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王威廉是“80后”学院派作家的代表之一。他的创作体现着对文学专业和青年视角两种创作资源的整合，这两种资源共同作用于一种全新的城市经验的书写，让王威廉的作品超越了很多青年作家同侪，具备了回答时代问题的可能。此文即从两种方向的资源整合和具备创新性的城市经验出发，分析王威廉的创作对青年写作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王威廉;城市经验;“80后”写作;成长小说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志码]A
“新概念作文大赛”使许多“80后”作家以一种颇具戏剧性的方式登上创作舞台。他们的创作中有别于前辈的强烈异质性特征则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被批评界贴上“青春、叛逆、伤痛、自我”等诸多标签。考虑到“90后”作家群体并没有再次掀起这种现象级的文化浪潮，整体性眼光或许的确有其价值。然而对共同特质的过度关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80后”作家群体同样具有复杂的创作生态。
随着“80后”热度的必然退却，这个青年作家群体也开始走向分化。其中有如郭敬明、韩寒等逐渐放弃写作专注于事业者。有如七堇年、笛安等进入作协，向主流文学界靠攏者。而王威廉、孙频、甫跃辉等从一开始就与“80后”标签格格不入的学院派作家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将他们从“80后”这个背景中彻底剥离。“80后”写作这个新兴话语从生发到消亡的周期，就是主流文学话语对其由排斥、批评到审视、融合的周期。作为舆论热点的“青春写作”已经消亡了，但它所包含的写作资源依然在“80后”作家笔下时时得见。对青年主体性的关注，对城市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理解，对资本时代个体身份确认的焦虑，这些因素对主流文学的价值直到今天依然还有足够的阐释空间。
王威廉的作品就代表性地体现了这种双重的资源整合。他的作品一方面体现出学院派作家的专业训练的成果，足以对标主流文学的优秀水准。另一方面又体现着成长主题和青年视角下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观察，而后者似乎更为重要。当代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现代性的拒斥与迎合，这样一个最初是被迫的、继而是主动热切追求的社会观念已经彻底弥散进入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现代性话语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方式，也不是某种纯粹的道德标准，它是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产生作用。西川在评价海子的诗歌成就时认为海子笔下的乡村突破了传统的麦浪、车马等意象，以一种荒凉感体现出工业时代的乡村图景。这“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描述中国、想象中国乃至想象世界的方法。”王威廉笔下的城市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景观，这种景观突破了双轨制时期五光十色的城市向往，勾勒出都市生活的居大不易。这种批判性与青年视角和形而上的身份焦虑相结合，并以一种具备丰富表现能力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王威廉的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本文也将针对这几个核心要素展开论述。
一、始有意为小说
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思潮在突破现实主义文学僵局、探索文学形式的实验中，曾将情节作为一种不甚重要的资源进行对待。回顾早期的先锋文学作品，比如马原的《虚构》，格非的《褐色鸟群》，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现实一种》，这些作品中的情节要么曲折隐晦，躲藏在层层叠叠的表达迷宫之后，要么简洁直白到几乎毫无波澜。这种对待情节的态度，固然在探索的名义下得到了理解，但毫无疑问地伤害了小说文本的可读性。这种态度在先锋作家的后期创作中大多得到了修正。
而青年一代作家中较为优秀者，如王威廉、双雪涛和班宇，他们的作品基本都对文本的可读性有着创作自觉。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将东北改革前后的社会描写隐藏在疑案刑侦的表面情节之下。班宇的《冬泳》通过一个相亲与杀人事件点出东北老国企工人缺乏尊严和希望的生活状况。王威廉更是将故事上升到时代历史性的角度予以解读，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传奇已经消亡的时代”，而我们都变成了“没有故事的人”。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故事，而是说工业化生产的故事堆积成生活的表象，而我们在这丰盈中却无法发现自己的内心。因此他认为写作是光荣的，因为写作可以“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这种对故事的郑重态度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观念。花城文学奖评价王威廉“既有西方现代派的荒诞与思辨，又深植于具体驳杂的中国经验”。也有研究者认为王威廉的写作是“荒诞书写到灵魂叙事的精神流变。”的确，王威廉的小说创作大多具有一种离奇的情节展开。《内脸》里的小职员在女上司和面瘫女友之间疲于应对，脸、面具和身份象征的每一次变更都给这个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带来震动，这种不安定感使情节充满了无限的发展可能。《第二人》以蒙面人的身份作为最大的悬念，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一头雾水，看到最后才恍然大悟。这明显是借鉴了侦探小说的悬疑手法。《辞职》中的主人公总是毫无缘由的渴望辞职，并在相亲中反复提及此事，直到遇到另一位有着同样想法的女性帮他真正递交了辞职信，他才了解自己对辞职的渴望里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绪和态度。而最能体现这种故事性的小说应该是《城市海蜇》。在深圳打拼多年的主人公孔楠突然收到一张故乡寄来的印满海蜇的明信片，寄件人叫文樱，是多年前去世的好友张峰的爱人。怀着异样的情绪，孔楠接待了来深圳旅行的文樱，却诧异地得知文樱就是整容后的张峰。经过怀疑和对峙后终归释然的孔楠，带着文樱前往明信片上的海滩，告诉她那些海蜇其实是大片的垃圾。而文樱在一地垃圾中展示着整容后的身体，作为送给孔楠的礼物。故事将文樱的身份和动机作为最大的悬念，但谜底却因为过于离奇而令人难以信服。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设置让前面解谜的叙述也变得可疑，最终让悬疑的感觉由结尾向过程回溯。