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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在历史传记中“还原”历史人物，考验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功力。郭天印《狄仁杰传》，紧扣狄仁杰的为官经历，重点叙述狄仁杰从政的言行，一方面工笔雕琢狄仁杰卓越的个人修养和智慧圆融，另一方面水墨式地渲染了整个唐代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情世故。在狄仁杰的形象塑造上，更接近于狄仁杰从政韬略的体察，达到了人物主体新的“还原”，有助于读者更为准确地解读出作品的内在精神价值。
关键词：狄仁杰 还原 精神价值
随着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兴盛，历史人物题材的电视剧满足了受众自由评说历史的俯视心理，又容易营造宏大的画面感，能够获得名利双赢效果，因而激活了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的创作热潮。纵观此类题材的创作，多以曲折的故事性取胜，便于改编为剧本，实现小说的持续性收益。例如提及狄仁杰，自然会想到《狄仁杰断案传奇》之类的电视剧，以至于遮蔽了以狄仁杰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官员阶层真正的精神气质，而中国文化真正的脊梁正是这群具有严格律己慎独悲悯天下的士大夫阶层担纲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素养必须经过长期修习而成，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艺术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下一系列的戏说式传记更加遮蔽了中国古代严谨缜密，甚至皇权都无法为所欲为的律法制度。可以说，商业性的介入，造成了中国当代历史人物小说和传记文学的世俗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继承造成一定程度和广度的杀伤力。
从幼儿读物到大学课程，中国单在教育体系方面，采用的都是西方科学的研究思维模式；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中国信仰体系、价值体系等多方面的乱象横生；代表中国文化的典型历史人物，由于时代差异、语言隔膜，难以让当代青年感同身受；大量的快餐文化，信息化引发的大数据交换，其变化之快使人们来不及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来不及独立思考，呈现出当代文明的“荒原”现象；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新技术和多元价值观不断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发底层，巨大的时空聚缩多媒体传播，随时拷问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续接能力。这样的文学创作环境形成了作家集体无意识的失联于中国古代人物的精神世界，因此，“还原”历史人物的可能性成为本文研究的主旨。
一、现象学视域中对“还原”的理解
现象学是20世纪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布伦塔诺意向性心理哲学的影响下创立的哲学流派，之所以引入本文是因为现象学强调意识经验中的实在对象。胡塞尔上学期间受到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及机能心理学先驱詹姆斯的影响，将描述心理学方法引入哲学领域，试图通过描述法探寻研究对象的“本质”，在对象中寻找不变的“先天”因素，其研究方法不是直向的思维行为，而是一种反思的活动。通过意识对自身的反思，亦即通过对理性的批判来把握所有真正认识的原本源泉。因此胡塞尔要求哲学现象学描述是在对个体意指和种类意指之体验的反思中进行的。
事实上在研究历史传记作家通过描述寻找到人物的“先天”因素时，采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从“反思”的角度着手，则有可能建立起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与继承的理性通道。按照现象学的分析方法，传记的创作者首先要从采集的大量的历史资料中进行取舍，这种取舍的过程就已经包含了意向性，创作者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意向性进行反思，并且通过创作进行下一步的被揭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后要对这种着墨深浅再一次反思，否则就可能遮蔽了传记对象的绝对反思性的明察。而这种反思，必须是带有最完善的无前提性的觉察。诚如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认为的那样，散文和小说的创作都带有鲜明的目的性，都会受到社会政治形态的影响。
由此出发，检验创作者是否具有无前提的绝对反思性的明察，就必须全面地了解作家所有的作品，通过不同作品的塑造，组合在一起考量作家的这种能力，也可因此判断其创作的传记中人物“还原”到何种程度。
二、《狄仁杰传》的作者分析与“还原”的可能性
