不客气地责问报刊编辑：“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些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1950年，刘少奇也批评《人民日报》：“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到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还一针见血地批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净是会议。会议多，文章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可见，党报党刊之病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虽经反复炮轰，仍易借尸还魂，旧病复发。因而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继续强调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且，仅仅半年过后，他又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几天后，在给求是杂志社50大庆的贺信中，他再次强调：“下大气力创新思路、丰富内容、改进文风，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胡总书记的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充分反映出他对党报党刊既寄予殷切期望，又给予无声鞭策；既指明改革方向，又提出更高要求；既分析存在问题，又给出解决办法。
确实，如今充斥党报党刊的是大量的会议报道、领导人活动报道、讲话稿式文章、记功簿式的经验总结。新闻报道多概念堆砌，少事实支撑；多政治结论，少深度剖析；多严肃庄重，少生动活泼；多宏大声势，少动人心魄。而且篇幅冗长，内容空洞，调门生硬，近乎方枘圆凿的宣传、教育、灌输，明显模式化、概念化、简单化。
这些都是封建主义和“左”的错误尚未肃清流毒，导致党报党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党和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只作传声筒式的简单再现，而不是饱含深情、才情的艺术表现的结果。所以，党媒工作者一定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真正树立读者的中心地位意识，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个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顺应形势、锐意创新。
首先，党报党刊要提高宣传的艺术性，从急功近利战术向潜移默化战略转型。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说：“据统计，世界上至少三分之二的消息由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国家的媒体传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传播渠道、传播方式和传播能力等方面存在差距……使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声音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有时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会暂时压过真实信息。关于中国的非理性判断有时会暂时压过理性判断。”果不其然，不久前CNN歪曲报道拉萨风波，欧美受众信以为真，我国为澄清事实竭尽所能却举步维艰。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长期致力于公信力建设，宣称“客观、中立”的结果。而我国的党报党刊却一直公开声明党性、阶级性，强调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理直气壮，过于注重倾向性、目的性，过分高调宣传政府的政绩(极少批评政府的缺点)、过分强调官方的一元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利益、愿望与呼声则多有回避，评论也强调一元价值体系，忽略读者自身的多元价值判断，这怎能不导致公信力的弱化?这说明党报党刊没有树立长远和全局的战略意识，只追求一时、一地教化读者，陶醉于战术的胜利而不顾战略上的失败。
事实上，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为了与纳粹德国蛊惑民众的反犹宣传区分开来，已经极少使用“宣传”一词，而把政府的宣传行为称为“公共关系”，以避政治控制、操纵之嫌。他们突出间接性、渐进性、非政治性以及无所不在的整体性，使政府的意图潜移默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大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如历届普利策奖作品都是极力隐藏作者的主观感受，从而为读者自我判断留下空间。他们在新闻作品的细节暗示中充分表达观点，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不以僵硬的意识形态面目出现和更隐蔽、更不易为人诟病也更为有效的宣传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也试图实现党报角色和宣传方式的转变。1949年12月，中宣部指示各地党报不必公开宣称为中共机关报或政府机关报。党中央也指出：“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但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此后党报党刊长期片面强调宣传、指导、教育、说服功能，急功近利地宣传上级意图，不屑于寻求宣传与新闻的契合点，即不善于用新闻手段做宣传。结果事倍功半。
马克思曾批评英国工人运动领袖琼斯说：“他那大喊大叫的宣传，不知分寸地借各种理由进行鼓动，以及毫无休止地想超越时间等等做法会把一切都毁掉的。”恩格斯也告诫党内的宣传者：“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这就是说，党报党刊首先要致力于公信力建设，要讲究“润物细无声”的宣传艺术，要通过报道中隐含的意见倾向、评论中表达的立场观点来实现舆论引导。而不应该采取标语口号式的强行灌输。
因为公信力在新闻传播中发挥基础性、关键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舍此即为舍本逐末。为了增强公信力，党报党刊要追求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及时性，要及时回应社会热点话题，利用自己获取信息的优势，深度整合各种信息，帮助读者理清思路，依靠传播信息的高质量和思想观点的正确性、前瞻性，赢得并积累起公众的信服、信赖乃至依赖。同时，党报党刊在锁定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作为核心读者群时。也不应忽略这些读者与普通公民共性的一面，不应缺少人文关怀、缺少平等交流、缺少亲和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党报党刊只有敢于直面社会热点，勇于激浊扬清，善于化硬为软化繁为简，才有公信力、亲和力和吸引力，才能感染人、熏陶人、提升人和发展人。这需 要和风细雨。需要无波无痕，需要长效机制，不可暴风骤雨、急功近利、贪大求全以致适得其反。