但无论文樱确是整容后的张峰，或者所谓的整容不过是思念故去爱人的文樱编织的自我安慰的谎言，都无法改变这个故事悲凉的内核。悬疑的身份指涉着张峰自我认知的错位，而这种错位正是一点点失去控制的外部世界的阴暗投影。这些成人童话式的故事情节，让人很容易联想起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书中组织与工厂的对抗无疑是资本巨头博弈的象征，而作为计算士的主角则是被卷入这场斗争的小小棋子。通过主角在地下冒险的经历，村上描绘了一个人在庞大利益集团的压迫下最终毁灭的故事。 然而，无论是王威廉还是村上春树，他们情节设置中极为可贵的一点是并没有让可读性成为精神内涵传达的阻碍。离奇的情节和充满漏洞的解释并没有指向猎奇，而是以另一種方式逼近生活的真实。这种真实的建构则来源于无数细节的搭建。《世界尽头》中与紧张的情节形成反衬的是，村上春树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主人公的日常三餐和他对音乐与酒类的爱好。这些深刻烙印着个人气息的事物形成一种奇异的安定感，与纷扰复杂、充满不可知风险的外部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其实反映了资本发展的最为狂热的七、八十年代，日本一代青年对宁静而稳定的自我空间的渴求。而书中的主角也正是因为象征个体存在的房屋被毁坏，才不得不踏上对抗外部世界的危险旅程。而《城市海蜇》中张峰的妈妈被劝诱去深山修行，从此不知所踪。孔楠种苹果园的父母不能理解苹果手机的价值，也无法在现代科技的视频通讯手段前摆出合适的姿态。正是这些耳熟能详的桥段将故事拉回到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中。当孔楠带着文樱驱车前往海滩的过程中，两人在大海那种“浩瀚无边的蔚蓝面前”，感受到一种“无处遁逃的逼迫感”，这种人类面对巨大自然存在时的本能反应非常真实。而被物质所填充的城市生活，也只有在这种无法被物化的事物面前才能得到真正审视。
鲁迅评唐传奇为“始有意为小说”，即是要求一种从乡野杂谈中脱胎出来的，具有文体自觉性的文本，这自然对小说的叙述技巧和情节完整性有所期待。而随着西方现代主义的普遍引入，并应和着中国文坛对现实主义的不断反思，这种在故事性方面的努力却常常被怀疑是一种徒劳。当然，在现实主义统摄文坛的时代过去后，这种反思或许的确有其必要。但包括新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在内的文学思潮，更适合作为一种开拓思路的尝试，而非评价文本的圭臬。先锋文学的曲高和寡，正是这种忽略可读性的尝试让文本逐步走向封闭的表现。
新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则走向另一极端。对可读性的单一注重导向以爽点为核心的情绪刺激机制，最终让读者产生吸食毒品般的精神快感。而同类型热点的大量重复也与文学的独创性相悖。但这些由创作与盈利机制所决定的缺点并不是将网络文学驱逐出文学研究范畴的理由。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在拙劣的情节和尴尬的描写背后，网络小说所谓的“爽点”对读者群体精神痛苦的精确把握。虽然题材或类型有种种变化，但大部分网络文学作品都是对当代社会现实极端化的扭曲反应。而那些勾起读者情绪变化的固定桥段，也始终离不开性别矛盾、阶级矛盾两个核心。和作者来源千差万别的网络文学相比，当代纯文学写作在社会底层群体精神痛苦的表达上非常乏力，即使有新世纪前后的底层文学热潮，也常常受限于作者知识分子的身份而缺乏真实感，甚至演变成贩卖痛苦、争抢话语资源的内部斗争。
进入21世纪已近二十年，先锋文学的思路已经显得陈旧，而知识分子受难录的展示也应当走向尾声。如何生产出直指时代痛苦的优秀文本，将纯文学作者的文字功底和读者群体的精神痛点相结合，或许才是当下最应关注的文学话题。
二、成长性主题
如果说对故事性的自觉把握是王威廉在文学史学习和专业训练中汲取到的写作资源，那么对成长主题的把握就显现出他作为青年作家的天然优势。对王威廉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成长性特点，已有研究关注的较少。然而如果我们回顾王威廉的小说创作，会发现他对青年主角的偏爱，以及这些主角普遍的在时代变局压力下痛苦形变的经历，基本符合巴赫金所说的“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这一定义。虽然作为一个文学概念的成长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才被引入中国，因此一般认为在此之前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但是一些作品中的主角其实已经具备了成长性的特征。比如李杨在《抗争宿命之路》中对《青春之歌》的解读，就跳出了传统的革命主题分析，用成长小说的概念来丰富这一红色经典作品的更多阐释可能。这个研究同样也表明了成长小说更适于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而不是单纯的分类标准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所以单纯的归类工作并没有意义，以成长性的特点来观察王威廉小说创作对青年写作的价值才是一个真正值得思考的话题。
《非法人住》是王威廉作品中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成长性的一部作品集，其中收录的三个故事都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角，讲述了他们在与生活环境的互动中彻底转变的故事。《非法入住》中的“你”因为刚毕业时囊中羞涩，不得不租住一个朋友转租出来的筒子楼单间，从此开始与隔壁“鹅男人”一家试图侵入他“私人空间”的行为进行抗争。小说情节中荒诞而富有意味的是当主角试图以一种常规的但同时也是外在于筒子楼规则的方式进行抗争时，他永远无法真正取得胜利。只有当他彻底适应了筒子楼的规则，并将自己转换为和“鹅男人”一家同样毫无顾忌、粗鲁野蛮时，他反而获得了某种支配他人的“威权”，不仅让隔壁一家俯首帖耳，还能肆无忌惮的人侵新搬来的女生房间。这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无疑与开头时的“你”形成了映衬。这个女人最终是否也会适应筒子楼的规则，并把自己转换成同样的人呢？小说并没有提到，但我想结果可能并不乐观。
如果说《非法人住》展现了适应环境以获得“威权”的假想。那么在《合法生活》中王威廉则试图探讨对这种转变的抵抗。主人公小孙与同学史博在毕业后合租了一个公寓，过着蝇营狗苟，毫无生气的生活。上学时颇有才名的小孙通过这种“自我边缘化”的方式来拒绝进入社会所需要的身份转变。但结果是这种抵抗最终让他的灵魂与肉体走向分裂。肉体在分裂后考取公务员，“前程不是一般的远大”，终于走上了他人眼中的正道，成为了“正常人”。而拒绝改变的灵魂在城市上空飘荡，像一个沉默的观众一样一遍遍环游世界却无法参与其中，只能等待死亡带来的灵与肉的重新统一。
