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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达雅”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严复提出的翻译主张，此翻译标准一经提出便引起了极大地热议，既有人对此大加盛赞，同时也有人对此持非议态度，而时至今日，关于对“信达雅”的争议仍未休止。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来追溯“信达雅”的理论来源，分析“信达雅”三字标准的不足之处，进而来谈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严复的这一翻译思想。
【关键词】：信达雅；中国传统译论；西方翻译理论
一.“信达雅”的理论来源
众所周知，“信达雅”是严复在自己的译著《天演论·序例言》中提出的翻译主张。但是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并非是独创性的，或者说是毫无理论基础的，这一标准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译论思想渊源。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是这样表述自己关于“信达雅”的概念的：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以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词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
首先，关于“信”的标准，我们可以得知，严复取法于《易经》的修辞立诚，即写文章应该表现出作者的真实意图，因此，在翻译活动中我们可以将“信”理解为：翻译时应该表达出原作者的真正思想。
其实在中国传统译论中，“信”的概念早已有之。支谶有“凡所出经，类多玄深，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维祗难有“佛言依其義不用饰，取其法不以言”，他们都在强调翻译活动过程中需要注意其他事项的过程中首先强调译文要“信”（贵尚实中、依其义）的准则；后来，道安有：“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鸠摩罗什有“以信为本”的思想，更是直接地表达了翻译要“信”的思想。由此可见，严复的“信”字标准是对中国传统译论思想的继承。
其次，关于“达”的标准。严复的“达”来自于“词达而已”，在论语中的意思为：文辞或语言的表述明白畅达，由此可知“达”的意思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译文明白，译文通顺。
达的标准是翻译活动中的必有之意，从“…则达尚焉”和“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中我们看出，“达”也是严复特别强调的一点。佛经译者维祗难在“其传经者，当令易晓…”中就已经强调了译文应该明白顺畅，而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则是通过对比“胡汉”语言的差异，强调为了译文的顺畅而“失本”的必要性。
最后，关于“雅”的标准。从译例言中我们可以知道，严复“雅”的理论来源在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句话在论语中的意思为：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很远，因此在翻译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译文应有文采。
“雅”是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一个概念，早在公元224年支谦和维祗难的文质之争就已经给“雅”的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之，“信达雅”是严复在吸收中国古代文论，佛教译经先贤的理论思想，总结自己翻译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提出的翻译标准。可以说，“信达雅”不仅仅是严复个人的翻译思想，它也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提纲挈领性的总结。
二.“信达雅”的理论缺陷
严复的三字标准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不仅体现在理论来源上，而且也体现在自身的理论缺陷上。作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部分，以今天翻译学科体系建设的标准来看，严复三字标准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自身概念的模糊性和单薄性。虽然严复在译例言中对自己的翻译标准有过阐释，但是仍旧未能对“信达雅”三字给出准确的界定，尤其是“雅”字，包括鲁迅、瞿秋白在内的很多人结合严复的译文特点将其解读为古雅，即用古文，瞿秋白为此曾批评道：“（严复）译需信达雅，文必夏商周”，而郭沫若和很多现代翻译理论家则将其解读为文章应有文采，采用古文翻译只是实现“雅”的手段之一；单薄性主要体现在对“信达雅”三字的定义太过局限，以“信”为例，取法于“修辞立诚”的“信”字在译例言中仅体现在“辞”上，而忽略了形式、风格等方面“信”的因素。
其次，缺乏体系性。这也是中国传统译论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传统译论大都以经验，心得体会的形式出现，不注重理论的建设，而“信达雅”也不例外。“信达雅”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三字之间关系实质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但是在面对翻译理论体系建设的任务面前还是显得太过单薄，三字之下没有足够的范畴、概念和体系的支撑。
三.如何对待“信达雅”
随着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中国传统译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动摇，面对体系完整，规定完备的西方翻译思想，中国传统译论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失语状况，而与此同时，研究翻译理论的国内学者也日益将精力放在西方翻译理论上，传统译论则受到了极大冷落。
虽然，从学科理论建设来说，“信达雅”的三字标准明显显得太过单薄，但是相对于西方翻译理论体系“信达雅”也有自己明显的独特优势：一方面，“信达雅”强调文本性，从翻译实践中来，对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而西方理论体系大多建立在假设性的基础之上，难以做到理论指导实践，甚至后来出现学科交叉，将翻译学与女权主义，殖民政治等结合起来，导致其他学科借翻译之口表达自己的主张的倾向，以至于出现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另一方面，“信达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简洁性，“高屋建瓴，一语中的，直逼真理”，反观西方翻译理论有为理论而理论的嫌疑，过于拘泥于细节性的硬性规定，缺乏变通性。
总之，中西翻译理论各有所长，“信达雅”自提出以来历经百年的争议而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足以证明其合理性。因此，作为今天的翻译工作者，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深入研究“信达雅”，不仅要知道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思想，而且也应该了解“信达雅”的“前世”和“来生”（林语堂的“忠顺美”，刘重德的“信达切”等都是对“信达雅”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其次，还应该正确对待西方翻译理论，借鉴其理论体系建设的经验；最后，立足中国传统译论的基础，将“信达雅”纳入到中国译传统论体系之中，用符合今天传统译论发展的要求去重新定义“信达雅”，丰富“信达雅”的含义，并用中国哲学、文论等之中特有的范畴，如言、意、气、形、神，名、实、道等，使其理论化，系统化。
参考文献：
罗新章，陈应年编.翻译论集[C].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
王秉钦，王颉.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许钧. 论翻译[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文学翻译学》序[J]. 中国翻译，2001.
