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读过的所有书能看出他的品味，一个人生产的垃圾便能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从古至今，人类对待垃圾都是随手一丢，眼不见为净，但大多数人不曾察觉的是，垃圾是人类祖先留给后世巨大的具体遗产之一，什么样的人就能产出什么样的垃圾，人们所拥有的与所丢弃的，往往比他们自身更能精确详尽而且真实地说出他们曾经过往的生活。如果人类能充分了解我们所丢弃的东西，便能更加了解自身置身其中的世界。
　　垃圾考古学便由此诞生，分析古人的垃圾并从中获取他们的社会关系与行为习惯由来已久。考古学家艾弥尔·豪瑞（Emil Haury）在谈到美洲西南部的原始垃圾堆时，就曾如此断言：“无论人们怎么看这些土墩，视它们为讨厌的垃圾堆或是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们都比其他东西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事实也正是如此，英国考古学家雷纳德·乌里就是从一条连接几个最大土墩的沟渠判断这是倾倒垃圾的地方，继而从它暴露出来的底层判断出整个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古城的年代。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所谓的“物质文化”始终占据着研究重心，他们寻觅古人遗址或垃圾堆，试图从古人的器物和食物中找到使用者行为的蛛丝马迹，器物能穿越时空的阻隔解读不同时代人类的生活画面，也就是建立起实物证据或环境与特定的思考模式、习惯或个人特质之间的关联性，并以此作为划分社会阶级的依据。人类生来以制造垃圾表明其存在的痕迹，罐头、瓦楞纸盒、包装材料都是垃圾掩埋场的常客，在被遗弃的废品中，人类与垃圾之间有着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甚至能追溯到人类群体的特质及其行为习惯，考察出使用者对不同品牌的忠诚度，再由特定垃圾的数量跨越到对人口的估量，这些文明碎片最终拼凑出一张社会历史图景。然而，垃圾考古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最辛苦的莫过于垃圾考古人员置身于垃圾掩埋场的恶劣环境，以螺旋钻深入垃圾场的不同部分，再从选定的地层去处理垃圾样本，还要在不同地点、深度重复进行，此外，还需微生物学家和土木工程师将样本放置于无氧的密闭容器中以便日后分析。
　　美国考古学家基德是第一个揭示出古代废墟与垃圾的地层重要性，人类本能地将垃圾与自身所居之地划分开来，当居室固定后，要从此移除的就是垃圾了，也就是说，是垃圾的危机迫使人类行为模式的改变，从此迈向了文明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填埋的垃圾也逐渐堆积起来，它们被考古学家称为“冢”，其中“不可分解”的垃圾最为顽强，而且占有较大比重，层层覆盖，导致城市上升，从古特洛伊城的地理剖面图就可以看出这座城市处理垃圾的方法。
　　即便如此，人类处理垃圾的方式在本质上毫无新意：倾倒、焚化、回收、减少物品的体积。然而，这四种方法也并非权宜之计，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垃圾同时透露出人类行为模式往往本性难移，肆意消费和浪费，不断推陈出新地制造垃圾也是社会的不幸，“喜欢-厌恶-丢弃”以此循环重蹈覆辙，制造与发明产品无异于制造垃圾，一次性消毒手套和塑料用品的初衷原本是保证病人不被细菌感染，却制造了不计其数，堆积如山的垃圾。
　　垃圾虽无用，但处理它却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垃圾掩埋自古就有的做法就是以泥土同化垃圾控制气味。旧掩埋场填满，新掩埋场难寻，纵是科技不断更新，也并不存在完美的垃圾处理方式。“先进的科技不是避孕药，而是催生剂。”无纸时代的到来并不能缓解人类对垃圾的焦虑，计算机的盛行并没有使纸张从此绝迹，反而使制作冗长的文件比以往都容易，因此书本纸张成为历史陈迹神话般地传颂着，却从未得以实现。
　　当人们为遍地垃圾大感绝望时，美国弗莱士河公园（Freshkills Park）的落成令人叹为观止，这座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占地约九平方公里的弗莱士河垃圾填埋场变身为生态公园，五十多年来，位于纽约的史坦登岛（Staten Island）的弗莱士垃圾场承担着纽约最主要的固定生活垃圾填埋任务，这座曾经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在21世纪转变为集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等为一体的公共生态景观公园，成为纽约市最大的城市公园。
　　垃圾场的不断翻新如历史的车轮碾压过的历史，垃圾哲学揭示了人与物的真相，能留下来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