那么，既然对转变的拒绝只能带来自我分裂的后果，成功适应转变并获得“威权”就真的是问题的最优解么？最后一篇《无法无天》否认了这个可能，这也是整本书中最压抑绝望的一篇。毕业后进人政府部门的“我”发现单位里有一个智力低下的同事“矮乐鸡”，于是在适应单位的压抑、紧张的人情世故带来的压力下，“我”开始和同事小宋以欺凌“矮乐鸡”为乐。这个在小说开头还保留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底色”的年轻人在这种霸凌行为中不断突破自己的底线，以更过分的行为来获得更多乐趣。这种吸毒一样的沉沦最终以“矮乐鸡”彻底发疯，“我”和小宋被调去负责“矮乐鸡”的档案室为结局。“我”在智商、地位甚至人数上都对“矮乐鸡”形成了“威权”，但这个“威权”所导向的是一种共同毁灭的后果。这个结局不仅给《无法无天》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也给整本小说集划上了一个问号：既然接受与抗拒转变都无法寻到出路，那么青年人在这种环境中到底应该往何处去？ 成长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主体与环境的互动，既然这一对矛盾关系中的主体无论如何转变都无法寻到出路，那么问题显然是扎根在环境的那一边的。正是这个问题意识將作品的视野从青年人的“小我”拉向更广远的社会，并表现出巴赫金“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这一定义的批判性所在。这种批判性并不是“法三部曲”独有的。《无据之夜》里看似开朗的女生在聚会结束就选择跳桥自杀;《内脸》里女上司对主角的折磨，以及面具所包含的“权力”意味;《老虎！老虎！》里在多年后还是像个学生的老虎在见过两位挚友后自杀;《城市海蜇》中谢楠只能在单反相机的视野中获得与世界的联结感，甚至不惜为此与女友分手。王威廉的小说始终笼罩着一股强烈的荒凉色彩。“有一类故事情节惊悚，故事中很多人物都死了，可是读者看了并不会感到难过……而王威廉的小说中就算一个人也没死，我们也会感到切肤的疼痛。”正是这种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压抑感引发出个人所固有的否定意识。疼痛让我们发问，而问题则带来清醒。
回到青年写作而言，“青少年主角”“青春疼痛”“新一代的苦难”等标签显然不是王威廉独占的，甚至可以说是“80后”创作的普遍特征。然而以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为代表的一类所谓“青春疼痛”文学，其核心与其说是成长的，不如说是非成长的，甚至反成长的。故事里的少年男女们要么在甫一进入社会便各奔东西，仿佛所有“盛大的故事”都随着毕业而永远终结。要么即使在进入社会后也永远保持孩子一样的生活方式，身份的转换对他们而言不构成任何意义。郭敬明笔下这些“永远值得原谅的”孩子所能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荷尔蒙的骚动，这不仅让人怀疑他们与上海蜗居在地下室的漂泊者是否身处同一时空。
这种反成长主题与他们拒绝历史性地理解时代相联系。在成长所指向的个体与环境这两极中，环境那一极被永远悬置了。黄平认为郭敬明笔下的孩子“与年龄无关，而是指涉着对历史责任的拒绝……世界不过是围绕自我旋转的幻象。”历史性的理解既包括对事物存在原因的理解，也包含对其必然消逝的意义的理解，而后者无疑是种沉重的历史自觉。通过停留在孩子状态，他们能够永远将自己放逐在时代之外，通过消费来体会虚假的瞬时自由。这种轻盈的感受将生活的真实的“能为”转化为媒体许诺的美好的“可为”，并通过景观社会获得“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而王威廉的作品则刺破了这一幻象，展现了成长中主体与环境的惨烈厮杀。这固然让他的笔调充满荒凉和冷峻，但也在同时成为一道刺破时代幻象的冷风，为过度充盈的虚假欢乐所包围的我们带来一丝清新的感受。
三、景观城市
通过对成长主题中社会环境一极的批判，王威廉的小说在保留了青年视角的同时，也超越了青春文学浅薄、自我的特点，试图重新接续青年与时代的断裂关系，展现青年独有的对现代性的体验。这种体验的核心就是城市文明。王威廉对此是有着创作自觉的，他认为“城市文化就是现代性最集中的体现……城市文学肯定不能只是一种关于城市的文学，它面对的是当下总体历史进程，我们要敏锐地切入到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里边，并努力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
城市是为适应大工业生产而诞生的社会组织模式，是赋予现代文学的独特意象。现代城市一边以个体聚合物的概念取代传统的家族、群体概念，一边又碾平了个体问的差异性。人们以职业、收入和消费能力为依据被仔细划分，精心安置到相应的行动轨迹中，个体特点和感性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置喙的余地。这样，以被剥夺社群天性为代价，城市人得以享受现代性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福利，但这一切同时让他们置身于自我定位的困难和无所不在的群体压力下。本雅明在波德莱尔描写巴黎的诗歌中发现了孤独的游荡者，而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这种孤独感越发成为城市文明本身。其本质是一种异化，即在种种资产、证件组成的物的罗网中，人的自我认知被淹没了。
“80后”一代成长于老国企全面改革的大潮中，亲眼见证了90年代以市场为导向的全国性资源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80后”青年自然成为了城市化浪潮的主力军。他们富集于发达地区的工业城市中，成为中国城市的“孤独游荡者”，而那些物质虽不丰裕，但人与人之间紧密相连的“旧时光”，也就成为这批青年永远回不去的乡愁。
王威廉的《城市海蜇》就是这种乡愁的文学摹本。故事本身被精心编织成一篇悬疑小说，但在层层铺展的剧情背后是一种非常少年气的忧伤。这种被青春小说使用得过于烂俗的情绪，在城市与故乡的对立结构中获得了更深层次的解读可能。它一边映射着城市生活的精神痛苦，一边牵连着记忆中美好但无法归去的故乡。“80后”青年在这种资本的双向侵蚀中茫然、分裂，成为一个时代痛苦的承受者。
王威廉将小说命名为《城市海蜇》，这种渺小但美丽的无脊椎动物就是理解文本的关键。小说中有两处关系到海蜇的重要细节：孔楠第一次收到文樱寄来的明信片，就立刻确认“这个女人拥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她要表达的意思很丰富。”也就是说，海蜇应当是他与文樱之间关系的一种准确描述。但这种假设似乎很快被推翻了，明信片上的海蜇不过是布满海滩的城市垃圾，只有通过现代摄影器材的失焦处理后才能呈现出美丽的假象。和这一情节呼应的是，初来深圳的孔楠很快迷恋上摄影，甚至发展出一种病态的心理，只有通过镜头才能感受到女友的真实和自己的欲望。“仿佛那才是真正的眼睛，仿佛那里连接着永恒。”
