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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娜原本只是一名家庭主妇,十年前因女儿被黑帮卖淫集团绑架拐卖,她被迫走上了一条举步维艰的寻女之路,因为在阿根廷,人口贩卖活动猖獗,警察、政客、法官都与黑帮串通一气,所以苏珊娜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拯救女儿,谁都指望不上。
这场个人与黑社会势力的较量,使得被暗杀成为苏珊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她从未屈服。在她的努力下,阿根廷终将人口贩卖列为非法,掀起了一场打击人口贩卖的全国性运动,3000多名受害者因此获救。
然而,苏珊娜自己的女儿仍旧下落不明,她说:“尽管十年了,我女儿凶多吉少,但我为此(寻找女儿)而活,如果她已不在这个世上,我也要找到她的尸首。”
没人在乎我女儿的失踪
“2002年4月3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一天,是我女儿人生被毁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悲痛的日子。”58岁的苏珊娜告诉BBC。她手里摆弄着一张A4纸,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语速极快。
她把所有沉淀起来的悲伤都汇聚在如今这张冰冷的面孔上。“被我营救的第一个性奴教会了我坚强,她告诉我不能哭,因为他们(绑架者)会嘲笑我。从那以后,我再没哭过。”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始终保持着一种警觉。
她心中仍旧充满疑惑。比如,十年前目睹她女儿失踪的那些邻居,为何始终三缄其口;又比如,事发时刚好骑自行车经过的那个木匠,为何在说出她女儿被两个男人推进了一辆红色轿车后,就人间蒸发了。“就像地球将他整个吞没了。”从此,她再没见到过那个木匠。
令苏珊娜如今还在寒心的一个事实是,警察根本不在乎她女儿的失踪,“从一开始就只有我自己在调查。”她展开那张A4纸,眨了眨泛起泪水的眼睛,皱起眉头,喃喃自语,“我的女儿,我的生命,你在哪儿?我还能再看见你吗?”
很长一段时间,阿根廷人都以宿命论的方式来看待她女儿的失踪,这让她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后来,她渐渐想通了。
人口贩卖是全球经济中获利第二多的非法交易,仅次于毒品交易,年收入超过316亿美元。每年约有250万人被拐卖,其中120万为儿童。而在当时的阿根廷,人口贩卖并未被列入非法,卖淫至今都是合法的,人们并不拿人口贩卖当回事,普遍认同那些卷入性交易的女性,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苏珊娜指望不上人们理解她的失女之痛,更指望不上他们能帮她寻回女儿。这些年,经过她个人行为的影响,人们的观念才慢慢发生改变。阿根廷也于2008年将人口贩卖列为非法,并开展了打击人口贩卖的全国性运动,拯救了3000多名受害者。苏珊娜个人就营救了150多名女性,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我不在乎他们会杀了我,我对女儿的爱超越了一切。”
2011年,苏珊娜通过个人8年的艰辛调查,终于费尽心力将13个绑架女儿的嫌疑犯送上了法庭。她的律师卡洛斯·加芒迪亚说:“这起案件将成为一个里程碑,因为在这起案件审理之前,人口贩卖是一个看不见的问题,而现在,它使人口贩卖变成了全球性问题。”
我必须比他们更聪明
在阿根廷图库曼省,有个小镇叫拉里奥哈,离西南边界的智利只有230英里,那儿就是苏珊娜的家。
苏珊娜认为,她的不幸都是一个邻居造成的。这个邻居是名护士,她介绍苏珊娜的女儿,时年23岁的玛丽塔,去当地一家医院安节育环,声称自己男友是那医院的主管可以打折,而事实上她男友只是医院的看门人。2002年4月3日,玛丽塔在去那家医院时失踪。
