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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至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召开四次会议。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列出的60项改革任务已启动39项。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此前，他曾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说，领导干部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用法治之脑控制政府与市场之手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中国经济又到关键节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经济发展和改革指明路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当下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是如何利用精细化、集约化的法治，约束逐利的、不受控制的政府行为。一句话：政府应在法治框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使政府行为与市场运行规则制度化。具体说，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表现在：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被有效、合理地束缚在法定范围内，根据宪法、法律规定，依据全国人大授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例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举债行为等应有法律约束，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规划、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等应以立法方式制定实施，并需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改善市场竞争生态。目前，政府失灵的乱象有较大一部分是与民不当争利，有些地方政府及部门利用自身强势，成为市场利益的独享者。
政府应主动释放权力，依法行使必要监管，最小化地干预市场经济运行。法治应成为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器，在两者不可偏废的情况下，更需法治之脑去控制政府与市场之手，弥补它们的失灵现象。
“先试先行”要衔接“法制护航”
马一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并非要从外部给社会强加压力，而是要自上而下建立可信任的秩序，使人人明晓政府权力边界，充分释放国家治理各个领域的活力，这是法治共同体实现的整体价值。
如果改革创新、跨越发展成为可以无视程序、违背法律的“特例”，无疑是对法治共同体信任基础的破坏，最终会严重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要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就要在立法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改革决策和行为必须尊崇宪法权威。如果不对权力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就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甚至借改革之名行违法乱纪之实。
科学把握法制稳定性和政策灵活性的关系，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把“先行先试”和“法制护航”衔接起来，使改革由政策主导型逐步转变为法律主导型，这也是法治中国应有之义。
要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发挥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职能的法治化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前提，要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防止出现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
改革者应当严格依法行事，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当改革与既有法律相冲突，切忌冲撞法律甚至破坏其权威，否则会严重消解民众对法治的信心，不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
法治建设思路需反思和重构
强世功（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过去30多年法治建设的发展，其理论话语和具体实践，往往围绕“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展开。前者片面强调国家正式制定法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忽略了党规党法、道德伦理和民间习惯法等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后者片面强调实施法律最主要和最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是法院，忽略了其他机构在实施法律和解决纠纷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法治建设思路需要反思和重构。
“律法中心主义”忽视了社会道德及其他社会规范，可能导致价值虚无和社会失范，社会核心价值观难以确立。“法院中心主义”鼓励民众好诉，排斥调解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导致法院不堪负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下降。
中国法治发展必须从国家治理的总体布局出发，探索国家治理的理性化和现代化，建构“法治共和国。”
要把“多元主义”的法律观贯穿法治发展始终，即不仅关注国家正式律法，而且要关注党规党法、道德伦理和社会风尚的建设，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法治的发展要与社会风尚的培养结合，党风、政风、商风、学风和民风与良好的法治建设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注法院，而且关注执政党、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既要求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裁判，也要求社会主体和公民要依法办事，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总体格局。
改革过程中，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不可或缺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国务院以大力度进行审批制度改革，大幅简政放权，前所未有，其间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不可或缺。
坚持依法规范权力，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要建立健全边界清晰、运转高效、相互协调、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模式，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纠正唯经济GDP马首是瞻的做法，建立法治GDP，把法治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要完善覆盖全面、运转高效、执行有力的权力监督体系，强化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实效性。要发挥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协同作用，增强监督的权威性，提高监督的实效性。
要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构建党的监督与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转化机制。加强人大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确保法律法规有效实施。
其次，完善民主监督法律制度，实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常态运行，发挥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规范协商内容和协商程序。
最后，要加快反腐倡廉法律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实施效果。依法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整合纪检监察、审计和反贪机构，依法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领导体制。
用法治之脑控制政府与市场之手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中国经济又到关键节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经济发展和改革指明路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当下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是如何利用精细化、集约化的法治，约束逐利的、不受控制的政府行为。一句话：政府应在法治框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使政府行为与市场运行规则制度化。具体说，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表现在：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被有效、合理地束缚在法定范围内，根据宪法、法律规定，依据全国人大授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例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举债行为等应有法律约束，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规划、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等应以立法方式制定实施，并需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改善市场竞争生态。目前，政府失灵的乱象有较大一部分是与民不当争利，有些地方政府及部门利用自身强势，成为市场利益的独享者。
政府应主动释放权力，依法行使必要监管，最小化地干预市场经济运行。法治应成为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器，在两者不可偏废的情况下，更需法治之脑去控制政府与市场之手，弥补它们的失灵现象。
“先试先行”要衔接“法制护航”
马一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并非要从外部给社会强加压力，而是要自上而下建立可信任的秩序，使人人明晓政府权力边界，充分释放国家治理各个领域的活力，这是法治共同体实现的整体价值。
如果改革创新、跨越发展成为可以无视程序、违背法律的“特例”，无疑是对法治共同体信任基础的破坏，最终会严重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要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就要在立法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改革决策和行为必须尊崇宪法权威。如果不对权力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就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甚至借改革之名行违法乱纪之实。
科学把握法制稳定性和政策灵活性的关系，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把“先行先试”和“法制护航”衔接起来，使改革由政策主导型逐步转变为法律主导型，这也是法治中国应有之义。
要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发挥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职能的法治化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前提，要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防止出现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
改革者应当严格依法行事，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当改革与既有法律相冲突，切忌冲撞法律甚至破坏其权威，否则会严重消解民众对法治的信心，不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
法治建设思路需反思和重构
强世功（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过去30多年法治建设的发展，其理论话语和具体实践，往往围绕“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展开。前者片面强调国家正式制定法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忽略了党规党法、道德伦理和民间习惯法等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后者片面强调实施法律最主要和最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是法院，忽略了其他机构在实施法律和解决纠纷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法治建设思路需要反思和重构。
“律法中心主义”忽视了社会道德及其他社会规范，可能导致价值虚无和社会失范，社会核心价值观难以确立。“法院中心主义”鼓励民众好诉，排斥调解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导致法院不堪负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下降。
中国法治发展必须从国家治理的总体布局出发，探索国家治理的理性化和现代化，建构“法治共和国。”
要把“多元主义”的法律观贯穿法治发展始终，即不仅关注国家正式律法，而且要关注党规党法、道德伦理和社会风尚的建设，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法治的发展要与社会风尚的培养结合，党风、政风、商风、学风和民风与良好的法治建设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注法院，而且关注执政党、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既要求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裁判，也要求社会主体和公民要依法办事，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总体格局。
改革过程中，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不可或缺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国务院以大力度进行审批制度改革，大幅简政放权，前所未有，其间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不可或缺。
坚持依法规范权力，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要建立健全边界清晰、运转高效、相互协调、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模式，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纠正唯经济GDP马首是瞻的做法，建立法治GDP，把法治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要完善覆盖全面、运转高效、执行有力的权力监督体系，强化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实效性。要发挥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协同作用，增强监督的权威性，提高监督的实效性。
要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构建党的监督与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转化机制。加强人大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确保法律法规有效实施。
其次，完善民主监督法律制度，实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常态运行，发挥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规范协商内容和协商程序。
最后，要加快反腐倡廉法律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实施效果。依法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整合纪检监察、审计和反贪机构，依法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领导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