本文通过十五年的跟随访问，熟读了山西作家郭天印所有的文学作品：从早期的《四书五经经典故事》到近几年井喷式创作，历史题材小说《沁源围困战》《太原保卫战》《大宋三杰》《郑成功》；军旅题材小说《中国战友》；杂文集《醉里挑灯看剑》等，其写作视角都是宏观审视的高度，其书写对象都是统帅和士大夫的领袖式人物，或是军营步入社会的高层军官。作者本人亦是亲身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的政治变革，目睹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时代变化，加之经过领导岗位的历练，因此，从个体文化的积蓄能力和宏观思考微观审视的高度，都决定了其具备了体悟狄仁杰这样一位传奇般宰相的基本条件。
1.作者长期书写的作品主题与“还原”主体的契合度分析 对于战争题材的小说，和其他小说作者不同之处在于，一般战争题材小说会把重点放在故事性方面，根据某些个体典型人物塑造烘托战争的宏观氛围，这种方式在阅读性方面无疑是具有优势的，使得读者具有强烈的代入感。但是郭天印的写作角度放在对整个战争局面的解读上，在遵照史料的基础之上对战争的得失进行评价和概括，作为普通读者会觉得骨干过强，但是这种书写方式则能够站在指挥者的角度，审视战争的利害得失，对读者造成阅读考验。按照现象学寻找显示着世界内涵的“源泉”本身的分析方法，郭天印这种不屈就于读者的主题诠释方式，抓住战争的实质，才能够接近于战争真正的主题内涵。因此，在《狄仁杰传》的主题上，作者紧紧扣住狄仁杰的为官经历，叙述重点放在狄仁杰从政的言行上，一方面工笔雕琢狄仁杰卓越的个人修养和智慧圆融，另一方面水墨式地渲染了整个唐代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情世故，每个人的面貌勾勒都带给读者崭新又合情合理的体验。这种效果，正是站在时代内涵人情源泉的角度，才得以提供给了读者阅读的获益感。
2.作者人物塑造中呈现的价值观与“还原”性格的契合度分析 从郭天印的几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来看，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郑成功、狄仁杰都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的杰出代表，都曾经位居重臣。胡塞尔提出了内在感知和超越感知的概念，从这些人物塑造的选择上分析，根据作者本人的成长经历和社会经历，在内在感知方面具备对这些人物的理解能力；作者在杂文集《醉里挑灯看剑》当中体现的个人价值观和世界观也接近古代君子的道德标准，因此在人物塑造中憑借人物的描述，实现了超越感知。这一点能够从其历年的小说创作排序中体验到，这种感知性逐年精粹。因此，在《狄仁杰传》中狄仁杰形象塑造上，更接近于狄仁杰从政韬略的体察，这种反思的效果，使得读者在阅读《狄仁杰传》时能够鲜明地感觉到整部作品弥漫着朗朗正气和为政的智慧之光。 三、《狄仁杰传》的独特文体风格与“还原”相容性
郭天印在长期的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都不自觉地贯穿着念天地悠悠独立寒江的士大夫气象，在书写着墨时不以细节的繁复博取读者的好奇心，唯以浩浩情怀取胜，并开创了历史小说第三方叙述的评论式写法。这种书写方式也恰恰成为评价者的争鸣之处。
在《狄仁杰传》的《自序》中，作者陈述了迷恋狄公五十载，童年时期开始对狄仁杰的故事感兴趣，形成了创作的启蒙关注，中年之后开始收集狄仁杰的各方面资料，这个步骤的意义在于完成了现象学另一位代表人物舍勒提出的“反思”，是一种关注着行为以及生活于行为进行之中的人格的知识，是一种“反思知识”。接着作者用十多年时间，随着狄仁杰曾经的脚步游历中国，采访祖辈留下的记忆，凭吊狄仁杰留下的遗迹。这些活动实现了悬搁认识对象的本质，转向直观自身的反思过程，无疑，这就是现象学的先验还原。本人之所以引进现象学视域来描述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作，是因为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道德经》的哲学思想，鲜明地出现在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思维中，通过西方清晰的哲学语汇，更能够将老子“无”的境界释放在文学创作的分析中，对作者的创作动机细密剖析，更准确地解读其作品的精神价值。
回到《狄仁杰传》的内容当中，读者并没有看到大量的史料，作者完全摆脱边叙事边议论边引据的“范式”写法，自由捭阖，甚至加入当下时尚的调侃式语言，进入自我书写的纵横奔放，这或许令某些研究者疑惑不解。但应该说这就是现象学分析中的第三个层级，作者已然是把直观自身作为直观的对象，除了层次上的递迭外，似乎已经没有对象了，就如同老子“无”的境界一样，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悬搁，只留下了三项现象学剩余：自我、我思、我思对象，代替明证性和被给予性的是构造性出现。一如老子的“无”中生有的哲学思想。作者到达这样创作状态时，已经是按照狄仁杰的精神境界开始无意识地书写了。所有的史料都已经就是笔下生风的每一个汉字，而字里行间都是狄仁杰的魂魄，这也是现象学讨论的最深层内涵，即“无我”境界。尽管作者依旧在用第三人称评说，这种评说的气质更接近于人物本身，悄然地实现了“无中生有”。隐匿在其间的人物精神气质的“还原”，如果不经过整体专注的阅读过程，就很容易被研究者先入为主的理性和技巧论而遮蔽。因而，正是通过现象学的视域，我们能够看到这本《狄仁杰传》的价值所在。