显然，并不存在的海蜇代表城市生活的美好幻想，这种幻想只有在现代科技的处理下才能得以呈现，其美丽的表象指涉着一地垃圾的丑陋现实本质。但是尽管摄影等现代科技所费不赀，还导致了孔楠初恋的悲剧，他仍然无法放弃对这种幻象的依赖。因为只有在举起镜头时，他才能和世界有所联结，才能在科技打造的物质森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镜头之外的丑陋，包括高昂的生活成本、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只会带给他无尽的孤独和压力。而对于文樱，或者说张峰而言，美丽的海蜇是他对幼时好友生活的设想，这种设想包含了对沉闷压抑的小城生活的绝望，以及对现代生活一厢情愿的假设。因此，在遭遇到父亲离异再娶、母亲失踪的精神危机后，张峰一度希望来深圳投奔好友孔楠，只是被文樱的出现所打断。而张峰在变性后再次来到深圳，其实就是这场被打断的出逃的接续。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文樱（张峰）才寄出了那封意味丰富的明信片，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疑问与假设、对经年未见好友的感慨与试探都包含在其中。然而事实是，在现代都市和边远小城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安定的世外桃源。无论出逃到哪里，巨变下的人们都必将经历资本时代带来的痛苦。 另一处提到海蜇的细节是在小说结尾。文樱发现想象中的海蜇不过是海滩上的垃圾，却并没有如孔楠想象中的那样“失望、生气或是大笑起來”。她只是轻轻评价说：“还是很美的。”在这里，作者甚至没有耐心继续进行海蜇与城市生活的文字游戏，而是用一种极为感性的重复指出这座人来人往的城市“恰如这垃圾可以美如海蜇的沙滩”。而“还是很美的”这个评价，自然不是指满地垃圾的景象，而是这种景象背后所意味的现代都市流畅运转的宏伟与精密。常年生活在城市中的孔楠可能很难感知到自身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多少规则条例，多少忙碌的运输，多少无名者的劳动之上，他们共同维持了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则昭示着庞大的产能、密集的资源和繁多的就业机会，昭示着人类文明所有足以自傲的基础。垃圾与繁华这对诡异的组合本就指向同一个事物，他们是城市生活的一体两面。
文樱的这句评价作为外来者的观察，客观补充了孔楠主观感受。也正是这种补充让小说对城市的观察超脱了情绪化的指责，真正深入到现实维度中，深入到现代文明对自身的缺陷的哲学探讨。也只有这样立体的城市形象，才能够解释一代代青年为何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城市的罗网中，为何面对强烈的孤独、压抑也不撒手。因为现代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命题，尽管其诱惑的实现只钟情于少数幸运儿。正如同已经开上豪车，能够熟练使用现代科技产品的孔楠永远都无法追赶深圳房价上涨的速度。城市的压力无处不在，可供立足的家却依然虚无缥缈。他最长的恋爱就是刚到深圳时的初恋，此后便越来越短暂。可见，他不断融人城市的过程，就是他不断自我压抑的过程。他在物质上越丰盈，人的自然性就越衰弱。
但原乡已无处可寻。遥远的小城并非世外净土，而是另一种异化。现代性理念并不是单纯的科技与物质的增加，它还包含了一整套与之适应的、需要学习的思想模式和生活规则。与通过政府强力宣传的社会主义理想不同，这些规则只能通过资本的扩张来传播。因此，东部沿海与内地的城市对现代化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内地的小城承担了现代文明所强调的个体意识，放弃了集体时代的生活方式，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资源，迟迟无法迈入现代化的许诺中。人们无所归依的精神最终与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相媾和，呈现出更为丑恶而扭曲的姿态。
张峰与孔楠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的经历代表了现代城市青年的自我分裂与身份焦虑。在社交网络上，每一个代表童年记忆的事物都能获得一片惊叹和赞许。六小龄童与和田光司，粗劣包装的零食和简陋的玩具，他们都让人回想起美好的“旧时光”。但童年的“萤火虫”终究无法穿越现实的冷酷逻辑，正如同装帧精美的金庸全集也不能弥补丢失旧书带来的遗憾。从怀想中抬头，现实的荒漠还在不断延伸。现实中的“孔楠”们既不能自认为城市的成功者，因为他们甚至无法获得一个栖身之所;而小城市的平静心态也早已丢失，尤其是在经历过真正的现代化之后，压抑的生活就显得尤其难以忍受。他们只能暂时悬置起精神需求，用不断地物质占有来自我安慰。这一切都为消费主义的兴起做好了铺垫。时代是如此急迫地想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不论个体的愿望如何，世界终归是变了。
四、结语
文学永远无法摆脱其政治性的一面，本质上是因为它永远不能超脱时代现实的影响。即使是人的诸多本能反应，也就是所谓的人性，也需要在现实背景中才能获得含义。一个在大城市中汲汲于减肥而节食的富家千金，她所能理解的饥饿与山村里常年不见荤腥的少女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文学可被反复解释的经典性，与其说来源于空洞的人性共通，不如说来源于对某种现实情况的准确把握。
然而，当今的文学作品正在不断内卷到琐屑的概念和狭窄的室内空间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逐渐失去准确表达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的能力，新时代的青年作家们又常常受到个人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在不断分割的小群体中走向极端。他们大多出生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早就习惯了高架、街巷和商场对空间的准确分割，习惯了移动终端、免现支付和物流往来的便利。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过渡。尽管如郭敬明般极端推崇城市文化的依然是少数，但是这种习以为常正在剥夺这些青年作家们对生长于斯的城市文明的反思能力，也影响了他们对宏大的时代主题的回应。
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威廉的创作显得格外有价值。王威廉对城市文明的批判精准地踩在青年身份焦虑的原点上，踩在房价、市场和消费主义等一系列颇具时代气息的现实热点中。而且这种批判并不局限于当下，还在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延伸。从张峰到文樱的转变，这种以物质和科技的方式完全转变个体存在的离奇故事，提醒我们人类的自我的认知在当今的科技发展面前有多么脆弱。如果所有外在的物质表现和证明都能够被改写，那么我之所以为我的理由，就只剩下精神存在接续性，只剩下我们体内还在挣扎的渺小萤火中。
故事性、成长主题和城市经验构成了解读王威廉作品的三个重要核心。然而对于一个多向发展的作家来说，任何概括性的总结都只能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努力。王威廉的创作几乎始终在向陌生的领域突进。《生活课》里描写的婚姻琐事对感情的消磨颇有张爱玲的细腻风格。《书鱼》将古代志怪小说的桥段放在现代社会视角的审视下显出一种清疏的哀愁。《天使沉默》则完全突破了青年视角，以一个单亲爸爸的视角去观察生活的压力，以及疲惫而各有缺失的人们在这种压力下艰难释出的善意。这些作品共同勾画出王威廉旺盛的创作活力。这让我们的对“80后”的文学创作充满期待：一代人正在走向退场，新时代的价值承担者们是否能从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中突围，重新构建起一个消解以人为壑的共同体，并由此加入到新的中国经验的书写中？我们仍需等待这个答案。