如今,护士也在那13名嫌疑犯中。苏珊娜认为护士暗地里在网络上跟人口贩卖集团合作。
玛丽塔失踪后,留下一个3岁的女儿与苏珊娜相依为命。玛丽塔的丈夫戴维·加泰罗尼亚,跟大多数阿根廷人一样,以宿命论来看待失踪的妻子。苏珊娜的丈夫丹尼尔,因思女成疾,于2010年去世。
女儿失踪的最初几个小时,苏珊娜像患了失心症的疯子,她哭花了脸,焦急地四处乱跑,鞋子丢了一只,光着脚,她去医院询问,去警局求助,跟邻居打听,却没人告诉她玛丽塔在哪儿,她嘶喊、尖叫、哭泣,在大街上给人们下跪、磕头,希望得到一点线索,但人们只用呆滞的目光望着她。
她不敢相信,人们竟是如此冷漠,明明有邻居目击了玛丽塔失踪的过程,却选择沉默,而那个愿意说出真相的木匠,却在第二天离奇失踪。她渐渐明白,木匠一定被绑架玛丽塔的人杀害了。她把希望全寄托在警察身上,但警察的办事态度和速度是那样令她寒心和愤怒。
几周后,才有人悄悄告诉苏珊娜,玛丽塔被卖到了一家妓院。苏珊娜请求警方立马前往突袭,警方却在申请搜查许可证时耽搁了数小时,待他们赶到妓院,一个妓女告诉他们,玛丽塔刚好在他们突袭之前被送走。苏珊娜当场晕死过去。
醒来之后,苏珊娜好几天不吃不喝,眼泪流干了,嗓子也哑了,等死一般躺在床上,她突然想明白了一个事实:官员、法官、警察都与人贩子串通一气,她怎能指望他们帮她找回女儿!她甚至怀疑警方故意拖延了突袭行动,好让绑架玛丽塔的人有转移的时间!
“我必须坚强。那些人势力强大,而我只是个普通人,如果我还想找回女儿,就必须比他们更聪明。”她终于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寻回女儿。
乔装鸨母潜入红灯区十年
为搜集线索,苏珊娜铤而走险,将自己打扮成妓女,走访了拉里奥哈每一家妓院,设法拿到了每一个疑似与绑架玛丽塔有关的人的电话。然后,她扮成鸨母,打电话给这些人贩子,表示自己要购买妓女。
2002年6月,终于有个女人贩子答应跟苏珊娜见面。在一个封闭严实的小屋子里,苏珊娜看到12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紧紧挤作一团,她们眼里充满恐惧,嘴里却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要少女还是妇女?”女人贩子问她。苏珊娜说要少女,女人贩子告诉她每个少女的最低要价是3500比索(阿根廷货币单位,大约等于4119元人民币)。在苏珊娜表示忘记带钱,承诺下次一定带钱来交易后,女人贩子半信半疑。 苏珊娜迅速离开去了警局,很快第一批女孩被营救,可那里面没有玛丽塔。
2003年5月,一名协警乔治·兜巴告诉苏珊娜,他打听到一条可靠的消息,玛丽塔正被转移到西班牙。乔治认识那个转移玛丽塔的人贩子,他盯了那人好几年。苏珊娜于是和乔治跟踪到了西班牙,从西班牙营救了25名女孩,其中有19个来自阿根廷,但是,那里面仍然没有玛丽塔,也没有人提供玛丽塔的任何线索。
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落空,苏珊娜满心沮丧,却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拯救那些像女儿一样被绑架后沦为妓女的女孩。
在乔治的帮助下,她建立了一个打击人口贩卖的网站,促进了警局、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的相互合作。同时,她以女儿的名义建立了基金会,专门救助那些被解救的女孩,为她们提供住房、医疗援助、心理援助,以及控告绑架者。
苏珊娜的行为得罪了黑帮,也得罪了那些靠与人口贩卖集团合作来牟利的人,她每天都要收到一大堆死亡威胁,“他们”表示要砍掉她的脑袋,然后把它扔到河里。好多次在街上,她都差点被车子撞飞。她的房子有天半夜被烧得面目全非,幸好那晚她没睡在里面。
如今,苏珊娜和一名对她忠实的保镖住在一起,她的孙女索尔上下学都由警察护送。
