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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呼兰河传》创作于1940年12月，是萧红成就最大却也争议最多的一部作品。茅盾在给《呼兰河传》作的序中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1]它突破了传统的对人物的描写方法，以一种零散的方式来塑造人物的灵魂，书写人性。本文通过对《呼兰河传》中零散的人物进行整合，总结出萧红的家人、受难者、看客等几种形象，展示出萧红以女性的视角对人性的沉重书写。
【关键词】：人物;人性;呼兰河传
一、家人群像——无法回归的精神家园
作品以儿童的视角，展示了作者的童年生活。可以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孤寂的。她的寂寞、孤寂，与她所处的家庭氛围息息相关。
祖父是“我”的精神的核心，也是“我”的快乐的来源。“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4] （P550）。虽然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没有玩伴，可是，祖父却成为“我”生活中的唯一一抹亮色。他陪我“玩”，不会大声呵斥“我”，不会反感“我”的反叛行为。纵然萧红可以跳出那种普遍存在的愚昧无知的文化圈，但作为一个孩子，来自长辈的关心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无疑，祖父便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与之相反，父母和祖母对于“我”来说，始终处于一种陌生化的状态。作品中对他们的描写很少，只有聊聊几笔，从她的漫画式的描写中我们无法看出他们的整体形象，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与“我”之间的隔膜。“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件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还有后花园。”[4] （P562） “虽然进了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方向，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4] （P567）这种家庭环境造就的是一种阴森森的寂寞，以及萧红对家庭的反叛和偏离。他们对“我”的不喜爱，也是基于封建家庭的观念，萧红不具备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她的性格天生爱动，有自己独特的观念。
祖父和其他人的对比，不仅仅是萧红童年生活的回忆，对爱的渴望，更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比，是萧红对现实的无奈的感叹和对理想的追求，引发了萧红对独立于世的苍凉感的感叹。
二、受难者形象的发展——活着等于死去
呼兰河是一个陷入古老的乡村，在这个村子里的人们始终挣扎在“历史的沉渣和封建习惯的烂泥”[7]的“泥坑”之中不能自拔，每个人都在受苦受难。
团圆媳妇是一个受难者的典型。她仅仅十二岁，天真、爱笑、大方，被嫁到老胡家，婆婆凭借不成文的理由——媳妇熬成婆，生生地将她打得遍体鳞伤，精神恍惚，又用各种偏方将她折磨致死。中国古老的社会不允许“天真、大方”这些人性的存在，而要将所有的人固定在一个模式中，无论是对的错的，合规矩就是好的。
冯歪嘴子的悲剧是受难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冯歪嘴子是一个磨倌，他和一个富家小姐王大姐未婚而生下了一个儿子，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大姐死了。众人都觉得冯歪嘴子应该哭，应该寻死，应该悲痛地过完后半生。可是，“他虽然也有悲哀，他虽然也常常满含着眼泪，但是他一看到大儿子会拉着小驴饮水了，他就立刻把那含着眼泪的眼睛笑了起来。他说，慢慢就中用了。”[4] （P676）他的小儿子一天一天的喂着，越喂眼睛越大，胳膊，腿，越来越瘦。在别人眼里，这孩子非死不可……但是冯歪嘴子，一休息下来就抱着他的孩子，天太冷，他就烘了一堆火给他烤着。那孩子刚一咧嘴笑，那笑的才难看呢，因为又不像笑，又不像哭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咧嘴。但是冯歪嘴子却欢得不得了了。他说，这小东西会哄人了，或是，这小东西懂人事了……”[4] （P677）
团圆媳妇和冯歪嘴子分别是对中国社会游离于主流道德规范之外的人的出路的探讨。一种是死，因为社会不允许他们的存在。另一种是病态的生存，因为社会压力和舆论压力不允许这样的人有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正如冯歪嘴子，他没有像祥林嫂那样死去，他还略带着乐观的精神，妄图在这个社会中遗世独立，可是他的精神人格却在不自觉中渐渐扭曲，他的两个不太健全的孩子正是他的性格扭曲的象征。
他们是社会意识洪流的牺牲品，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只能是被践踏，被扭曲，被分解，受难是他们无法选择的选择。萧红立足于鲁迅的基础之上，对受难者出路的探讨，更加强烈地鞭挞了中国的社会制度，揭露了中国社会吃人的本质。
三、看客形象的分解——“看”与“被看”的人性挽歌
作为鲁迅的嫡传弟子，萧红对看客这一群像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他们是一个群体形象，散落在作品的角落里，没有直面式的描写，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的某一个动作、行为表现出来的。这些看客，并非本身大奸大恶，而是出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对民族文化，对他人的生命都漠然视之，保持着“看”的姿态。这与鲁迅先生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人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
假如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的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4] （P516）
