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换过肾的人在泰国举行的首届“亚洲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上，顽强拼搏、力挫群雄，终于获得了一银三铜的好成绩。这位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就是蒙山汉子尚连萍。而在一面面奖牌背后，却凝聚着妻子马桂芳感人肺腑的真心奉献。本文以自述的形式，向读者讲述一个个令人动容的真实故事。
　　
　　天降横祸，妻子把我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
　　
　　我和妻子马桂芳是1981年春天经人介绍认识的，我俩一见钟情，很快就坠入了情网。因为我曾患过急性肾炎，所以她的家人对这门婚事不怎么赞成，但这并没有阻挡两颗相爱的心越靠越拢，1983年，我们结婚了。
　　快乐的日子才维持了短短３年，不幸就降临了——我的肾炎又犯了。为了伺候我，桂芳辞掉了工作，还学会了煎药、打针、灌肠等很专业的医疗技术，并从此踏上了四处为我抓药的艰辛历程。
　　记忆中，有两次桂芳为我抓药催人泪下的细节。一次是她到安徽蒙城去为我抓药的经历。当时，桂芳到达蒙城已是傍晚，为了省下住宿费，一向胆小的妻子便向药店的老板借了一床棉被，住在药店废弃的仓库里。由于又累又饿，她很快睡着了，夜里10点多钟，忽然感到脸上、耳朵上、手上一阵阵疼痛，一翻身，便听到有许多东西“扑通、扑通”地跳下床，用手电筒一照，只见地上密密麻麻、黑压压的全是老鼠，约有上百只！她用手摸了摸耳朵、脸上全是血。原来，老鼠竟把她当成了一顿美餐。桂芳吓得直流泪，浑身打哆嗦，抱着棉被一夜没敢合眼。还有一次是去吉林抓药。当时我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有好几次处于昏迷状态。妻子从电视广告中得知吉林长春有一种新发明的中药后，又拿着七借八凑弄来的１万元钱，坐上了去长春的火车。由于走时太匆忙，忽视了两地的温差，忘记了带棉衣，到达长春时，正赶上下大雪。药店地处偏僻，桂芳人生地不熟，只得边打听边摸索着向前走。吉林的冬天异常寒冷，滴水成冰，肆虐的寒风夹着漫天大雪打在她那单薄的身子上，冻得她浑身发抖，嘴唇发紫，连牙齿都“咯咯”地在打架。找到药店时，饥寒交迫的桂芳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昏倒在地。医生得知她是为丈夫抓药而冻成这样，非常感动，不但为她找来了御寒的棉衣，还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她一个疗程的药。当妻子返回临沂下火车后，已是七八天的时间过去了，她边走边流泪，心里最挂念的是我是否还用得上这些药，担心我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的我也在流泪，担心等不到妻子回来我就走了，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妻子一面了。所以，当桂芳揣着药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俩百感交集，抱头大哭起来。
　　从1986年到1992年，6年多的时间里，妻子为了抓药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安徽、吉林等十多个省市，行程10万多公里，共花去药费10万余元。我们家中除了几间房子外，能卖的东西全卖了。许多亲戚、朋友认为我们家是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们，连正眼都不看我们，甚至还有人劝桂芳：“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你别再管他了，趁年轻另找个主吧。”妻子流着泪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像他这种情况，我怎么能丢下不管呢？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呀！”那段时间，我俩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
　　1992年8月，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再次住进了医院。经检查，我的双肾已全部坏死，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考虑到家中已负债累累，换肾还需要10多万元的费用，再加上等待肾源期间每周要做两次以上的血液透析，花费很大，我便拒绝了。桂芳听到医生的话，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不但反复做我的工作，甚至偷偷找到医生化验了自己的血型，无奈对不上号。但她还是坚定地告诉医生，帮我联系肾源，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帮我换上肾。待我病情稳定下来后，桂芳再一次将我接回家中，每周陪我去医院做血透。当时，家中已债台高筑，每次看到妻子花那么多的钱我就心疼不已，同时也感到非常纳闷，钱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反复追问，但她总支支吾吾地说是“从亲戚家借的”。可我还是半信半疑。直到有一天，我从妻子的一双旧鞋里发现了一大堆卖血的单子，才知道我做血透的钱，竟然大多是她卖血换来的！
　　1993年11月的一天，医生告诉桂芳，等待已久的肾源马上就要到了。听到这个消息，她当着医生的面高兴地哭了。为了凑齐各方面的费用，妻子毅然将我们赖以栖身的房子卖了，从此，全家便寄宿到街道废弃的几间四面透风的平房里。
　　也许是妻子的真情感动了苍天，我的手术非常成功。
　　
　　为我康复，妻子每天都在透支生命
　　
