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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文学创作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特别是在新时期小说的创作中,常常可经窥见鲁迅的影子。其中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鲁迅传统一直是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新时期小说;人物形象;鲁迅传统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3—0079—02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杰出的艺术大师,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①当我们把目光放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上,惊异地发现鲁迅先生所开创的传统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中被深刻地理解与诠释。
一、当代阿Q
阿Q这个人物是鲁迅先生塑造的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鲁迅先生要用阿Q“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②,继而去改造国民劣根性,并且他又说“我还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③我们深感鲁迅先生洞察之锐利,直到改革开放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上仍有许多阿Q式的人物存在。当代作家们张扬起“五四”以来启蒙精神的大旗,以犀利的笔触去刻画那些仍旧愚昧麻木的灵魂,在国民性批判的道路上俞行俞远。
“不少人认为,当代作家中,余华跟鲁迅走得最近。”④就连余华自己也说过:“我觉得在我内心深处和鲁迅非常的接近。”⑤余华的创作是靠近鲁迅的,无论是对于底层人的关注,还是对历史、现实的思考,都有与鲁迅相通的地方。他虽然没有发表过像鲁迅那样的启蒙宣言,但是他却在潜意识中践行着启蒙的创作理想。他把阿Q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参照,批判底层人民的麻木和愚昧。《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他的遭遇固然令人同情,然而他的麻木愚昧也令我们愤慨。当发现许一乐并非亲生时,他背后痛骂何小勇却又缺乏直面何的勇气,而在何出车祸后幸灾乐祸。许三观在妻子、儿子面前是强者、是支柱,而这一切不过是虚假的尊严罢了。他同阿Q一样不觉醒,活在自我构造的虚幻的精神世界中。为了娶妻卖血,为偿还儿子打架费卖血,为许一乐筹住院费卖血或许都情有可谅。而为了给“情人”加营养,让全家吃一顿好饭菜,请二乐队长喝酒,吃炒猪肝喝黄酒却全是打的个人主义的小算盘,没有一件具有深远意义。鲁迅曾说过他选择小说作为启蒙的武器的原因:“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⑥鲁迅先生的启蒙是以“立人”为核心的,他关怀人的精神,致力于人的解放,探究人性的存在。余华与鲁迅一样,对国民身上存在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试图用笔来唤醒他们麻木的精神,使他们摆脱愚昧麻木,使他们成为有着像刑天那样精神的顶天立地的真正的人。
苏童的《罂粟之家》中的陈茂是刘家的长工,当工作队长到来之后,陈茂翻身得解放参加了革命,然而陈茂不过是准许革命后的阿Q。有了权利支持的陈茂,革命也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强暴了刘家的女儿刘素子,使得刘素子自杀。陈茂是作为阿Q形象的延续展现在读者面前,强调了阿Q这类人革命的负面影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⑦作家们实质上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今社会中那些被权力金钱异化,丧失人的精神与理智的人。仍是秉承着鲁迅先生“立人”思想以达到深化启蒙的目的。
二、狂人再现
《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通过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口控诉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象,看似疯狂,实则是真理的追求者。当代作家们对这一形象所具备的强烈的叛逆精神深深折服,在他们的笔下,“狂人”形象得到进一步展示与发展。
在马原的作品《虚构》中,“我”在玛曲村这个麻风病隔离区与麻风病人做爱,通过这种性爱的体验展示了麻风病人的可爱和淳朴,也使自我重新感觉生命的存在。与麻风病人做爱,这岂不是疯了?但是也许马原以这种想象疯狂的行为模式去对中国传统的性文化进行冲击。性历来作为民族家族繁衍而存在,具有着生殖意义。千百年来,性都是被束缚于这样传统文化的框架之内。马原对传统文化、道德、理性进行挑战,让人回到了心灵、身体双重的感性层面,承继着鲁迅反叛传统的精神。