当然，在作者达到创作状态的无意识写作时，必然会削弱规整化的一般创作标准。在痛快地阅读之后，读者自然也会对某些已经被提出却未曾解决的问题怅然若失。
参考文献：
[1]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2] 萨特.萨特读本[M].桂裕芳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狄仁杰 还原 精神价值
随着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兴盛，历史人物题材的电视剧满足了受众自由评说历史的俯视心理，又容易营造宏大的画面感，能够获得名利双赢效果，因而激活了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的创作热潮。纵观此类题材的创作，多以曲折的故事性取胜，便于改编为剧本，实现小说的持续性收益。例如提及狄仁杰，自然会想到《狄仁杰断案传奇》之类的电视剧，以至于遮蔽了以狄仁杰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官员阶层真正的精神气质，而中国文化真正的脊梁正是这群具有严格律己慎独悲悯天下的士大夫阶层担纲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素养必须经过长期修习而成，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艺术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下一系列的戏说式传记更加遮蔽了中国古代严谨缜密，甚至皇权都无法为所欲为的律法制度。可以说，商业性的介入，造成了中国当代历史人物小说和传记文学的世俗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继承造成一定程度和广度的杀伤力。
从幼儿读物到大学课程，中国单在教育体系方面，采用的都是西方科学的研究思维模式；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中国信仰体系、价值体系等多方面的乱象横生；代表中国文化的典型历史人物，由于时代差异、语言隔膜，难以让当代青年感同身受；大量的快餐文化，信息化引发的大数据交换，其变化之快使人们来不及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来不及独立思考，呈现出当代文明的“荒原”现象；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新技术和多元价值观不断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发底层，巨大的时空聚缩多媒体传播，随时拷问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续接能力。这样的文学创作环境形成了作家集体无意识的失联于中国古代人物的精神世界，因此，“还原”历史人物的可能性成为本文研究的主旨。
一、现象学视域中对“还原”的理解
现象学是20世纪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布伦塔诺意向性心理哲学的影响下创立的哲学流派，之所以引入本文是因为现象学强调意识经验中的实在对象。胡塞尔上学期间受到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及机能心理学先驱詹姆斯的影响，将描述心理学方法引入哲学领域，试图通过描述法探寻研究对象的“本质”，在对象中寻找不变的“先天”因素，其研究方法不是直向的思维行为，而是一种反思的活动。通过意识对自身的反思，亦即通过对理性的批判来把握所有真正认识的原本源泉。因此胡塞尔要求哲学现象学描述是在对个体意指和种类意指之体验的反思中进行的。
事实上在研究历史传记作家通过描述寻找到人物的“先天”因素时，采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从“反思”的角度着手，则有可能建立起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与继承的理性通道。按照现象学的分析方法，传记的创作者首先要从采集的大量的历史资料中进行取舍，这种取舍的过程就已经包含了意向性，创作者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意向性进行反思，并且通过创作进行下一步的被揭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后要对这种着墨深浅再一次反思，否则就可能遮蔽了传记对象的绝对反思性的明察。而这种反思，必须是带有最完善的无前提性的觉察。诚如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认为的那样，散文和小说的创作都带有鲜明的目的性，都会受到社会政治形态的影响。
由此出发，检验创作者是否具有无前提的绝对反思性的明察，就必须全面地了解作家所有的作品，通过不同作品的塑造，组合在一起考量作家的这种能力，也可因此判断其创作的传记中人物“还原”到何种程度。
二、《狄仁杰传》的作者分析与“还原”的可能性
本文通过十五年的跟随访问，熟读了山西作家郭天印所有的文学作品：从早期的《四书五经经典故事》到近几年井喷式创作，历史题材小说《沁源围困战》《太原保卫战》《大宋三杰》《郑成功》；军旅题材小说《中国战友》；杂文集《醉里挑灯看剑》等，其写作视角都是宏观审视的高度，其书写对象都是统帅和士大夫的领袖式人物，或是军营步入社会的高层军官。作者本人亦是亲身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的政治变革，目睹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时代变化，加之经过领导岗位的历练，因此，从个体文化的积蓄能力和宏观思考微观审视的高度，都决定了其具备了体悟狄仁杰这样一位传奇般宰相的基本条件。
