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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首歌，或以旋律，或以字句，或以特殊背景下的非常事件，深深打动你——不长，才一生。
喜时有它，苦时有它，人生种种况味，都被它写尽、唱尽……纵有千人万人在听，你却觉得，它，只为你量身而做。
那一年，1979。
有一个叫邓丽君的台湾女子，用她清丽的歌声催开了一代人晚熟的情窦。每一夜，我们在收音机里捕捉电波中她稍纵即逝的温婉，那颗因时代风云而未老先沧的心，在那样和煦的节奏里温柔开来，只等一场细雨，便可开出一朵柔媚的花……
那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备战”高考，像上满发条的钟表，只争朝夕着人生梦想。
那时，与我同龄的“发小”刘学已经是工厂里小有名气的汽车修理工。每次来找我，他会带一些最新的学习资料给我，还会骑着自己改装的摩托车载着我呼啸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那样的张扬，在那灰色的年代里，不知道引来多少复杂的目光。
第一次听到《甜蜜蜜》就是在他摩托车的收音机里，那首歌猝不及防地降临时，刘学正坐在一旁帮我剥一颗又一颗的海瓜子，而我——被刘学称兄道弟的“野小子”则在那歌声里突然间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是爱来时的激动与感伤，而我内心所有“欲语还休”的情怀，几乎都已经被这首歌及它的旋律一一击中。愣怔了几秒后，刘学拍打着我的头说：“假小子长大了啊！好好学习，如果你考上了大学，我就送你一个录音机，里面是放磁带的，全是邓丽君的歌，可以反复地听，再不用半夜里点灯熬油地等啦！”
可是，我却没有等到那一天。
高考的前一天，我紧张至极。刘学载着我去书店，那里有免费的邓丽君的歌声，我整整听了一个下午，如痴如醉。直到书店关门，我才注意到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刘学载着我风驰电掣。在一个急转弯处，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我们的摩托车即将飞起来的时候，我被刘学狠狠地甩了出去……
我的伤不很重，并没有耽误第二天的考试，但刘学却再也没有醒过来。性命攸关之际，他用瘦弱的臂膀給了我一线生机。直到高考结束我才得知他已经离去的消息。这场生死离别湮没了金榜题名的喜悦，也让我人生此后的种种成就都有了折扣。我离开家乡去上海求学的前一天，刘学的妈妈来我家把一个录音机交到我的手上，说：“这是刘学为你准备的，可惜他没能亲手交给你。”
那盘磁带里只有一首歌——《甜蜜蜜》，但却有两个人在唱，一个是邓丽君，一个是刘学。前者，曾让我心醉，后者，让我心碎。他在那场青春里，用那样的深情无语地爱过我。
爱过这一场我便老了。
刘学走了，他的父母搬离了我们的小城。
毕业后，我留在了上海，很少回家，不是不想念，是往事真的不堪回首。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如果刘学还在我们之间的结局，也许我们会成为烟火夫妻，在庸常琐碎中渐成怨偶，也许会因为人生际遇的千差万别此情只待成追忆，也许……
那个录音机、那首《甜蜜蜜》都被我雪藏，同时尘封的，还有被他爱过还能为谁情动的心。
在那个年代，三十岁的女孩不叫“剩女”，而是一个饱受各方压力的“老姑娘”。
1995年春节，年事渐高的父母不愿来上海过年，我终于决定回乡。大巴车在上海郊外抛锚，被拖车拖至就近的修理店。那个小修车店虽然不大，却一点儿都没有它应有的杂乱，院落里甚至还有显然被精心侍弄的葡萄架和花草，还有，还有，音质极佳的《甜蜜蜜》。我是顺着歌声在葡萄架的缝隙里看到了修理店的老板——刘学——那个这些年我不思量、自难忘的人。只是，只是，他左臂的衣衫是空的，压在腰带下面……我呆呆地看着他，恍然如梦。直到一个男孩跑过去，嗲嗲地叫他“爸爸”，他微笑着答应，满眼都是平静与温暖。
我终于没有勇气站在他的面前。回到家里，面对再也无法隐瞒的真相，母亲告诉我，当年刘学并没有死，但他失去了左臂和左腿，是他一再要求大家对我隐瞒真相，并同父母搬离了家乡。他不想以残缺的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和记忆里，也不想让我背上永远的负疚，他说，她应该美好地活着……
那个春节，我终于从深锁的柜子里拿出那台如今已经无比古老的录音机，日日夜夜听那首《甜蜜蜜》。歌者已去，但那个爱过我的人依然活着。这首歌，对于我和刘学来说已经不仅仅是音乐，也是命运——这一生，有一个这样的人，曾经用这样的方式真诚地爱过我，并教会我如何惜福地活着。
原本以为我最好的时光早已随着那场车祸戛然而止，现在才明白，其实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有个人爱过我，他对我最大的期望是我能美好地活着。
那之后，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岁月终于静好。
我再也没有见过刘学。但我知道，人生何处不相逢。倘有一天我们在街头相遇，我不会落泪，而是会微笑着走向他，对他说：“谢谢。”——感谢命运，让你还在这人间，感谢你，用那样的方式爱过我，感谢所有之前和此后的日子……
前几日去台湾旅游，特意去了位于台北金山县的“筠园”，那里长眠着邓丽君。我将一束素洁的白玫瑰放在她的墓前，按下那里的点唱机：“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那一刻，我依然泪流满面。儿子吃惊地对我说：“妈，没想到你也这么多愁善感。”