余华的作品《一九八六年》,意指一九六八年。那一年失踪的历史教师回来了,他向已经改嫁的生活平静的妻子发出了尖叫,因为他早已经变成了疯子。他在自己的身体上展示着古代的各种酷刑:墨、劓、宫、凌迟,然而小镇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疯子,他的自虐仅变成了“奇观”和“奇闻”。福柯指出以刑罚这种方式来组织训练人的身体,可以提供一种顺从的富有生产力的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资源。身体“只有当它既是一种生产的身体又是一种被征服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才成为一种有用的力量。”⑧权利能使人的身体绝对的服从。余华通过这样一个疯狂的知识分子的自戕,不仅表现了对于高居人的身体思想之上的权利的批判,还使我们看到这种残忍的刑罚的目的,可能是在于唤起人的消失的对“文革”的记忆,以刑罚的效果达到让人们不忘历史的惨痛。与狂人发现的历史书上“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以及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喊声遥相呼应。
三、落后女性
女性是鲁迅作品中经常被刻画的对象,像《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离婚》中的爱姑、《伤逝》中的子君等,这些女人是旧中国地位最低、命运最悲惨的一群。鲁迅在作品中不仅对于他们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挖掘了她们被损害被侮辱的根源,更是冷静地刻析了她们的弱点,为她们的解放寻找出路。新时期女性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再不会堕入到祥林嫂那样被夫权、族权、神权压迫的境地,但是整个社会仍然被父权文化所统治,而且来自千百年来人类种族的心理积淀——集体无意识,仍将女性困在以男性为中心意识的泥潭中,女性们仍是没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一群,绝对称不上是自觉的现代女性。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家庭的两性位置中,一些女性把男性的宽容以及平等的姿态当成了女性解放,但这实际上是来自外部环境变化刺激下的幻觉,真正的女性解放不仅来自于男性的改变,更主要是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王安忆的作品《逐鹿中街》冷静地指出了这种觉醒的溃败,38岁的老姑娘陈传青为丈夫古子铭创造了一个两情相悦的家庭气氛,她规定了丈夫的生活模式,她辞去了工作,全心全意照顾古子铭,换来的却是古子铭的逃避。于是大街成为她追逐丈夫的战场,如子君一样“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逐鹿中原中的男性是英雄是豪杰,而逐鹿街中的女人的战场只不过是从客厅扩大到街上,这是女性的悲哀。陈传青对古子铭追逐的强悍假象恰恰暴露的是女人对男人深深的依赖,而且由于她辞掉了工作,丧失了经济来源,她对男人的这种依赖更深。她在家庭中必须以其他方式来弥补她与丈夫的这种距离,从而平衡表面上的两性平等。于是她向男人谄媚,就如同子君发现了涓生的改变之后变得“缓和得多了”,为什么男性永远是女性的意识形态呢?
鲁迅对妇女的悲惨处境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并站在平等的角度分析她们的弱点,关注妇女解放问题。新时期女性作家们在对鲁迅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上的探索更为深远,不仅从社会层面探讨女性缺乏自主意识,更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加以挖掘,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女性的剖析更为深刻。
四、孤独者
知识分子的命运是鲁迅笔下重点关注的对象,而其后的一代又一代作家也无时无刻不在沿着这一主题前行。
鲁迅关注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时,也在思考知识分子的寻路体验,因此成功地塑造了“孤独者”魏连殳这一人物形象。阎真的《沧浪之水》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初抒写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作品。它的主人公池大为与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池大为在“权与钱”为话语权的社会环境中,用父亲珍藏的《中国历代名人素描》这本书构筑自己全部的精神世界,然而当他真正进入社会后,他的精神却受到了权钱的致命冲击。最初他试图依靠一己力量来改变卫生厅的现状,但他很快发现,他的这种抗争不仅毫无作用,反而却是自己日益陷入困境。于是他由抗争转为无奈的接受,但是接受并不代表就能走出生活困境。于是,池大为的精神根基开始动摇。到儿子被烫伤,他做出了根本性改变,开始拍马、讨好,无所不为,没有几年成了卫生厅的厅长。他已完全放弃了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坚守。物质上他得到了荣誉、地位、金钱,可是在精神上他成了一个虚无主义者,他选择了魏连殳式的堕落,成为一个彻底的孤独者。池大为与魏连殳都曾在面对现实问题时自省过求索过。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坚守—逃离—堕落。当传统的精神资源在当代社会中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后,知识分子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现实,应该坚守什么?