1.作者长期书写的作品主题与“还原”主体的契合度分析 对于战争题材的小说，和其他小说作者不同之处在于，一般战争题材小说会把重点放在故事性方面，根据某些个体典型人物塑造烘托战争的宏观氛围，这种方式在阅读性方面无疑是具有优势的，使得读者具有强烈的代入感。但是郭天印的写作角度放在对整个战争局面的解读上，在遵照史料的基础之上对战争的得失进行评价和概括，作为普通读者会觉得骨干过强，但是这种书写方式则能够站在指挥者的角度，审视战争的利害得失，对读者造成阅读考验。按照现象学寻找显示着世界内涵的“源泉”本身的分析方法，郭天印这种不屈就于读者的主题诠释方式，抓住战争的实质，才能够接近于战争真正的主题内涵。因此，在《狄仁杰传》的主题上，作者紧紧扣住狄仁杰的为官经历，叙述重点放在狄仁杰从政的言行上，一方面工笔雕琢狄仁杰卓越的个人修养和智慧圆融，另一方面水墨式地渲染了整个唐代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情世故，每个人的面貌勾勒都带给读者崭新又合情合理的体验。这种效果，正是站在时代内涵人情源泉的角度，才得以提供给了读者阅读的获益感。
2.作者人物塑造中呈现的价值观与“还原”性格的契合度分析 从郭天印的几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来看，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郑成功、狄仁杰都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的杰出代表，都曾经位居重臣。胡塞尔提出了内在感知和超越感知的概念，从这些人物塑造的选择上分析，根据作者本人的成长经历和社会经历，在内在感知方面具备对这些人物的理解能力；作者在杂文集《醉里挑灯看剑》当中体现的个人价值观和世界观也接近古代君子的道德标准，因此在人物塑造中憑借人物的描述，实现了超越感知。这一点能够从其历年的小说创作排序中体验到，这种感知性逐年精粹。因此，在《狄仁杰传》中狄仁杰形象塑造上，更接近于狄仁杰从政韬略的体察，这种反思的效果，使得读者在阅读《狄仁杰传》时能够鲜明地感觉到整部作品弥漫着朗朗正气和为政的智慧之光。 三、《狄仁杰传》的独特文体风格与“还原”相容性
郭天印在长期的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都不自觉地贯穿着念天地悠悠独立寒江的士大夫气象，在书写着墨时不以细节的繁复博取读者的好奇心，唯以浩浩情怀取胜，并开创了历史小说第三方叙述的评论式写法。这种书写方式也恰恰成为评价者的争鸣之处。
在《狄仁杰传》的《自序》中，作者陈述了迷恋狄公五十载，童年时期开始对狄仁杰的故事感兴趣，形成了创作的启蒙关注，中年之后开始收集狄仁杰的各方面资料，这个步骤的意义在于完成了现象学另一位代表人物舍勒提出的“反思”，是一种关注着行为以及生活于行为进行之中的人格的知识，是一种“反思知识”。接着作者用十多年时间，随着狄仁杰曾经的脚步游历中国，采访祖辈留下的记忆，凭吊狄仁杰留下的遗迹。这些活动实现了悬搁认识对象的本质，转向直观自身的反思过程，无疑，这就是现象学的先验还原。本人之所以引进现象学视域来描述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作，是因为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道德经》的哲学思想，鲜明地出现在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思维中，通过西方清晰的哲学语汇，更能够将老子“无”的境界释放在文学创作的分析中，对作者的创作动机细密剖析，更准确地解读其作品的精神价值。
回到《狄仁杰传》的内容当中，读者并没有看到大量的史料，作者完全摆脱边叙事边议论边引据的“范式”写法，自由捭阖，甚至加入当下时尚的调侃式语言，进入自我书写的纵横奔放，这或许令某些研究者疑惑不解。但应该说这就是现象学分析中的第三个层级，作者已然是把直观自身作为直观的对象，除了层次上的递迭外，似乎已经没有对象了，就如同老子“无”的境界一样，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悬搁，只留下了三项现象学剩余：自我、我思、我思对象，代替明证性和被给予性的是构造性出现。一如老子的“无”中生有的哲学思想。作者到达这样创作状态时，已经是按照狄仁杰的精神境界开始无意识地书写了。所有的史料都已经就是笔下生风的每一个汉字，而字里行间都是狄仁杰的魂魄，这也是现象学讨论的最深层内涵，即“无我”境界。尽管作者依旧在用第三人称评说，这种评说的气质更接近于人物本身，悄然地实现了“无中生有”。隐匿在其间的人物精神气质的“还原”，如果不经过整体专注的阅读过程，就很容易被研究者先入为主的理性和技巧论而遮蔽。因而，正是通过现象学的视域，我们能够看到这本《狄仁杰传》的价值所在。
当然，在作者达到创作状态的无意识写作时，必然会削弱规整化的一般创作标准。在痛快地阅读之后，读者自然也会对某些已经被提出却未曾解决的问题怅然若失。
参考文献：
[1]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2] 萨特.萨特读本[M].桂裕芳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