[关键词]王威廉;城市经验;“80后”写作;成长小说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志码]A
“新概念作文大赛”使许多“80后”作家以一种颇具戏剧性的方式登上创作舞台。他们的创作中有别于前辈的强烈异质性特征则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被批评界贴上“青春、叛逆、伤痛、自我”等诸多标签。考虑到“90后”作家群体并没有再次掀起这种现象级的文化浪潮，整体性眼光或许的确有其价值。然而对共同特质的过度关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80后”作家群体同样具有复杂的创作生态。
随着“80后”热度的必然退却，这个青年作家群体也开始走向分化。其中有如郭敬明、韩寒等逐渐放弃写作专注于事业者。有如七堇年、笛安等进入作协，向主流文学界靠攏者。而王威廉、孙频、甫跃辉等从一开始就与“80后”标签格格不入的学院派作家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将他们从“80后”这个背景中彻底剥离。“80后”写作这个新兴话语从生发到消亡的周期，就是主流文学话语对其由排斥、批评到审视、融合的周期。作为舆论热点的“青春写作”已经消亡了，但它所包含的写作资源依然在“80后”作家笔下时时得见。对青年主体性的关注，对城市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理解，对资本时代个体身份确认的焦虑，这些因素对主流文学的价值直到今天依然还有足够的阐释空间。
王威廉的作品就代表性地体现了这种双重的资源整合。他的作品一方面体现出学院派作家的专业训练的成果，足以对标主流文学的优秀水准。另一方面又体现着成长主题和青年视角下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观察，而后者似乎更为重要。当代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现代性的拒斥与迎合，这样一个最初是被迫的、继而是主动热切追求的社会观念已经彻底弥散进入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现代性话语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方式，也不是某种纯粹的道德标准，它是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产生作用。西川在评价海子的诗歌成就时认为海子笔下的乡村突破了传统的麦浪、车马等意象，以一种荒凉感体现出工业时代的乡村图景。这“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描述中国、想象中国乃至想象世界的方法。”王威廉笔下的城市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景观，这种景观突破了双轨制时期五光十色的城市向往，勾勒出都市生活的居大不易。这种批判性与青年视角和形而上的身份焦虑相结合，并以一种具备丰富表现能力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王威廉的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本文也将针对这几个核心要素展开论述。
一、始有意为小说
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思潮在突破现实主义文学僵局、探索文学形式的实验中，曾将情节作为一种不甚重要的资源进行对待。回顾早期的先锋文学作品，比如马原的《虚构》，格非的《褐色鸟群》，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现实一种》，这些作品中的情节要么曲折隐晦，躲藏在层层叠叠的表达迷宫之后，要么简洁直白到几乎毫无波澜。这种对待情节的态度，固然在探索的名义下得到了理解，但毫无疑问地伤害了小说文本的可读性。这种态度在先锋作家的后期创作中大多得到了修正。
而青年一代作家中较为优秀者，如王威廉、双雪涛和班宇，他们的作品基本都对文本的可读性有着创作自觉。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将东北改革前后的社会描写隐藏在疑案刑侦的表面情节之下。班宇的《冬泳》通过一个相亲与杀人事件点出东北老国企工人缺乏尊严和希望的生活状况。王威廉更是将故事上升到时代历史性的角度予以解读，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传奇已经消亡的时代”，而我们都变成了“没有故事的人”。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故事，而是说工业化生产的故事堆积成生活的表象，而我们在这丰盈中却无法发现自己的内心。因此他认为写作是光荣的，因为写作可以“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这种对故事的郑重态度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观念。花城文学奖评价王威廉“既有西方现代派的荒诞与思辨，又深植于具体驳杂的中国经验”。也有研究者认为王威廉的写作是“荒诞书写到灵魂叙事的精神流变。”的确，王威廉的小说创作大多具有一种离奇的情节展开。《内脸》里的小职员在女上司和面瘫女友之间疲于应对，脸、面具和身份象征的每一次变更都给这个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带来震动，这种不安定感使情节充满了无限的发展可能。《第二人》以蒙面人的身份作为最大的悬念，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一头雾水，看到最后才恍然大悟。这明显是借鉴了侦探小说的悬疑手法。《辞职》中的主人公总是毫无缘由的渴望辞职，并在相亲中反复提及此事，直到遇到另一位有着同样想法的女性帮他真正递交了辞职信，他才了解自己对辞职的渴望里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绪和态度。而最能体现这种故事性的小说应该是《城市海蜇》。在深圳打拼多年的主人公孔楠突然收到一张故乡寄来的印满海蜇的明信片，寄件人叫文樱，是多年前去世的好友张峰的爱人。怀着异样的情绪，孔楠接待了来深圳旅行的文樱，却诧异地得知文樱就是整容后的张峰。经过怀疑和对峙后终归释然的孔楠，带着文樱前往明信片上的海滩，告诉她那些海蜇其实是大片的垃圾。而文樱在一地垃圾中展示着整容后的身体，作为送给孔楠的礼物。故事将文樱的身份和动机作为最大的悬念，但谜底却因为过于离奇而令人难以信服。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设置让前面解谜的叙述也变得可疑，最终让悬疑的感觉由结尾向过程回溯。但无论文樱确是整容后的张峰，或者所谓的整容不过是思念故去爱人的文樱编织的自我安慰的谎言，都无法改变这个故事悲凉的内核。悬疑的身份指涉着张峰自我认知的错位，而这种错位正是一点点失去控制的外部世界的阴暗投影。