【关键词】：信达雅；中国传统译论；西方翻译理论
一.“信达雅”的理论来源
众所周知，“信达雅”是严复在自己的译著《天演论·序例言》中提出的翻译主张。但是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并非是独创性的，或者说是毫无理论基础的，这一标准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译论思想渊源。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是这样表述自己关于“信达雅”的概念的：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以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词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
首先，关于“信”的标准，我们可以得知，严复取法于《易经》的修辞立诚，即写文章应该表现出作者的真实意图，因此，在翻译活动中我们可以将“信”理解为：翻译时应该表达出原作者的真正思想。
其实在中国传统译论中，“信”的概念早已有之。支谶有“凡所出经，类多玄深，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维祗难有“佛言依其義不用饰，取其法不以言”，他们都在强调翻译活动过程中需要注意其他事项的过程中首先强调译文要“信”（贵尚实中、依其义）的准则；后来，道安有：“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鸠摩罗什有“以信为本”的思想，更是直接地表达了翻译要“信”的思想。由此可见，严复的“信”字标准是对中国传统译论思想的继承。
其次，关于“达”的标准。严复的“达”来自于“词达而已”，在论语中的意思为：文辞或语言的表述明白畅达，由此可知“达”的意思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译文明白，译文通顺。
达的标准是翻译活动中的必有之意，从“…则达尚焉”和“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中我们看出，“达”也是严复特别强调的一点。佛经译者维祗难在“其传经者，当令易晓…”中就已经强调了译文应该明白顺畅，而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则是通过对比“胡汉”语言的差异，强调为了译文的顺畅而“失本”的必要性。
最后，关于“雅”的标准。从译例言中我们可以知道，严复“雅”的理论来源在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句话在论语中的意思为：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很远，因此在翻译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译文应有文采。
“雅”是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一个概念，早在公元224年支谦和维祗难的文质之争就已经给“雅”的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之，“信达雅”是严复在吸收中国古代文论，佛教译经先贤的理论思想，总结自己翻译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提出的翻译标准。可以说，“信达雅”不仅仅是严复个人的翻译思想，它也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提纲挈领性的总结。
二.“信达雅”的理论缺陷
严复的三字标准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不仅体现在理论来源上，而且也体现在自身的理论缺陷上。作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部分，以今天翻译学科体系建设的标准来看，严复三字标准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自身概念的模糊性和单薄性。虽然严复在译例言中对自己的翻译标准有过阐释，但是仍旧未能对“信达雅”三字给出准确的界定，尤其是“雅”字，包括鲁迅、瞿秋白在内的很多人结合严复的译文特点将其解读为古雅，即用古文，瞿秋白为此曾批评道：“（严复）译需信达雅，文必夏商周”，而郭沫若和很多现代翻译理论家则将其解读为文章应有文采，采用古文翻译只是实现“雅”的手段之一；单薄性主要体现在对“信达雅”三字的定义太过局限，以“信”为例，取法于“修辞立诚”的“信”字在译例言中仅体现在“辞”上，而忽略了形式、风格等方面“信”的因素。
其次，缺乏体系性。这也是中国传统译论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传统译论大都以经验，心得体会的形式出现，不注重理论的建设，而“信达雅”也不例外。“信达雅”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三字之间关系实质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但是在面对翻译理论体系建设的任务面前还是显得太过单薄，三字之下没有足够的范畴、概念和体系的支撑。
三.如何对待“信达雅”
随着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中国传统译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动摇，面对体系完整，规定完备的西方翻译思想，中国传统译论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失语状况，而与此同时，研究翻译理论的国内学者也日益将精力放在西方翻译理论上，传统译论则受到了极大冷落。
虽然，从学科理论建设来说，“信达雅”的三字标准明显显得太过单薄，但是相对于西方翻译理论体系“信达雅”也有自己明显的独特优势：一方面，“信达雅”强调文本性，从翻译实践中来，对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而西方理论体系大多建立在假设性的基础之上，难以做到理论指导实践，甚至后来出现学科交叉，将翻译学与女权主义，殖民政治等结合起来，导致其他学科借翻译之口表达自己的主张的倾向，以至于出现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另一方面，“信达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简洁性，“高屋建瓴，一语中的，直逼真理”，反观西方翻译理论有为理论而理论的嫌疑，过于拘泥于细节性的硬性规定，缺乏变通性。
总之，中西翻译理论各有所长，“信达雅”自提出以来历经百年的争议而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足以证明其合理性。因此，作为今天的翻译工作者，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深入研究“信达雅”，不仅要知道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思想，而且也应该了解“信达雅”的“前世”和“来生”（林语堂的“忠顺美”，刘重德的“信达切”等都是对“信达雅”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其次，还应该正确对待西方翻译理论，借鉴其理论体系建设的经验；最后，立足中国传统译论的基础，将“信达雅”纳入到中国译传统论体系之中，用符合今天传统译论发展的要求去重新定义“信达雅”，丰富“信达雅”的含义，并用中国哲学、文论等之中特有的范畴，如言、意、气、形、神，名、实、道等，使其理论化，系统化。
参考文献：
罗新章，陈应年编.翻译论集[C].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
王秉钦，王颉.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许钧. 论翻译[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文学翻译学》序[J]. 中国翻译，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