对自己的生命的漠然视之和麻木，是当时社会民众普遍的心理反应， “对于人生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没有更多的思考和更深的认识，处于混沌无聊的状态” [12]。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局势每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确实是无力主宰自己的生命。在进步的和落后的浪潮的撞击中，民众只会采取自保的方法淡漠生死，活着也就活着了，吃饭穿衣，循环往复，没什么可喜的;死了也就死了，活着也没有多幸福，死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麻木，是在长期面对生活的磨难中形成的一种状态。
因此，正如鲁人迅笔下的众多的看客形象一样，他们无知生死，也就对外界的生死不以为意，对自己淡漠，又怎么能对他人报以无限的同情呢？这种无知、麻木，是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东西。萧红曾经说过：“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起来，就是病态的灵魂……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1]
对自己生命的麻木，直接延伸为对别人痛苦的麻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惊涛骇浪”，他们也能够“淡然处之”，始终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看客心态。
同鲁迅描写的一样，萧红的作品里同样反应着这样的现实，人们往往以一种不自知的、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演绎着他们的愚昧和残忍，而萧红却以一种故作轻松的笔调，嘲讽着他们的无知和麻木。
萧红对看客这一群体形象的描写从某种角度上说，比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把握人性，即使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对人类的灵魂仍然有启蒙的作用。她被称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可见她的作品在中国的地位，这一地位的确定，恰恰是因为她对人性的发掘，而不是因为作品对时代的指
参考文献：
[1]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2]薛晓芬.谈《呼兰河传》人物塑造的深层意蕴. 西安：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2）：9～10
[3]刘爱华.萧红的视角：国民性批判的另一种传承方式.北京：长城.2009，2：85
[4]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小说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5] 王金城.主题形态：精神归返与灵魂挽唱.北方论丛.2003，1：78
[6]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谭桂林.论萧红创作中的童年母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4：56
[8] 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0
[9]埃里克·H·埃里克森. 同一性. 青少年与危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115
【关键词】：人物;人性;呼兰河传
一、家人群像——无法回归的精神家园
作品以儿童的视角，展示了作者的童年生活。可以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孤寂的。她的寂寞、孤寂，与她所处的家庭氛围息息相关。
祖父是“我”的精神的核心，也是“我”的快乐的来源。“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4] （P550）。虽然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没有玩伴，可是，祖父却成为“我”生活中的唯一一抹亮色。他陪我“玩”，不会大声呵斥“我”，不会反感“我”的反叛行为。纵然萧红可以跳出那种普遍存在的愚昧无知的文化圈，但作为一个孩子，来自长辈的关心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无疑，祖父便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与之相反，父母和祖母对于“我”来说，始终处于一种陌生化的状态。作品中对他们的描写很少，只有聊聊几笔，从她的漫画式的描写中我们无法看出他们的整体形象，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与“我”之间的隔膜。“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件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还有后花园。”[4] （P562） “虽然进了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方向，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4] （P567）这种家庭环境造就的是一种阴森森的寂寞，以及萧红对家庭的反叛和偏离。他们对“我”的不喜爱，也是基于封建家庭的观念，萧红不具备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她的性格天生爱动，有自己独特的观念。
祖父和其他人的对比，不仅仅是萧红童年生活的回忆，对爱的渴望，更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比，是萧红对现实的无奈的感叹和对理想的追求，引发了萧红对独立于世的苍凉感的感叹。
二、受难者形象的发展——活着等于死去
呼兰河是一个陷入古老的乡村，在这个村子里的人们始终挣扎在“历史的沉渣和封建习惯的烂泥”[7]的“泥坑”之中不能自拔，每个人都在受苦受难。
团圆媳妇是一个受难者的典型。她仅仅十二岁，天真、爱笑、大方，被嫁到老胡家，婆婆凭借不成文的理由——媳妇熬成婆，生生地将她打得遍体鳞伤，精神恍惚，又用各种偏方将她折磨致死。中国古老的社会不允许“天真、大方”这些人性的存在，而要将所有的人固定在一个模式中，无论是对的错的，合规矩就是好的。