那些拥护和支持苏珊娜的人,同样面临着这些艰难险境。苏珊娜的律师卡洛斯,曾供职于阿根廷人权组织与反暴力组织,现在他买了一支9毫米的手枪随身携带。协警乔治在2010年辞去了工作,法官、警察和官员都劝告他赶紧停手,否则必死无疑,“我意识到政府与犯罪集团之间的微妙关系,感觉夹在中间的自己像在走钢丝。”
她就指望着我去救她了
过去两年对苏珊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对那13个嫌疑犯的裁定,但令她备受打击的是,经过几乎整整一年的审判后,那3个嫌疑犯在2012年12月11日全被无罪释放。
法官的辩护律师赫尔南·莫丽娜解释,尽管在审判中,有至少150名证人出庭作证,包括二十几名被营救的性奴,但只有证人没有实物证据,法官无法定罪,因此裁定是公正的。
苏珊娜的律师卡洛斯从一开始就为裁定担忧,毕竟13名嫌疑犯,确实都只曾被人看到与玛丽塔有过接触,而没有实物证据支撑,比如有个叫多明戈·帕斯库埃·安桌达的警察,有人在玛丽塔失踪三天后,在公交站台看到他把玛丽塔送去了那附近的一家妓院,可拿不出实物证据,无法被定罪。但卡洛斯没想到,13个人会全部被释放,“至少有人该为玛丽塔的失踪负责。”
苏珊娜的支持者在第二天就这个裁定举行了游行示威。有一支游行队伍来到图库曼政府旅游宣传办公室外,他们砸窗户、扔石头、烧垃圾桶,试图冲到大楼内部。直到防暴警察赶来,才将他们控制住。
大多数人,都关心着当事人苏珊娜的反应。那天,她是面无表情离开法院大楼的,后来她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仍旧一副冰冷的面孔,说话仍旧铿锵有力,“我不会善罢甘休,我会控告3名法官。”她指控法官收受贿赂。
苏珊娜不会被那些人打垮,美国国务院授予了她“国际妇女勇气奖”,支持她的行动。她会继续寻找女儿,“每当有人说看到玛丽塔在哪儿,我都恨不能有一双翅膀,可以立马飞到她身边。我知道她还活着,我能感受到这点。她就指望我去救她了,我不能放弃,永远不能,永远。”
有一天,苏珊娜做了一个梦。梦里,她找到了女儿。她穿梭于一片茂密的森林里,终于在森林的尽头,她发现那儿有一座宫殿似的房子,透过窗户,她看到了女儿,女儿正坐在豪华的沙发上看电视,那场面安静而平和……
没有人相信玛丽塔还在这个世上,只有苏珊娜坚信,她的女儿一定还活着,还在某个苦难的地方等着她去拯救。
这场个人与黑社会势力的较量,使得被暗杀成为苏珊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她从未屈服。在她的努力下,阿根廷终将人口贩卖列为非法,掀起了一场打击人口贩卖的全国性运动,3000多名受害者因此获救。
然而,苏珊娜自己的女儿仍旧下落不明,她说:“尽管十年了,我女儿凶多吉少,但我为此(寻找女儿)而活,如果她已不在这个世上,我也要找到她的尸首。”
没人在乎我女儿的失踪
“2002年4月3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一天,是我女儿人生被毁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悲痛的日子。”58岁的苏珊娜告诉BBC。她手里摆弄着一张A4纸,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语速极快。
她把所有沉淀起来的悲伤都汇聚在如今这张冰冷的面孔上。“被我营救的第一个性奴教会了我坚强,她告诉我不能哭,因为他们(绑架者)会嘲笑我。从那以后,我再没哭过。”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始终保持着一种警觉。
她心中仍旧充满疑惑。比如,十年前目睹她女儿失踪的那些邻居,为何始终三缄其口;又比如,事发时刚好骑自行车经过的那个木匠,为何在说出她女儿被两个男人推进了一辆红色轿车后,就人间蒸发了。“就像地球将他整个吞没了。”从此,她再没见到过那个木匠。
令苏珊娜如今还在寒心的一个事实是,警察根本不在乎她女儿的失踪,“从一开始就只有我自己在调查。”她展开那张A4纸,眨了眨泛起泪水的眼睛,皱起眉头,喃喃自语,“我的女儿,我的生命,你在哪儿?我还能再看见你吗?”