这些成人童话式的故事情节，让人很容易联想起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书中组织与工厂的对抗无疑是资本巨头博弈的象征，而作为计算士的主角则是被卷入这场斗争的小小棋子。通过主角在地下冒险的经历，村上描绘了一个人在庞大利益集团的压迫下最终毁灭的故事。 然而，无论是王威廉还是村上春树，他们情节设置中极为可贵的一点是并没有让可读性成为精神内涵传达的阻碍。离奇的情节和充满漏洞的解释并没有指向猎奇，而是以另一種方式逼近生活的真实。这种真实的建构则来源于无数细节的搭建。《世界尽头》中与紧张的情节形成反衬的是，村上春树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主人公的日常三餐和他对音乐与酒类的爱好。这些深刻烙印着个人气息的事物形成一种奇异的安定感，与纷扰复杂、充满不可知风险的外部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其实反映了资本发展的最为狂热的七、八十年代，日本一代青年对宁静而稳定的自我空间的渴求。而书中的主角也正是因为象征个体存在的房屋被毁坏，才不得不踏上对抗外部世界的危险旅程。而《城市海蜇》中张峰的妈妈被劝诱去深山修行，从此不知所踪。孔楠种苹果园的父母不能理解苹果手机的价值，也无法在现代科技的视频通讯手段前摆出合适的姿态。正是这些耳熟能详的桥段将故事拉回到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中。当孔楠带着文樱驱车前往海滩的过程中，两人在大海那种“浩瀚无边的蔚蓝面前”，感受到一种“无处遁逃的逼迫感”，这种人类面对巨大自然存在时的本能反应非常真实。而被物质所填充的城市生活，也只有在这种无法被物化的事物面前才能得到真正审视。
鲁迅评唐传奇为“始有意为小说”，即是要求一种从乡野杂谈中脱胎出来的，具有文体自觉性的文本，这自然对小说的叙述技巧和情节完整性有所期待。而随着西方现代主义的普遍引入，并应和着中国文坛对现实主义的不断反思，这种在故事性方面的努力却常常被怀疑是一种徒劳。当然，在现实主义统摄文坛的时代过去后，这种反思或许的确有其必要。但包括新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在内的文学思潮，更适合作为一种开拓思路的尝试，而非评价文本的圭臬。先锋文学的曲高和寡，正是这种忽略可读性的尝试让文本逐步走向封闭的表现。
新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则走向另一极端。对可读性的单一注重导向以爽点为核心的情绪刺激机制，最终让读者产生吸食毒品般的精神快感。而同类型热点的大量重复也与文学的独创性相悖。但这些由创作与盈利机制所决定的缺点并不是将网络文学驱逐出文学研究范畴的理由。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在拙劣的情节和尴尬的描写背后，网络小说所谓的“爽点”对读者群体精神痛苦的精确把握。虽然题材或类型有种种变化，但大部分网络文学作品都是对当代社会现实极端化的扭曲反应。而那些勾起读者情绪变化的固定桥段，也始终离不开性别矛盾、阶级矛盾两个核心。和作者来源千差万别的网络文学相比，当代纯文学写作在社会底层群体精神痛苦的表达上非常乏力，即使有新世纪前后的底层文学热潮，也常常受限于作者知识分子的身份而缺乏真实感，甚至演变成贩卖痛苦、争抢话语资源的内部斗争。
进入21世纪已近二十年，先锋文学的思路已经显得陈旧，而知识分子受难录的展示也应当走向尾声。如何生产出直指时代痛苦的优秀文本，将纯文学作者的文字功底和读者群体的精神痛点相结合，或许才是当下最应关注的文学话题。
二、成长性主题
如果说对故事性的自觉把握是王威廉在文学史学习和专业训练中汲取到的写作资源，那么对成长主题的把握就显现出他作为青年作家的天然优势。对王威廉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成长性特点，已有研究关注的较少。然而如果我们回顾王威廉的小说创作，会发现他对青年主角的偏爱，以及这些主角普遍的在时代变局压力下痛苦形变的经历，基本符合巴赫金所说的“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这一定义。虽然作为一个文学概念的成长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才被引入中国，因此一般认为在此之前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但是一些作品中的主角其实已经具备了成长性的特征。比如李杨在《抗争宿命之路》中对《青春之歌》的解读，就跳出了传统的革命主题分析，用成长小说的概念来丰富这一红色经典作品的更多阐释可能。这个研究同样也表明了成长小说更适于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而不是单纯的分类标准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所以单纯的归类工作并没有意义，以成长性的特点来观察王威廉小说创作对青年写作的价值才是一个真正值得思考的话题。
《非法人住》是王威廉作品中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成长性的一部作品集，其中收录的三个故事都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角，讲述了他们在与生活环境的互动中彻底转变的故事。《非法入住》中的“你”因为刚毕业时囊中羞涩，不得不租住一个朋友转租出来的筒子楼单间，从此开始与隔壁“鹅男人”一家试图侵入他“私人空间”的行为进行抗争。小说情节中荒诞而富有意味的是当主角试图以一种常规的但同时也是外在于筒子楼规则的方式进行抗争时，他永远无法真正取得胜利。只有当他彻底适应了筒子楼的规则，并将自己转换为和“鹅男人”一家同样毫无顾忌、粗鲁野蛮时，他反而获得了某种支配他人的“威权”，不仅让隔壁一家俯首帖耳，还能肆无忌惮的人侵新搬来的女生房间。这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无疑与开头时的“你”形成了映衬。这个女人最终是否也会适应筒子楼的规则，并把自己转换成同样的人呢？小说并没有提到，但我想结果可能并不乐观。
如果说《非法人住》展现了适应环境以获得“威权”的假想。那么在《合法生活》中王威廉则试图探讨对这种转变的抵抗。主人公小孙与同学史博在毕业后合租了一个公寓，过着蝇营狗苟，毫无生气的生活。上学时颇有才名的小孙通过这种“自我边缘化”的方式来拒绝进入社会所需要的身份转变。但结果是这种抵抗最终让他的灵魂与肉体走向分裂。肉体在分裂后考取公务员，“前程不是一般的远大”，终于走上了他人眼中的正道，成为了“正常人”。而拒绝改变的灵魂在城市上空飘荡，像一个沉默的观众一样一遍遍环游世界却无法参与其中，只能等待死亡带来的灵与肉的重新统一。