每一场青春都有那么一首歌，这首歌，不是回荡在记忆里，而是住在生命里。岁月可以老去，但那歌声，却永远年轻。
喜时有它，苦时有它，人生种种况味，都被它写尽、唱尽……纵有千人万人在听，你却觉得，它，只为你量身而做。
那一年，1979。
有一个叫邓丽君的台湾女子，用她清丽的歌声催开了一代人晚熟的情窦。每一夜，我们在收音机里捕捉电波中她稍纵即逝的温婉，那颗因时代风云而未老先沧的心，在那样和煦的节奏里温柔开来，只等一场细雨，便可开出一朵柔媚的花……
那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备战”高考，像上满发条的钟表，只争朝夕着人生梦想。
那时，与我同龄的“发小”刘学已经是工厂里小有名气的汽车修理工。每次来找我，他会带一些最新的学习资料给我，还会骑着自己改装的摩托车载着我呼啸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那样的张扬，在那灰色的年代里，不知道引来多少复杂的目光。
第一次听到《甜蜜蜜》就是在他摩托车的收音机里，那首歌猝不及防地降临时，刘学正坐在一旁帮我剥一颗又一颗的海瓜子，而我——被刘学称兄道弟的“野小子”则在那歌声里突然间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是爱来时的激动与感伤，而我内心所有“欲语还休”的情怀，几乎都已经被这首歌及它的旋律一一击中。愣怔了几秒后，刘学拍打着我的头说：“假小子长大了啊！好好学习，如果你考上了大学，我就送你一个录音机，里面是放磁带的，全是邓丽君的歌，可以反复地听，再不用半夜里点灯熬油地等啦！”
可是，我却没有等到那一天。
高考的前一天，我紧张至极。刘学载着我去书店，那里有免费的邓丽君的歌声，我整整听了一个下午，如痴如醉。直到书店关门，我才注意到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刘学载着我风驰电掣。在一个急转弯处，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我们的摩托车即将飞起来的时候，我被刘学狠狠地甩了出去……
我的伤不很重，并没有耽误第二天的考试，但刘学却再也没有醒过来。性命攸关之际，他用瘦弱的臂膀給了我一线生机。直到高考结束我才得知他已经离去的消息。这场生死离别湮没了金榜题名的喜悦，也让我人生此后的种种成就都有了折扣。我离开家乡去上海求学的前一天，刘学的妈妈来我家把一个录音机交到我的手上，说：“这是刘学为你准备的，可惜他没能亲手交给你。”
那盘磁带里只有一首歌——《甜蜜蜜》，但却有两个人在唱，一个是邓丽君，一个是刘学。前者，曾让我心醉，后者，让我心碎。他在那场青春里，用那样的深情无语地爱过我。
爱过这一场我便老了。
刘学走了，他的父母搬离了我们的小城。
毕业后，我留在了上海，很少回家，不是不想念，是往事真的不堪回首。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如果刘学还在我们之间的结局，也许我们会成为烟火夫妻，在庸常琐碎中渐成怨偶，也许会因为人生际遇的千差万别此情只待成追忆，也许……
那个录音机、那首《甜蜜蜜》都被我雪藏，同时尘封的，还有被他爱过还能为谁情动的心。
在那个年代，三十岁的女孩不叫“剩女”，而是一个饱受各方压力的“老姑娘”。
1995年春节，年事渐高的父母不愿来上海过年，我终于决定回乡。大巴车在上海郊外抛锚，被拖车拖至就近的修理店。那个小修车店虽然不大，却一点儿都没有它应有的杂乱，院落里甚至还有显然被精心侍弄的葡萄架和花草，还有，还有，音质极佳的《甜蜜蜜》。我是顺着歌声在葡萄架的缝隙里看到了修理店的老板——刘学——那个这些年我不思量、自难忘的人。只是，只是，他左臂的衣衫是空的，压在腰带下面……我呆呆地看着他，恍然如梦。直到一个男孩跑过去，嗲嗲地叫他“爸爸”，他微笑着答应，满眼都是平静与温暖。
我终于没有勇气站在他的面前。回到家里，面对再也无法隐瞒的真相，母亲告诉我，当年刘学并没有死，但他失去了左臂和左腿，是他一再要求大家对我隐瞒真相，并同父母搬离了家乡。他不想以残缺的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和记忆里，也不想让我背上永远的负疚，他说，她应该美好地活着……
那个春节，我终于从深锁的柜子里拿出那台如今已经无比古老的录音机，日日夜夜听那首《甜蜜蜜》。歌者已去，但那个爱过我的人依然活着。这首歌，对于我和刘学来说已经不仅仅是音乐，也是命运——这一生，有一个这样的人，曾经用这样的方式真诚地爱过我，并教会我如何惜福地活着。
原本以为我最好的时光早已随着那场车祸戛然而止，现在才明白，其实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有个人爱过我，他对我最大的期望是我能美好地活着。
那之后，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岁月终于静好。
我再也没有见过刘学。但我知道，人生何处不相逢。倘有一天我们在街头相遇，我不会落泪，而是会微笑着走向他，对他说：“谢谢。”——感谢命运，让你还在这人间，感谢你，用那样的方式爱过我，感谢所有之前和此后的日子……
前几日去台湾旅游，特意去了位于台北金山县的“筠园”，那里长眠着邓丽君。我将一束素洁的白玫瑰放在她的墓前，按下那里的点唱机：“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那一刻，我依然泪流满面。儿子吃惊地对我说：“妈，没想到你也这么多愁善感。”
每一场青春都有那么一首歌，这首歌，不是回荡在记忆里，而是住在生命里。岁月可以老去，但那歌声，却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