很长一段时间,阿根廷人都以宿命论的方式来看待她女儿的失踪,这让她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后来,她渐渐想通了。
人口贩卖是全球经济中获利第二多的非法交易,仅次于毒品交易,年收入超过316亿美元。每年约有250万人被拐卖,其中120万为儿童。而在当时的阿根廷,人口贩卖并未被列入非法,卖淫至今都是合法的,人们并不拿人口贩卖当回事,普遍认同那些卷入性交易的女性,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苏珊娜指望不上人们理解她的失女之痛,更指望不上他们能帮她寻回女儿。这些年,经过她个人行为的影响,人们的观念才慢慢发生改变。阿根廷也于2008年将人口贩卖列为非法,并开展了打击人口贩卖的全国性运动,拯救了3000多名受害者。苏珊娜个人就营救了150多名女性,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我不在乎他们会杀了我,我对女儿的爱超越了一切。”
2011年,苏珊娜通过个人8年的艰辛调查,终于费尽心力将13个绑架女儿的嫌疑犯送上了法庭。她的律师卡洛斯·加芒迪亚说:“这起案件将成为一个里程碑,因为在这起案件审理之前,人口贩卖是一个看不见的问题,而现在,它使人口贩卖变成了全球性问题。”
我必须比他们更聪明
在阿根廷图库曼省,有个小镇叫拉里奥哈,离西南边界的智利只有230英里,那儿就是苏珊娜的家。
苏珊娜认为,她的不幸都是一个邻居造成的。这个邻居是名护士,她介绍苏珊娜的女儿,时年23岁的玛丽塔,去当地一家医院安节育环,声称自己男友是那医院的主管可以打折,而事实上她男友只是医院的看门人。2002年4月3日,玛丽塔在去那家医院时失踪。
如今,护士也在那13名嫌疑犯中。苏珊娜认为护士暗地里在网络上跟人口贩卖集团合作。
玛丽塔失踪后,留下一个3岁的女儿与苏珊娜相依为命。玛丽塔的丈夫戴维·加泰罗尼亚,跟大多数阿根廷人一样,以宿命论来看待失踪的妻子。苏珊娜的丈夫丹尼尔,因思女成疾,于2010年去世。
女儿失踪的最初几个小时,苏珊娜像患了失心症的疯子,她哭花了脸,焦急地四处乱跑,鞋子丢了一只,光着脚,她去医院询问,去警局求助,跟邻居打听,却没人告诉她玛丽塔在哪儿,她嘶喊、尖叫、哭泣,在大街上给人们下跪、磕头,希望得到一点线索,但人们只用呆滞的目光望着她。
她不敢相信,人们竟是如此冷漠,明明有邻居目击了玛丽塔失踪的过程,却选择沉默,而那个愿意说出真相的木匠,却在第二天离奇失踪。她渐渐明白,木匠一定被绑架玛丽塔的人杀害了。她把希望全寄托在警察身上,但警察的办事态度和速度是那样令她寒心和愤怒。
几周后,才有人悄悄告诉苏珊娜,玛丽塔被卖到了一家妓院。苏珊娜请求警方立马前往突袭,警方却在申请搜查许可证时耽搁了数小时,待他们赶到妓院,一个妓女告诉他们,玛丽塔刚好在他们突袭之前被送走。苏珊娜当场晕死过去。
醒来之后,苏珊娜好几天不吃不喝,眼泪流干了,嗓子也哑了,等死一般躺在床上,她突然想明白了一个事实:官员、法官、警察都与人贩子串通一气,她怎能指望他们帮她找回女儿!她甚至怀疑警方故意拖延了突袭行动,好让绑架玛丽塔的人有转移的时间!