那么，既然对转变的拒绝只能带来自我分裂的后果，成功适应转变并获得“威权”就真的是问题的最优解么？最后一篇《无法无天》否认了这个可能，这也是整本书中最压抑绝望的一篇。毕业后进人政府部门的“我”发现单位里有一个智力低下的同事“矮乐鸡”，于是在适应单位的压抑、紧张的人情世故带来的压力下，“我”开始和同事小宋以欺凌“矮乐鸡”为乐。这个在小说开头还保留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底色”的年轻人在这种霸凌行为中不断突破自己的底线，以更过分的行为来获得更多乐趣。这种吸毒一样的沉沦最终以“矮乐鸡”彻底发疯，“我”和小宋被调去负责“矮乐鸡”的档案室为结局。“我”在智商、地位甚至人数上都对“矮乐鸡”形成了“威权”，但这个“威权”所导向的是一种共同毁灭的后果。这个结局不仅给《无法无天》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也给整本小说集划上了一个问号：既然接受与抗拒转变都无法寻到出路，那么青年人在这种环境中到底应该往何处去？ 成长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主体与环境的互动，既然这一对矛盾关系中的主体无论如何转变都无法寻到出路，那么问题显然是扎根在环境的那一边的。正是这个问题意识將作品的视野从青年人的“小我”拉向更广远的社会，并表现出巴赫金“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这一定义的批判性所在。这种批判性并不是“法三部曲”独有的。《无据之夜》里看似开朗的女生在聚会结束就选择跳桥自杀;《内脸》里女上司对主角的折磨，以及面具所包含的“权力”意味;《老虎！老虎！》里在多年后还是像个学生的老虎在见过两位挚友后自杀;《城市海蜇》中谢楠只能在单反相机的视野中获得与世界的联结感，甚至不惜为此与女友分手。王威廉的小说始终笼罩着一股强烈的荒凉色彩。“有一类故事情节惊悚，故事中很多人物都死了，可是读者看了并不会感到难过……而王威廉的小说中就算一个人也没死，我们也会感到切肤的疼痛。”正是这种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压抑感引发出个人所固有的否定意识。疼痛让我们发问，而问题则带来清醒。
回到青年写作而言，“青少年主角”“青春疼痛”“新一代的苦难”等标签显然不是王威廉独占的，甚至可以说是“80后”创作的普遍特征。然而以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为代表的一类所谓“青春疼痛”文学，其核心与其说是成长的，不如说是非成长的，甚至反成长的。故事里的少年男女们要么在甫一进入社会便各奔东西，仿佛所有“盛大的故事”都随着毕业而永远终结。要么即使在进入社会后也永远保持孩子一样的生活方式，身份的转换对他们而言不构成任何意义。郭敬明笔下这些“永远值得原谅的”孩子所能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荷尔蒙的骚动，这不仅让人怀疑他们与上海蜗居在地下室的漂泊者是否身处同一时空。
这种反成长主题与他们拒绝历史性地理解时代相联系。在成长所指向的个体与环境这两极中，环境那一极被永远悬置了。黄平认为郭敬明笔下的孩子“与年龄无关，而是指涉着对历史责任的拒绝……世界不过是围绕自我旋转的幻象。”历史性的理解既包括对事物存在原因的理解，也包含对其必然消逝的意义的理解，而后者无疑是种沉重的历史自觉。通过停留在孩子状态，他们能够永远将自己放逐在时代之外，通过消费来体会虚假的瞬时自由。这种轻盈的感受将生活的真实的“能为”转化为媒体许诺的美好的“可为”，并通过景观社会获得“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而王威廉的作品则刺破了这一幻象，展现了成长中主体与环境的惨烈厮杀。这固然让他的笔调充满荒凉和冷峻，但也在同时成为一道刺破时代幻象的冷风，为过度充盈的虚假欢乐所包围的我们带来一丝清新的感受。
三、景观城市
通过对成长主题中社会环境一极的批判，王威廉的小说在保留了青年视角的同时，也超越了青春文学浅薄、自我的特点，试图重新接续青年与时代的断裂关系，展现青年独有的对现代性的体验。这种体验的核心就是城市文明。王威廉对此是有着创作自觉的，他认为“城市文化就是现代性最集中的体现……城市文学肯定不能只是一种关于城市的文学，它面对的是当下总体历史进程，我们要敏锐地切入到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里边，并努力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
城市是为适应大工业生产而诞生的社会组织模式，是赋予现代文学的独特意象。现代城市一边以个体聚合物的概念取代传统的家族、群体概念，一边又碾平了个体问的差异性。人们以职业、收入和消费能力为依据被仔细划分，精心安置到相应的行动轨迹中，个体特点和感性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置喙的余地。这样，以被剥夺社群天性为代价，城市人得以享受现代性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福利，但这一切同时让他们置身于自我定位的困难和无所不在的群体压力下。本雅明在波德莱尔描写巴黎的诗歌中发现了孤独的游荡者，而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这种孤独感越发成为城市文明本身。其本质是一种异化，即在种种资产、证件组成的物的罗网中，人的自我认知被淹没了。
“80后”一代成长于老国企全面改革的大潮中，亲眼见证了90年代以市场为导向的全国性资源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80后”青年自然成为了城市化浪潮的主力军。他们富集于发达地区的工业城市中，成为中国城市的“孤独游荡者”，而那些物质虽不丰裕，但人与人之间紧密相连的“旧时光”，也就成为这批青年永远回不去的乡愁。
王威廉的《城市海蜇》就是这种乡愁的文学摹本。故事本身被精心编织成一篇悬疑小说，但在层层铺展的剧情背后是一种非常少年气的忧伤。这种被青春小说使用得过于烂俗的情绪，在城市与故乡的对立结构中获得了更深层次的解读可能。它一边映射着城市生活的精神痛苦，一边牵连着记忆中美好但无法归去的故乡。“80后”青年在这种资本的双向侵蚀中茫然、分裂，成为一个时代痛苦的承受者。
王威廉将小说命名为《城市海蜇》，这种渺小但美丽的无脊椎动物就是理解文本的关键。小说中有两处关系到海蜇的重要细节：孔楠第一次收到文樱寄来的明信片，就立刻确认“这个女人拥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她要表达的意思很丰富。”也就是说，海蜇应当是他与文樱之间关系的一种准确描述。但这种假设似乎很快被推翻了，明信片上的海蜇不过是布满海滩的城市垃圾，只有通过现代摄影器材的失焦处理后才能呈现出美丽的假象。和这一情节呼应的是，初来深圳的孔楠很快迷恋上摄影，甚至发展出一种病态的心理，只有通过镜头才能感受到女友的真实和自己的欲望。“仿佛那才是真正的眼睛，仿佛那里连接着永恒。”