其次，党报党刊要拓宽功能的多样性，从宣传教育机构向信息集散平台转型。
当今社会，人们对信息量的需求在急速增长，而且要求与新闻事实发生同步。这说明党报党刊单纯承担宣传教育功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信息爆炸和信息传输极其便捷的时代，一家资讯匮乏、传播阻滞、创意欠佳、难以互动的媒体必然坐以待毙。因此，党报党刊应当自觉向收集、传播新闻信息的综合服务平台转型。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通畅发达的资讯传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强调人们只有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量信息，才能真正得到精神解放，才能消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不致“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孤陋寡闻的动物”，进而“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的首创精神”。所以，党报党刊应该顺应时代多元、多层、多变的特征，积极主动拆除人为的藩篱，撤销泛滥的禁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广泛传播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在包容中引领多元的声音，使社会各种声音的交响更加和谐美妙、丰富多彩、相映成趣。
然而，现实生活中党报党刊完全听命于上级，承担过于繁重的职责(义务)，承受过于繁苛的纪律约束，信息传播要经历诸多筛选、加工和提炼，很难客观、及时、自由报道。生怕稍有闪失，贻害无穷。其实，这是不了解报刊内在规律的表现。马克思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充分按照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办事。这就是“有机的报纸运动”。“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因而，针对一些人对《新莱茵报》出现差错提出苛刻的批评，马克思称他们为“愚蠢的朋友”。“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知道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因而把这当作一种发现而表示大惊小怪。”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各种结论相互矛盾的报道，综合起来才能反映客观事实。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王充的“两论相订，是非乃见”的观点完全一致。尽人皆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有读者只要“一家之言”吗?
所以，早在1957年5月，毛泽东就考虑放宽新闻统制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他还说，“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要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这就是“倒宣传”。刘少奇也说：“报纸上应该有很多问题，对没有做结论的问题应该有争议，应该有几种不同意见。这个地方就是‘百家争鸣’。这样，才能把报纸办得活泼些。”“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这必然不断降低党报党刊的公信力。无异于自挖墙角自毁长城。后患无穷。
2D08年汶川大地震报道，信息公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大化、最优化。事实证明，第一次如此“原生态”地直播灾难的残酷，并没有出现恐慌。相反，透明的信息击破了谣言，召唤了民众，凝聚了人心。而且，打破常规地即时播发中央领导人赶赴灾区的消息，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转发，赢得了国内及国际舆论引导的主动，也赢得了国外同行的好评。在报道中，不少媒体追求视角独特、观点独到、表现手法独家，较好地实现了全面化与个性化、时效性与准确性的和谐统一。各种媒体的协同互补，使灾情报道趋于完整、真实、准确，很好地落实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精神。这些都值得认真总结经验并发扬光大。
这次成功实践也启示人们：应当扩大媒体的开放性，应当在世界众多媒体之间相互交换新闻、相互采用各种新闻源来印证事实，以求最客观、最全面地反映关于事实的各方面描述与观点，这将使报道更加翔实、精彩。这就是说，应当给党媒以宽松的政策、宽容的心态、宽厚的氛围，充分信任党媒工作者，充分信任广大读者，允许党媒在探索中犯错误并改正错误，促进党媒在行业自律、业绩自律、道德自律中逐步成熟、规范、壮大，那么党媒必能焕发青春，必能在“从心所欲不逾矩”地传播各种信息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促进广大人民的全面发展。
再者，党报党刊要增强传播的平民性，从党政机关喉舌向造福民众公器转型。
近些年，党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改进会议新闻，大大减少会议新闻和领导讲话的篇幅；改进领导活动的报道，对内事外事都要以新闻价值大小来决定，不应有行必报等等。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马克思、恩格斯在新闻实践中，严格按照平民视角的新闻价值大小来决定取舍，当认为“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报道的”时，便坚决不着一字(这与毛泽东的“无闻”说不谋而合)，而对“一切不同寻常的东西”则主张尽快见报。他要求报刊要体现“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
由于“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毛泽东语)，党报党刊关注的重心应当是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呼声。这就要求党报党刊及时披露国计民生信息，主动设置公众关切的重大议题，充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以新闻价值的大小作为衡量标准来选择新闻、设置议题、编排作品，大胆改革按职务高低排序、行业性质归类、国内国际分野的旧工作习惯。特别是在议题设置时，不应当只报道上级领导或社会精英认为重要的议题，不应当追求报道领导人言行或党政机关活动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而应当充分尊重公众意愿，发掘新闻价值，杜绝陈词滥调，实施科学传播。
