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这两篇小说来看，庞羽是一位擅长创造“恍惚知觉”的小说家。她的语言萦绕在人物的思想、感知、记忆与情绪上，使其在语言中勾勒成像，这些是飘忽、轻盈而无特定方向的存在，于是，庞羽小说里的世界显影为无界限、无障碍、无远近的空间，绝类梦境，亦如同当代人的生活——我们不再拥有绝对的差异或彼岸，有的仅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走走”。《有大片云朵燃烧的夜晚》里，主人公博泽上天入地，周游列国，为了什么？没有目的，如果强行赋予一种目的的话，不过是为了寻找“自我”这一十足建立在现代自我主体之上的意义，这种目的论意义上的目的，与师承西方现代派精神内涵的前辈作家相比，已经并不鲜明特殊，最起码，博泽平和、不决裂、不抵抗，是置身于一个同一性无处存身的世界的“后现代”的小说人物，因此，裂解的碎片空间里，博泽的母亲是在广州，江苏还是佛罗伦萨，都有可能。它们被抹除、掩去了差异，呈现为多项的选择，而非无从选择的必然抉择。这就好比在小说的“现在时”里，博泽正处于游子归乡的生命阶段，归来寻找少年时代的爱侣，然而，我们都明白，“找”之于博泽的意义远远大于“找到”的大团圆结局，正如博泽的故事并未真正尘埃落定、落叶归根，小说叙述的兴趣，保持在载离“现在时”追诉包罗着世界的回忆之上。
　　小说的“后现代性”，从叙述的意义上说，可以从两篇小说所分享相似的观念中表现出来：人世间生活的困扰不是具体的、历史的一时一事，或者说既然不寄希望于现世的回应与解决，那么，宁可把源头追溯至地球和宇宙的诞生，这套逻辑，反之也成立。于是庞羽说，“你生活的全部是最基本的质子，分子，离子。而这些东西，都来自于那场宇宙大爆炸”。在小说里，时间的呈现，试图不依赖连续的、有目的的人物行动的连缀，而是以物的变形表现。如此说来，我们倒可以理解两篇少年少女成长之殇的故事，为何以燃烧的云朵与阳光为题目和小说的核心意象。
　　《阳光下》把“瞬间”确立为小说的叙述策略，以“阳光下”为题，自然包含着阳光之下罪恶的反讽寓意，但小说中的“阳光”，不是灿烂的艳阳天或照常升起的太阳，而是瞬间闪现，或被主人公瞬间察觉又转瞬即逝的影像，小说的制胜法门在于此。瞬间与瞬间之间，无须严谨的逻辑关系。奠基“后現代”的思想先锋尼采认为，构建世界的方式不是以组织语言的普遍、常规形式来完成，而是以混沌不明、自由漫游的流动性来构想世界。讲一位被高中老师性侵的女孩子故事的小说，不妨从“我的一匹马失眠了”说起。我的马是什么？许是同独角兽接近，属于少女的青春期懵懂的性臆想，也许是她摊煎饼时随意赋形的蛋清的形状，更可能是少女逃逸生活的渴望。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一再重申，当代艺术决不能满足于讲故事，论善恶。德勒兹坚称，每一门艺术形式都有其自身特别的权力，就小说而言，叙事风格和对事物可感性的重新处理是小说完成其艺术本体的真正任务。彻底的解放，突破身体对日常经验的臣服，意味着激进地体认细微的感知，发挥语言的细节描述能力使得任意感知拥有足够的强度。
　　在庞羽构建的知觉小说中，她以混乱的思维印证经验的失序。被性侵的女孩的眼中，“这个男人居然是我爸”——父亲不再是概念的慈爱，严厉的家长，他荒唐地对可能怀孕的花季女儿漠然麻木，却关注女明星生育新闻。家不是温暖的归巢，小说里，被父亲或性侵老师捏在手里的黏土是少女心目中的家，神话里女娲抟土造人，少女的感知中，自己和老师夫妇试图置于她腹中的胚胎，皆是黏土般的家里捏出的人偶，他们肆意而随性地创造了自己，让自己创造婴儿，生命如此草率无状。小说里，失序、混乱不是因何而起的特定感受，而是营造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恍惚、恐惧，当少女说出“再过上六年，她就上小学了。她的算术，由我来教”，或直问“你能保证过了今天，你爱的人不会杀了你吗”时，我们感知到的是天真的毁坏，无邪的惊悚，如同恐怖片中的玩偶、少女。
　　当然，少女的独白略显甜腻，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如果要对这两篇小说求全责备的话，恰恰在于所有碎片的拼贴处稍显圆滑，别有意味的世界各地的新闻，马，火烧云，阳光，这便取消了后现代艺术对现代性规范而连续的时间的颠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庞羽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解构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尼采意义上的），若非如此，她也不会在创作谈里耐心而周到地解释两部小说的故事梗概和创作意图。
　　庞羽的小说看似是德勒兹“时间-影像”的理论例证。德勒兹看来，电影发明了一种非人性地观看世界的方式，所有的事物都是“影像”，摆脱了既定概念对人眼观看的禁锢，电影的影像使生命重新生成。也就是说，不是首先拥有世界或生命，然后艺术家再去模仿、解释、描述它，而是说生命在艺术的世界中总是处于一种“生成”的过程中。文学是以非认知和非智性的方式感受。在笃信“再现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学主潮之中，庞羽与那些不断闪现先锋之姿的作家们一样，展示了独特的艺术样貌。当然，也许南辕北辙，她的小说，并没有以自觉而强烈的冒犯、反抗为艺术主张，她似乎在灵活地逃逸。但知觉小说的确解放了我们的感受，我们不再简单指认或区分爱、痛苦、孤独、幸福这些语词及其给定的涵义所束缚，而在定见中，“我们总是轻易地从感受过渡到概念”。
　　至于知觉式艺术所必须回应的伦理挑战，载离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语境的后现代艺术实践，遭遇二十世纪历史、二十一世纪现实中的复杂问题，沦为不甚有效的能指幻术，这些风险，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诸位思想家们已经向世界敲响警钟，在此我就不再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