　　手术的成功，虽然使桂芳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但更大的困难却再次摆在她面前。据专家讲，肾脏移植最关键的是术后服药，做完换肾手术，只是完成了整个过程的一半，要想存活，必须终生服药。在换完肾的第一年里，我每天服用的药物都得花去250元以上，一年下来，费用至少也需七八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妻子咬紧牙关，再次用她那瘦弱的肩膀挑起了这副重担。
　　东乞西讨凑了１万元钱，妻子开了一家制钉厂。为了节省运费，她借了一辆排车，一捆捆地把原材料往家拉，手掌上都磨出了血泡。既是厂长又是工人，既是购货员又是销售员，桂芳就这样天天不知疲倦地劳作，有时两三天都不能合眼。
　　功夫不负有心人，工厂逐步上了正轨，我的医药费也有了着落。然而，妻子却由于过度透支生命，终于被病魔缠上了——竟患有关节炎、胃炎等十多种疾病。医生告诉我，这都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望着妻子那摞厚厚的检查结果，望着她那日益消瘦的脸庞，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心中禁不住默默念道：妻啊，你就是爱的化身！
　　
　　奖牌后面，是妻子欣慰的笑容
　　
　　我的肾移植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心里却很消极，总觉得欠妻子的太多太多。特别是刚出院的半年里，大小便都在屋里，桂芳在管理工厂的同时，每天还要像伺候孩子一样为我端屎端尿，从没有半句怨言。康复后，我虽然能够自由活动了，但由于受身体条件的限制，还是不能为妻子分担工作的辛劳。每当看到她那疲惫的身影，我的心就在流血，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善解人意的妻子看透了我的心理，便劝我多参加体育锻炼，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的人，参加各类社交活动。为此，桂芳还专门为我买了一些张海迪、朱彦夫等身残志坚、奋发有为的书籍，为我订了一些体育类的报纸。然而，妻子的一番苦心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我还是一天到晚闷闷不乐地消极度日。
　　1997年11月的一天，我到济南参加了全省“肾友联谊会”。会上，济南电力研究院的赵芳老师介绍了她去澳大利亚参加“世界器官移植受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遭遇，引起了我心灵深处的极大震动。她说，该运动会已成功地举办了12届，很多国家都派出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而我国只有她一人参加，而且还是以个人的名义申报的。
　　听了赵芳的介绍，我心里既激动又心酸。激动的是我知道了国际上有这样的一个运动会，心酸的是我们有那么多换过器官的人，却只有赵芳一人参加，还是个女性。想起奥运会、亚运会乃至残奥会、特奥会上中国健儿的雄风，难道我们这些换过器官的真成了身残志短的废人了吗？我深为自己和有同样遭遇的同胞而惭愧。不，我要参加这样的运动会，我要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的竞技场上，让各国的器官移植受者倾听我们中国的国歌……就从那一刻起，我坚定了这个信念。
　　当我回到家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桂芳时，她高兴得跳了起来，揽着我的脖子说：“连萍，你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我又看到了你当年的雄风。你一定能够成功的！”随后，她便买来了哑铃、双杠、单杠、篮球、足球、羽毛球拍等体育器材。为了强化对我的训练，妻子还专门到体校聘请了专业教练前来辅导，并帮助我制订了周密的训练计划。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我感到有能力参加这个特殊的运动会了！
　　2002年，当我得知泰国将举办首届“亚洲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的消息后马上报了名。同年11月2日，对于我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在这届运动会上取得了4×400米接力赛银牌、跳远铜牌、羽毛球单双打铜牌等“一银三铜”的好成绩。当我站在领奖台上，看到五星红旗在异国的体育场上空冉冉升起，整个运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时，我激动得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仿佛看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妻子正向我微笑……
　　2003年7月16日，我又参加了在法国南希举办的第14届“世界器官移植受者奥运会”，取得了400米短跑第5名、5公里竞走第6名、跳远第7名等好成绩。2004年6月26日，我再次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中国首届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取得了800米短跑第3名、100米短跑第7名的好成绩。
　　现在，我进一步加大了训练强度，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中，准备迎接下一届“世界器官移植受者奥林匹克运动会”，争取以更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让有限的生命在每一天里都充满活力，并以此回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