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有过成功的实践。1950年4月，党报开始探索从工作指导性报纸向社会性综合报纸转型。当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时说：“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电的篇幅。对于重要的会议和文告应当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通俗的解释，以便为人民群众所了解。”邓小平赞同这样的处理，他说：“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他认为，这才能把报纸“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改版后，头版头条罕见会议新闻，批评性报道和读者来信空前密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的报道和照片，篇幅很小，不占据主要版面。党和政府的公报式文章，只有一两家中央级报纸全文发表。这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好评。
所以，党报党刊只有真正站在民众的立场选择报道角度、取舍报道内容。才能受到读者欢迎。过去党报党刊片面强调正面宣传为主，视舆论监督甚至社会新闻为禁区，不敢涉猎。导致信息量不足、可读性降低、趣味性缺乏，吸引力不足必致宣传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宣传模式必须改革，必须彻底打破由于题材、地域、时段等等分类所产生的作茧自缚，努力增加报道形式、扩大报道领域、丰富信息容量，从而大大拓宽党媒工作者施展才华的天地，增强党媒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总之，党报党刊应当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广大读者为服务中心、衣食父母和最高裁判，按照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实行科学传播，不断提高客观。性和民生性，不断增加信息量和可读性，不断提升舆论引导的艺术性与党媒的公信力，这才能使党报党刊赢得媒体竞争，赢得应有的生存空间和舆论主导权。
关键词：宣传艺术性；多样性；平民性
毋庸讳言，当前党报党刊普遍处于发行难、发展难的尴尬境地，自费订阅数、零售量极其有限，每年都要动员全社会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开展征订。仍然出现发行、广告“双管齐下”的局面。而经济效益的滑坡又强化了党报党刊的焦虑感与依附性。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阿谀奉承强势机构与强势人群，直接导致党报党刊客观性的减弱和公信力的下降。加剧了核心读者群的流失和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使我党传统的话语权优势受到了分散和淡化的严峻挑战。
因此，不仅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对党报党刊啧有烦言，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也历来多有微词。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就毫不客气地责问报刊编辑：“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些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1950年，刘少奇也批评《人民日报》：“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到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还一针见血地批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净是会议。会议多，文章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可见，党报党刊之病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虽经反复炮轰，仍易借尸还魂，旧病复发。因而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继续强调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且，仅仅半年过后，他又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几天后，在给求是杂志社50大庆的贺信中，他再次强调：“下大气力创新思路、丰富内容、改进文风，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胡总书记的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充分反映出他对党报党刊既寄予殷切期望，又给予无声鞭策；既指明改革方向，又提出更高要求；既分析存在问题，又给出解决办法。
确实，如今充斥党报党刊的是大量的会议报道、领导人活动报道、讲话稿式文章、记功簿式的经验总结。新闻报道多概念堆砌，少事实支撑；多政治结论，少深度剖析；多严肃庄重，少生动活泼；多宏大声势，少动人心魄。而且篇幅冗长，内容空洞，调门生硬，近乎方枘圆凿的宣传、教育、灌输，明显模式化、概念化、简单化。
这些都是封建主义和“左”的错误尚未肃清流毒，导致党报党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党和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只作传声筒式的简单再现，而不是饱含深情、才情的艺术表现的结果。所以，党媒工作者一定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真正树立读者的中心地位意识，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个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顺应形势、锐意创新。