冯歪嘴子的悲剧是受难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冯歪嘴子是一个磨倌，他和一个富家小姐王大姐未婚而生下了一个儿子，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大姐死了。众人都觉得冯歪嘴子应该哭，应该寻死，应该悲痛地过完后半生。可是，“他虽然也有悲哀，他虽然也常常满含着眼泪，但是他一看到大儿子会拉着小驴饮水了，他就立刻把那含着眼泪的眼睛笑了起来。他说，慢慢就中用了。”[4] （P676）他的小儿子一天一天的喂着，越喂眼睛越大，胳膊，腿，越来越瘦。在别人眼里，这孩子非死不可……但是冯歪嘴子，一休息下来就抱着他的孩子，天太冷，他就烘了一堆火给他烤着。那孩子刚一咧嘴笑，那笑的才难看呢，因为又不像笑，又不像哭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咧嘴。但是冯歪嘴子却欢得不得了了。他说，这小东西会哄人了，或是，这小东西懂人事了……”[4] （P677）
团圆媳妇和冯歪嘴子分别是对中国社会游离于主流道德规范之外的人的出路的探讨。一种是死，因为社会不允许他们的存在。另一种是病态的生存，因为社会压力和舆论压力不允许这样的人有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正如冯歪嘴子，他没有像祥林嫂那样死去，他还略带着乐观的精神，妄图在这个社会中遗世独立，可是他的精神人格却在不自觉中渐渐扭曲，他的两个不太健全的孩子正是他的性格扭曲的象征。
他们是社会意识洪流的牺牲品，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只能是被践踏，被扭曲，被分解，受难是他们无法选择的选择。萧红立足于鲁迅的基础之上，对受难者出路的探讨，更加强烈地鞭挞了中国的社会制度，揭露了中国社会吃人的本质。
三、看客形象的分解——“看”与“被看”的人性挽歌
作为鲁迅的嫡传弟子，萧红对看客这一群像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他们是一个群体形象，散落在作品的角落里，没有直面式的描写，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的某一个动作、行为表现出来的。这些看客，并非本身大奸大恶，而是出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对民族文化，对他人的生命都漠然视之，保持着“看”的姿态。这与鲁迅先生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人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
假如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的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4] （P516）
对自己的生命的漠然视之和麻木，是当时社会民众普遍的心理反应， “对于人生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没有更多的思考和更深的认识，处于混沌无聊的状态” [12]。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局势每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确实是无力主宰自己的生命。在进步的和落后的浪潮的撞击中，民众只会采取自保的方法淡漠生死，活着也就活着了，吃饭穿衣，循环往复，没什么可喜的;死了也就死了，活着也没有多幸福，死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麻木，是在长期面对生活的磨难中形成的一种状态。
因此，正如鲁人迅笔下的众多的看客形象一样，他们无知生死，也就对外界的生死不以为意，对自己淡漠，又怎么能对他人报以无限的同情呢？这种无知、麻木，是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东西。萧红曾经说过：“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起来，就是病态的灵魂……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1]
对自己生命的麻木，直接延伸为对别人痛苦的麻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惊涛骇浪”，他们也能够“淡然处之”，始终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看客心态。
同鲁迅描写的一样，萧红的作品里同样反应着这样的现实，人们往往以一种不自知的、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演绎着他们的愚昧和残忍，而萧红却以一种故作轻松的笔调，嘲讽着他们的无知和麻木。
萧红对看客这一群体形象的描写从某种角度上说，比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把握人性，即使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对人类的灵魂仍然有启蒙的作用。她被称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可见她的作品在中国的地位，这一地位的确定，恰恰是因为她对人性的发掘，而不是因为作品对时代的指
参考文献：
[1]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2]薛晓芬.谈《呼兰河传》人物塑造的深层意蕴. 西安：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2）：9～10
[3]刘爱华.萧红的视角：国民性批判的另一种传承方式.北京：长城.2009，2：85
[4]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小说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5] 王金城.主题形态：精神归返与灵魂挽唱.北方论丛.2003，1：78
[6]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谭桂林.论萧红创作中的童年母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4：56
[8] 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0
[9]埃里克·H·埃里克森. 同一性. 青少年与危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