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关注的重点在实现人的现代化,即“立人”思想。当代作家们面临的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然而在日益物质化的当今社会下又出现了关于人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失业、人性变异等等。关于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是仍须探寻的。所以当代作家们自觉地寻到了鲁迅所指出的“立人”道路,为国人真正独立自主,成为具有现代化精神的人笔耕不辍。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②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③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9页。
④徐正林:《先锋余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⑤徐正林:《先锋余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⑥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⑦王富仁:《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⑧路易斯·麦克尼:《福柯》,贾堤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责任编辑/王丽君)
关键词:新时期小说;人物形象;鲁迅传统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3—0079—02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杰出的艺术大师,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①当我们把目光放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上,惊异地发现鲁迅先生所开创的传统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中被深刻地理解与诠释。
一、当代阿Q
阿Q这个人物是鲁迅先生塑造的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鲁迅先生要用阿Q“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②,继而去改造国民劣根性,并且他又说“我还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③我们深感鲁迅先生洞察之锐利,直到改革开放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上仍有许多阿Q式的人物存在。当代作家们张扬起“五四”以来启蒙精神的大旗,以犀利的笔触去刻画那些仍旧愚昧麻木的灵魂,在国民性批判的道路上俞行俞远。
“不少人认为,当代作家中,余华跟鲁迅走得最近。”④就连余华自己也说过:“我觉得在我内心深处和鲁迅非常的接近。”⑤余华的创作是靠近鲁迅的,无论是对于底层人的关注,还是对历史、现实的思考,都有与鲁迅相通的地方。他虽然没有发表过像鲁迅那样的启蒙宣言,但是他却在潜意识中践行着启蒙的创作理想。他把阿Q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参照,批判底层人民的麻木和愚昧。《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他的遭遇固然令人同情,然而他的麻木愚昧也令我们愤慨。当发现许一乐并非亲生时,他背后痛骂何小勇却又缺乏直面何的勇气,而在何出车祸后幸灾乐祸。许三观在妻子、儿子面前是强者、是支柱,而这一切不过是虚假的尊严罢了。他同阿Q一样不觉醒,活在自我构造的虚幻的精神世界中。为了娶妻卖血,为偿还儿子打架费卖血,为许一乐筹住院费卖血或许都情有可谅。而为了给“情人”加营养,让全家吃一顿好饭菜,请二乐队长喝酒,吃炒猪肝喝黄酒却全是打的个人主义的小算盘,没有一件具有深远意义。鲁迅曾说过他选择小说作为启蒙的武器的原因:“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⑥鲁迅先生的启蒙是以“立人”为核心的,他关怀人的精神,致力于人的解放,探究人性的存在。余华与鲁迅一样,对国民身上存在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试图用笔来唤醒他们麻木的精神,使他们摆脱愚昧麻木,使他们成为有着像刑天那样精神的顶天立地的真正的人。
苏童的《罂粟之家》中的陈茂是刘家的长工,当工作队长到来之后,陈茂翻身得解放参加了革命,然而陈茂不过是准许革命后的阿Q。有了权利支持的陈茂,革命也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强暴了刘家的女儿刘素子,使得刘素子自杀。陈茂是作为阿Q形象的延续展现在读者面前,强调了阿Q这类人革命的负面影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⑦作家们实质上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今社会中那些被权力金钱异化,丧失人的精神与理智的人。仍是秉承着鲁迅先生“立人”思想以达到深化启蒙的目的。
二、狂人再现
《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通过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口控诉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象,看似疯狂,实则是真理的追求者。当代作家们对这一形象所具备的强烈的叛逆精神深深折服,在他们的笔下,“狂人”形象得到进一步展示与发展。
在马原的作品《虚构》中,“我”在玛曲村这个麻风病隔离区与麻风病人做爱,通过这种性爱的体验展示了麻风病人的可爱和淳朴,也使自我重新感觉生命的存在。与麻风病人做爱,这岂不是疯了?但是也许马原以这种想象疯狂的行为模式去对中国传统的性文化进行冲击。性历来作为民族家族繁衍而存在,具有着生殖意义。千百年来,性都是被束缚于这样传统文化的框架之内。马原对传统文化、道德、理性进行挑战,让人回到了心灵、身体双重的感性层面,承继着鲁迅反叛传统的精神。