首先，党报党刊要提高宣传的艺术性，从急功近利战术向潜移默化战略转型。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说：“据统计，世界上至少三分之二的消息由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国家的媒体传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传播渠道、传播方式和传播能力等方面存在差距……使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声音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有时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会暂时压过真实信息。关于中国的非理性判断有时会暂时压过理性判断。”果不其然，不久前CNN歪曲报道拉萨风波，欧美受众信以为真，我国为澄清事实竭尽所能却举步维艰。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长期致力于公信力建设，宣称“客观、中立”的结果。而我国的党报党刊却一直公开声明党性、阶级性，强调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理直气壮，过于注重倾向性、目的性，过分高调宣传政府的政绩(极少批评政府的缺点)、过分强调官方的一元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利益、愿望与呼声则多有回避，评论也强调一元价值体系，忽略读者自身的多元价值判断，这怎能不导致公信力的弱化?这说明党报党刊没有树立长远和全局的战略意识，只追求一时、一地教化读者，陶醉于战术的胜利而不顾战略上的失败。
事实上，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为了与纳粹德国蛊惑民众的反犹宣传区分开来，已经极少使用“宣传”一词，而把政府的宣传行为称为“公共关系”，以避政治控制、操纵之嫌。他们突出间接性、渐进性、非政治性以及无所不在的整体性，使政府的意图潜移默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大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如历届普利策奖作品都是极力隐藏作者的主观感受，从而为读者自我判断留下空间。他们在新闻作品的细节暗示中充分表达观点，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不以僵硬的意识形态面目出现和更隐蔽、更不易为人诟病也更为有效的宣传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也试图实现党报角色和宣传方式的转变。1949年12月，中宣部指示各地党报不必公开宣称为中共机关报或政府机关报。党中央也指出：“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但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此后党报党刊长期片面强调宣传、指导、教育、说服功能，急功近利地宣传上级意图，不屑于寻求宣传与新闻的契合点，即不善于用新闻手段做宣传。结果事倍功半。
马克思曾批评英国工人运动领袖琼斯说：“他那大喊大叫的宣传，不知分寸地借各种理由进行鼓动，以及毫无休止地想超越时间等等做法会把一切都毁掉的。”恩格斯也告诫党内的宣传者：“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这就是说，党报党刊首先要致力于公信力建设，要讲究“润物细无声”的宣传艺术，要通过报道中隐含的意见倾向、评论中表达的立场观点来实现舆论引导。而不应该采取标语口号式的强行灌输。
因为公信力在新闻传播中发挥基础性、关键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舍此即为舍本逐末。为了增强公信力，党报党刊要追求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及时性，要及时回应社会热点话题，利用自己获取信息的优势，深度整合各种信息，帮助读者理清思路，依靠传播信息的高质量和思想观点的正确性、前瞻性，赢得并积累起公众的信服、信赖乃至依赖。同时，党报党刊在锁定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作为核心读者群时。也不应忽略这些读者与普通公民共性的一面，不应缺少人文关怀、缺少平等交流、缺少亲和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党报党刊只有敢于直面社会热点，勇于激浊扬清，善于化硬为软化繁为简，才有公信力、亲和力和吸引力，才能感染人、熏陶人、提升人和发展人。这需 要和风细雨。需要无波无痕，需要长效机制，不可暴风骤雨、急功近利、贪大求全以致适得其反。
其次，党报党刊要拓宽功能的多样性，从宣传教育机构向信息集散平台转型。
当今社会，人们对信息量的需求在急速增长，而且要求与新闻事实发生同步。这说明党报党刊单纯承担宣传教育功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信息爆炸和信息传输极其便捷的时代，一家资讯匮乏、传播阻滞、创意欠佳、难以互动的媒体必然坐以待毙。因此，党报党刊应当自觉向收集、传播新闻信息的综合服务平台转型。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通畅发达的资讯传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强调人们只有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量信息，才能真正得到精神解放，才能消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不致“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孤陋寡闻的动物”，进而“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的首创精神”。所以，党报党刊应该顺应时代多元、多层、多变的特征，积极主动拆除人为的藩篱，撤销泛滥的禁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广泛传播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在包容中引领多元的声音，使社会各种声音的交响更加和谐美妙、丰富多彩、相映成趣。
然而，现实生活中党报党刊完全听命于上级，承担过于繁重的职责(义务)，承受过于繁苛的纪律约束，信息传播要经历诸多筛选、加工和提炼，很难客观、及时、自由报道。生怕稍有闪失，贻害无穷。其实，这是不了解报刊内在规律的表现。马克思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充分按照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办事。这就是“有机的报纸运动”。“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因而，针对一些人对《新莱茵报》出现差错提出苛刻的批评，马克思称他们为“愚蠢的朋友”。“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知道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因而把这当作一种发现而表示大惊小怪。”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各种结论相互矛盾的报道，综合起来才能反映客观事实。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王充的“两论相订，是非乃见”的观点完全一致。尽人皆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有读者只要“一家之言”吗?