“我必须坚强。那些人势力强大,而我只是个普通人,如果我还想找回女儿,就必须比他们更聪明。”她终于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寻回女儿。
乔装鸨母潜入红灯区十年
为搜集线索,苏珊娜铤而走险,将自己打扮成妓女,走访了拉里奥哈每一家妓院,设法拿到了每一个疑似与绑架玛丽塔有关的人的电话。然后,她扮成鸨母,打电话给这些人贩子,表示自己要购买妓女。
2002年6月,终于有个女人贩子答应跟苏珊娜见面。在一个封闭严实的小屋子里,苏珊娜看到12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紧紧挤作一团,她们眼里充满恐惧,嘴里却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要少女还是妇女?”女人贩子问她。苏珊娜说要少女,女人贩子告诉她每个少女的最低要价是3500比索(阿根廷货币单位,大约等于4119元人民币)。在苏珊娜表示忘记带钱,承诺下次一定带钱来交易后,女人贩子半信半疑。 苏珊娜迅速离开去了警局,很快第一批女孩被营救,可那里面没有玛丽塔。
2003年5月,一名协警乔治·兜巴告诉苏珊娜,他打听到一条可靠的消息,玛丽塔正被转移到西班牙。乔治认识那个转移玛丽塔的人贩子,他盯了那人好几年。苏珊娜于是和乔治跟踪到了西班牙,从西班牙营救了25名女孩,其中有19个来自阿根廷,但是,那里面仍然没有玛丽塔,也没有人提供玛丽塔的任何线索。
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落空,苏珊娜满心沮丧,却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拯救那些像女儿一样被绑架后沦为妓女的女孩。
在乔治的帮助下,她建立了一个打击人口贩卖的网站,促进了警局、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的相互合作。同时,她以女儿的名义建立了基金会,专门救助那些被解救的女孩,为她们提供住房、医疗援助、心理援助,以及控告绑架者。
苏珊娜的行为得罪了黑帮,也得罪了那些靠与人口贩卖集团合作来牟利的人,她每天都要收到一大堆死亡威胁,“他们”表示要砍掉她的脑袋,然后把它扔到河里。好多次在街上,她都差点被车子撞飞。她的房子有天半夜被烧得面目全非,幸好那晚她没睡在里面。
如今,苏珊娜和一名对她忠实的保镖住在一起,她的孙女索尔上下学都由警察护送。
那些拥护和支持苏珊娜的人,同样面临着这些艰难险境。苏珊娜的律师卡洛斯,曾供职于阿根廷人权组织与反暴力组织,现在他买了一支9毫米的手枪随身携带。协警乔治在2010年辞去了工作,法官、警察和官员都劝告他赶紧停手,否则必死无疑,“我意识到政府与犯罪集团之间的微妙关系,感觉夹在中间的自己像在走钢丝。”
她就指望着我去救她了
过去两年对苏珊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对那13个嫌疑犯的裁定,但令她备受打击的是,经过几乎整整一年的审判后,那3个嫌疑犯在2012年12月11日全被无罪释放。
法官的辩护律师赫尔南·莫丽娜解释,尽管在审判中,有至少150名证人出庭作证,包括二十几名被营救的性奴,但只有证人没有实物证据,法官无法定罪,因此裁定是公正的。
苏珊娜的律师卡洛斯从一开始就为裁定担忧,毕竟13名嫌疑犯,确实都只曾被人看到与玛丽塔有过接触,而没有实物证据支撑,比如有个叫多明戈·帕斯库埃·安桌达的警察,有人在玛丽塔失踪三天后,在公交站台看到他把玛丽塔送去了那附近的一家妓院,可拿不出实物证据,无法被定罪。但卡洛斯没想到,13个人会全部被释放,“至少有人该为玛丽塔的失踪负责。”
苏珊娜的支持者在第二天就这个裁定举行了游行示威。有一支游行队伍来到图库曼政府旅游宣传办公室外,他们砸窗户、扔石头、烧垃圾桶,试图冲到大楼内部。直到防暴警察赶来,才将他们控制住。
大多数人,都关心着当事人苏珊娜的反应。那天,她是面无表情离开法院大楼的,后来她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仍旧一副冰冷的面孔,说话仍旧铿锵有力,“我不会善罢甘休,我会控告3名法官。”她指控法官收受贿赂。
苏珊娜不会被那些人打垮,美国国务院授予了她“国际妇女勇气奖”,支持她的行动。她会继续寻找女儿,“每当有人说看到玛丽塔在哪儿,我都恨不能有一双翅膀,可以立马飞到她身边。我知道她还活着,我能感受到这点。她就指望我去救她了,我不能放弃,永远不能,永远。”
有一天,苏珊娜做了一个梦。梦里,她找到了女儿。她穿梭于一片茂密的森林里,终于在森林的尽头,她发现那儿有一座宫殿似的房子,透过窗户,她看到了女儿,女儿正坐在豪华的沙发上看电视,那场面安静而平和……
没有人相信玛丽塔还在这个世上,只有苏珊娜坚信,她的女儿一定还活着,还在某个苦难的地方等着她去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