显然，并不存在的海蜇代表城市生活的美好幻想，这种幻想只有在现代科技的处理下才能得以呈现，其美丽的表象指涉着一地垃圾的丑陋现实本质。但是尽管摄影等现代科技所费不赀，还导致了孔楠初恋的悲剧，他仍然无法放弃对这种幻象的依赖。因为只有在举起镜头时，他才能和世界有所联结，才能在科技打造的物质森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镜头之外的丑陋，包括高昂的生活成本、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只会带给他无尽的孤独和压力。而对于文樱，或者说张峰而言，美丽的海蜇是他对幼时好友生活的设想，这种设想包含了对沉闷压抑的小城生活的绝望，以及对现代生活一厢情愿的假设。因此，在遭遇到父亲离异再娶、母亲失踪的精神危机后，张峰一度希望来深圳投奔好友孔楠，只是被文樱的出现所打断。而张峰在变性后再次来到深圳，其实就是这场被打断的出逃的接续。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文樱（张峰）才寄出了那封意味丰富的明信片，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疑问与假设、对经年未见好友的感慨与试探都包含在其中。然而事实是，在现代都市和边远小城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安定的世外桃源。无论出逃到哪里，巨变下的人们都必将经历资本时代带来的痛苦。 另一处提到海蜇的细节是在小说结尾。文樱发现想象中的海蜇不过是海滩上的垃圾，却并没有如孔楠想象中的那样“失望、生气或是大笑起來”。她只是轻轻评价说：“还是很美的。”在这里，作者甚至没有耐心继续进行海蜇与城市生活的文字游戏，而是用一种极为感性的重复指出这座人来人往的城市“恰如这垃圾可以美如海蜇的沙滩”。而“还是很美的”这个评价，自然不是指满地垃圾的景象，而是这种景象背后所意味的现代都市流畅运转的宏伟与精密。常年生活在城市中的孔楠可能很难感知到自身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多少规则条例，多少忙碌的运输，多少无名者的劳动之上，他们共同维持了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则昭示着庞大的产能、密集的资源和繁多的就业机会，昭示着人类文明所有足以自傲的基础。垃圾与繁华这对诡异的组合本就指向同一个事物，他们是城市生活的一体两面。
文樱的这句评价作为外来者的观察，客观补充了孔楠主观感受。也正是这种补充让小说对城市的观察超脱了情绪化的指责，真正深入到现实维度中，深入到现代文明对自身的缺陷的哲学探讨。也只有这样立体的城市形象，才能够解释一代代青年为何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城市的罗网中，为何面对强烈的孤独、压抑也不撒手。因为现代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命题，尽管其诱惑的实现只钟情于少数幸运儿。正如同已经开上豪车，能够熟练使用现代科技产品的孔楠永远都无法追赶深圳房价上涨的速度。城市的压力无处不在，可供立足的家却依然虚无缥缈。他最长的恋爱就是刚到深圳时的初恋，此后便越来越短暂。可见，他不断融人城市的过程，就是他不断自我压抑的过程。他在物质上越丰盈，人的自然性就越衰弱。
但原乡已无处可寻。遥远的小城并非世外净土，而是另一种异化。现代性理念并不是单纯的科技与物质的增加，它还包含了一整套与之适应的、需要学习的思想模式和生活规则。与通过政府强力宣传的社会主义理想不同，这些规则只能通过资本的扩张来传播。因此，东部沿海与内地的城市对现代化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内地的小城承担了现代文明所强调的个体意识，放弃了集体时代的生活方式，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资源，迟迟无法迈入现代化的许诺中。人们无所归依的精神最终与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相媾和，呈现出更为丑恶而扭曲的姿态。
张峰与孔楠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的经历代表了现代城市青年的自我分裂与身份焦虑。在社交网络上，每一个代表童年记忆的事物都能获得一片惊叹和赞许。六小龄童与和田光司，粗劣包装的零食和简陋的玩具，他们都让人回想起美好的“旧时光”。但童年的“萤火虫”终究无法穿越现实的冷酷逻辑，正如同装帧精美的金庸全集也不能弥补丢失旧书带来的遗憾。从怀想中抬头，现实的荒漠还在不断延伸。现实中的“孔楠”们既不能自认为城市的成功者，因为他们甚至无法获得一个栖身之所;而小城市的平静心态也早已丢失，尤其是在经历过真正的现代化之后，压抑的生活就显得尤其难以忍受。他们只能暂时悬置起精神需求，用不断地物质占有来自我安慰。这一切都为消费主义的兴起做好了铺垫。时代是如此急迫地想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不论个体的愿望如何，世界终归是变了。
四、结语
文学永远无法摆脱其政治性的一面，本质上是因为它永远不能超脱时代现实的影响。即使是人的诸多本能反应，也就是所谓的人性，也需要在现实背景中才能获得含义。一个在大城市中汲汲于减肥而节食的富家千金，她所能理解的饥饿与山村里常年不见荤腥的少女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文学可被反复解释的经典性，与其说来源于空洞的人性共通，不如说来源于对某种现实情况的准确把握。
然而，当今的文学作品正在不断内卷到琐屑的概念和狭窄的室内空间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逐渐失去准确表达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的能力，新时代的青年作家们又常常受到个人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在不断分割的小群体中走向极端。他们大多出生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早就习惯了高架、街巷和商场对空间的准确分割，习惯了移动终端、免现支付和物流往来的便利。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过渡。尽管如郭敬明般极端推崇城市文化的依然是少数，但是这种习以为常正在剥夺这些青年作家们对生长于斯的城市文明的反思能力，也影响了他们对宏大的时代主题的回应。
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威廉的创作显得格外有价值。王威廉对城市文明的批判精准地踩在青年身份焦虑的原点上，踩在房价、市场和消费主义等一系列颇具时代气息的现实热点中。而且这种批判并不局限于当下，还在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延伸。从张峰到文樱的转变，这种以物质和科技的方式完全转变个体存在的离奇故事，提醒我们人类的自我的认知在当今的科技发展面前有多么脆弱。如果所有外在的物质表现和证明都能够被改写，那么我之所以为我的理由，就只剩下精神存在接续性，只剩下我们体内还在挣扎的渺小萤火中。
故事性、成长主题和城市经验构成了解读王威廉作品的三个重要核心。然而对于一个多向发展的作家来说，任何概括性的总结都只能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努力。王威廉的创作几乎始终在向陌生的领域突进。《生活课》里描写的婚姻琐事对感情的消磨颇有张爱玲的细腻风格。《书鱼》将古代志怪小说的桥段放在现代社会视角的审视下显出一种清疏的哀愁。《天使沉默》则完全突破了青年视角，以一个单亲爸爸的视角去观察生活的压力，以及疲惫而各有缺失的人们在这种压力下艰难释出的善意。这些作品共同勾画出王威廉旺盛的创作活力。这让我们的对“80后”的文学创作充满期待：一代人正在走向退场，新时代的价值承担者们是否能从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中突围，重新构建起一个消解以人为壑的共同体，并由此加入到新的中国经验的书写中？我们仍需等待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