余华的作品《一九八六年》,意指一九六八年。那一年失踪的历史教师回来了,他向已经改嫁的生活平静的妻子发出了尖叫,因为他早已经变成了疯子。他在自己的身体上展示着古代的各种酷刑:墨、劓、宫、凌迟,然而小镇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疯子,他的自虐仅变成了“奇观”和“奇闻”。福柯指出以刑罚这种方式来组织训练人的身体,可以提供一种顺从的富有生产力的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资源。身体“只有当它既是一种生产的身体又是一种被征服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才成为一种有用的力量。”⑧权利能使人的身体绝对的服从。余华通过这样一个疯狂的知识分子的自戕,不仅表现了对于高居人的身体思想之上的权利的批判,还使我们看到这种残忍的刑罚的目的,可能是在于唤起人的消失的对“文革”的记忆,以刑罚的效果达到让人们不忘历史的惨痛。与狂人发现的历史书上“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以及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喊声遥相呼应。
三、落后女性
女性是鲁迅作品中经常被刻画的对象,像《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离婚》中的爱姑、《伤逝》中的子君等,这些女人是旧中国地位最低、命运最悲惨的一群。鲁迅在作品中不仅对于他们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挖掘了她们被损害被侮辱的根源,更是冷静地刻析了她们的弱点,为她们的解放寻找出路。新时期女性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再不会堕入到祥林嫂那样被夫权、族权、神权压迫的境地,但是整个社会仍然被父权文化所统治,而且来自千百年来人类种族的心理积淀——集体无意识,仍将女性困在以男性为中心意识的泥潭中,女性们仍是没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一群,绝对称不上是自觉的现代女性。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家庭的两性位置中,一些女性把男性的宽容以及平等的姿态当成了女性解放,但这实际上是来自外部环境变化刺激下的幻觉,真正的女性解放不仅来自于男性的改变,更主要是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王安忆的作品《逐鹿中街》冷静地指出了这种觉醒的溃败,38岁的老姑娘陈传青为丈夫古子铭创造了一个两情相悦的家庭气氛,她规定了丈夫的生活模式,她辞去了工作,全心全意照顾古子铭,换来的却是古子铭的逃避。于是大街成为她追逐丈夫的战场,如子君一样“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逐鹿中原中的男性是英雄是豪杰,而逐鹿街中的女人的战场只不过是从客厅扩大到街上,这是女性的悲哀。陈传青对古子铭追逐的强悍假象恰恰暴露的是女人对男人深深的依赖,而且由于她辞掉了工作,丧失了经济来源,她对男人的这种依赖更深。她在家庭中必须以其他方式来弥补她与丈夫的这种距离,从而平衡表面上的两性平等。于是她向男人谄媚,就如同子君发现了涓生的改变之后变得“缓和得多了”,为什么男性永远是女性的意识形态呢?
鲁迅对妇女的悲惨处境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并站在平等的角度分析她们的弱点,关注妇女解放问题。新时期女性作家们在对鲁迅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上的探索更为深远,不仅从社会层面探讨女性缺乏自主意识,更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加以挖掘,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女性的剖析更为深刻。
四、孤独者
知识分子的命运是鲁迅笔下重点关注的对象,而其后的一代又一代作家也无时无刻不在沿着这一主题前行。
鲁迅关注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时,也在思考知识分子的寻路体验,因此成功地塑造了“孤独者”魏连殳这一人物形象。阎真的《沧浪之水》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初抒写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作品。它的主人公池大为与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池大为在“权与钱”为话语权的社会环境中,用父亲珍藏的《中国历代名人素描》这本书构筑自己全部的精神世界,然而当他真正进入社会后,他的精神却受到了权钱的致命冲击。最初他试图依靠一己力量来改变卫生厅的现状,但他很快发现,他的这种抗争不仅毫无作用,反而却是自己日益陷入困境。于是他由抗争转为无奈的接受,但是接受并不代表就能走出生活困境。于是,池大为的精神根基开始动摇。到儿子被烫伤,他做出了根本性改变,开始拍马、讨好,无所不为,没有几年成了卫生厅的厅长。他已完全放弃了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坚守。物质上他得到了荣誉、地位、金钱,可是在精神上他成了一个虚无主义者,他选择了魏连殳式的堕落,成为一个彻底的孤独者。池大为与魏连殳都曾在面对现实问题时自省过求索过。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坚守—逃离—堕落。当传统的精神资源在当代社会中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后,知识分子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现实,应该坚守什么?
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关注的重点在实现人的现代化,即“立人”思想。当代作家们面临的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然而在日益物质化的当今社会下又出现了关于人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失业、人性变异等等。关于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是仍须探寻的。所以当代作家们自觉地寻到了鲁迅所指出的“立人”道路,为国人真正独立自主,成为具有现代化精神的人笔耕不辍。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②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③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9页。
④徐正林:《先锋余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⑤徐正林:《先锋余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⑥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⑦王富仁:《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⑧路易斯·麦克尼:《福柯》,贾堤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