所以，早在1957年5月，毛泽东就考虑放宽新闻统制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他还说，“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要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这就是“倒宣传”。刘少奇也说：“报纸上应该有很多问题，对没有做结论的问题应该有争议，应该有几种不同意见。这个地方就是‘百家争鸣’。这样，才能把报纸办得活泼些。”“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这必然不断降低党报党刊的公信力。无异于自挖墙角自毁长城。后患无穷。
2D08年汶川大地震报道，信息公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大化、最优化。事实证明，第一次如此“原生态”地直播灾难的残酷，并没有出现恐慌。相反，透明的信息击破了谣言，召唤了民众，凝聚了人心。而且，打破常规地即时播发中央领导人赶赴灾区的消息，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转发，赢得了国内及国际舆论引导的主动，也赢得了国外同行的好评。在报道中，不少媒体追求视角独特、观点独到、表现手法独家，较好地实现了全面化与个性化、时效性与准确性的和谐统一。各种媒体的协同互补，使灾情报道趋于完整、真实、准确，很好地落实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精神。这些都值得认真总结经验并发扬光大。
这次成功实践也启示人们：应当扩大媒体的开放性，应当在世界众多媒体之间相互交换新闻、相互采用各种新闻源来印证事实，以求最客观、最全面地反映关于事实的各方面描述与观点，这将使报道更加翔实、精彩。这就是说，应当给党媒以宽松的政策、宽容的心态、宽厚的氛围，充分信任党媒工作者，充分信任广大读者，允许党媒在探索中犯错误并改正错误，促进党媒在行业自律、业绩自律、道德自律中逐步成熟、规范、壮大，那么党媒必能焕发青春，必能在“从心所欲不逾矩”地传播各种信息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促进广大人民的全面发展。
再者，党报党刊要增强传播的平民性，从党政机关喉舌向造福民众公器转型。
近些年，党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改进会议新闻，大大减少会议新闻和领导讲话的篇幅；改进领导活动的报道，对内事外事都要以新闻价值大小来决定，不应有行必报等等。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马克思、恩格斯在新闻实践中，严格按照平民视角的新闻价值大小来决定取舍，当认为“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报道的”时，便坚决不着一字(这与毛泽东的“无闻”说不谋而合)，而对“一切不同寻常的东西”则主张尽快见报。他要求报刊要体现“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
由于“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毛泽东语)，党报党刊关注的重心应当是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呼声。这就要求党报党刊及时披露国计民生信息，主动设置公众关切的重大议题，充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以新闻价值的大小作为衡量标准来选择新闻、设置议题、编排作品，大胆改革按职务高低排序、行业性质归类、国内国际分野的旧工作习惯。特别是在议题设置时，不应当只报道上级领导或社会精英认为重要的议题，不应当追求报道领导人言行或党政机关活动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而应当充分尊重公众意愿，发掘新闻价值，杜绝陈词滥调，实施科学传播。
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有过成功的实践。1950年4月，党报开始探索从工作指导性报纸向社会性综合报纸转型。当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时说：“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电的篇幅。对于重要的会议和文告应当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通俗的解释，以便为人民群众所了解。”邓小平赞同这样的处理，他说：“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他认为，这才能把报纸“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改版后，头版头条罕见会议新闻，批评性报道和读者来信空前密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的报道和照片，篇幅很小，不占据主要版面。党和政府的公报式文章，只有一两家中央级报纸全文发表。这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好评。
所以，党报党刊只有真正站在民众的立场选择报道角度、取舍报道内容。才能受到读者欢迎。过去党报党刊片面强调正面宣传为主，视舆论监督甚至社会新闻为禁区，不敢涉猎。导致信息量不足、可读性降低、趣味性缺乏，吸引力不足必致宣传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宣传模式必须改革，必须彻底打破由于题材、地域、时段等等分类所产生的作茧自缚，努力增加报道形式、扩大报道领域、丰富信息容量，从而大大拓宽党媒工作者施展才华的天地，增强党媒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总之，党报党刊应当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广大读者为服务中心、衣食父母和最高裁判，按照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实行科学传播，不断提高客观。性和民生性，不断增加信息量和可读性，不断提升舆论引导的艺术性与党媒的公信力，这才能使党报党刊赢得媒体竞争，赢得应有的生存空间和舆论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