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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后现代管理哲学的意义上认为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机制;并提出社会责任将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企业战略经营方式,实现工业社会向后商业社会(或未来社会)转变的经济机制的观点。从德鲁克的企业目的观出发,运用理论逻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企业利润最大化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并从文化人类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的维度中阐述其本质。力图揭示出不同社会制度环境下,社会经济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的实现方式从实然向应然的转变,即企业的目的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承担社会责任的嬗变。
关键词:企业目的;利润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经济观
中图分类号:C93-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5-0042-04
一、德鲁克企业目的观的提出
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回答了“企业经营的实质是什么”这一带有哲学命题意味的问题。德鲁克认为,顾客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他反复强调企业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创造顾客。在他的论述中,首先以西尔斯(Sears)公司的案例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企业是由人创造和管理的,而不是由“经济力量”创造和管理的;第二个结论是不能单单从利润的角度来定义或解释企业,利润不是企业和企业活动的目的,而是企业经营的限制性因素。利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企业活动与决策的原因,而是检验企业效能的指标。他认为,企业的目的必须超越企业本身。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企业的目的也必须在社会之中来寻找。在企业家采取行动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之后,顾客才真的存在,市场也才真的诞生。所以,顾客的需求才是企业目的的本源,是顾客决定了企业是什么,企业生产什么以及企业是否会兴旺发达。德鲁克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熊彼特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从实质上看,德鲁克关于企业经营就是“创造顾客”与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和生产决定消费的论述是相联系的。回答企业经营就是“创造顾客”这一命题是从企业目的出发,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入手破解的。企业存在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尽可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也就是追求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要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要追求利润。这两方面是有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熊彼特也持这样的观点[1]。
本文认为,德鲁克企业目的观没有否定“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事实存在状态,并且肯定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企业创造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并非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创造顾客”、“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完全对立起来。本文认为德鲁克的观点力图阐释的是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创造顾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事实上主观创造顾客的过程,正是客观上创造了自己,这是同时发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可以理解为扩大社会现有的需求和创造社会新的需求的总和。德鲁克这一观点的提出正是为了强调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应当创造社会利益。正如德鲁克(1995)自己所说:“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重要的是管理者应该意识到他们必须考虑企业政策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他们必须考虑一定的行为是否可能促进公众的利益,有利于基本信仰的进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强盛与和谐”。20世纪80年代末,后现代管理思潮在美国兴起,本文进一步认为德鲁克的企业目的观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机制;而认为社会责任将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企业战略经营方式,实现工业社会向后商业社会(或未来社会)转变(如图1)。在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企业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目的的实然状态,是企业经营目标的事实载体,是走向应然目的的过渡和必然阶段;而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应然目的应该是满足并实现全社会的需求,而承担社会责任将是企业完成这一使命的理想载体和方式。
图1
二、利润和责任的博弈:从实然走向应然
德鲁克基于“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的发现,对巴纳德等人的“组织理论”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再造。他将“组织”喻为“社会的器官”,那么,组织中的“人”就是“器官中的血液和神经”,起着滋养、联结、感知、影响器官的作用。基于此,组织应该能够使其成员依托组织为载体,获得社会身份和地位,发挥个人天赋和能力,提升自身价值和实现自我,即满足其成员的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也当然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笔者对德鲁克“企业的目的”的探析得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诠释。企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承担社会责任,不断满足顾客的需求和创造顾客,并且也应该不断地满足员工的各个层次的需求。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员工既是雇员又是顾客,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定决定了企业组织也具有相应的两种职责:经济职责和社会职责。更进一步讲,在我们日益发达的社会现实中,“知识工人”的出现,对企业组织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我们对企业组织性质的理解也应当从本质上更进一步将其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管理者。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府的推动下,私有化、放松监管、贸易自由化和过去20年来的通信技术进步,使得权力更迭。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20%的资产。全球前100个大经济体中,5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而这一规模还在扩大[2]。不论何种形态的社会,要想得以正常的运行,每一个组织都必须思考下列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而这些行为和表现形式又会为社会做出何种贡献?这也是德鲁克提出“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尽可能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思索和最终归宿。一个组织得以存续的目的和价值也正在于此。这种来自于社会的责任,是先于任何一个组织而客观存在的,也必将以组织为载体,回溯于社会中去。因此,笔者认为德鲁克所提出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超越客观现实而先验存在的,也当然涵盖基于公众态度的企业危机公关。①当然,一个企业组织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对这一责任的感知和承担程度是有所差异的。企业组织对于“利润最大化”的感知也会随着它的生存延续而有所差别,从初创期时把“利润”视为“经济效益”,到成熟期将其视为“检验企业效能的指标”。企业组织的这一转变过程,正是企业组织发挥社会功能、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甚至是一个应然结果。“利润”和“责任”的矛盾运动恰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对立统一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利润和责任的不断博弈,使企业组织的目的由实然不断走向应然,②从而还原其本源真相。
三、企业社会责任观
(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同观点
总的社会责任逐层递进地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自选责任。根据企业理论的发展状况,企业社会责任有三类不同的观点:古典观、社会经济观、无限责任观。
1.古典观
古典观以内部驱动为动力机制,认为管理者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在这种社会里,只有一种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不违背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使用其资源,并致力于设计完备的、能够增加公司利润的活动。弗里德曼只承认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仅限于在遵守基本社会规则下的经济责任。他从理性层面强调了承担经济责任以外的社会责任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基础。古典观的缺陷在于只追求了短期收益率的最大化,认为企业仅仅是经济机构,忽视了其他的社会责任。
2.社会经济观
社会经济观认为管理者的社会责任不只是利润最大化,还包括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企业并非是只对股东负责的独立实体,他们还要对社会负责。主要代表人物是德鲁克。他从道德层面强调了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并将企业的目的观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相联系,在阐述企业目的观的同时,强调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社会经济观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动力机制问题。
3.无限责任观
无限责任观以外部驱动力为动力机制,认为企业和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交换,能用隐形的“社会契约”形式模拟出来,最终达到大企业占统治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是多纳德孙。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提出了企业公民的概念。无限责任观的缺陷在于企业与政府机构职能混淆。
(二)从利润最大化到社会责任的动力驱动
企业通过投资非商业领域、处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树立自身并非唯利是图的形象。企业通过投资社区提升企业形象,减少员工流失,并争取到更多人的认同。例如:英国电信1998年出版了标题为《改变中的价值》的报告。这里的价值指的不是股东手中股票或品牌的价值,而是指对世界日益严重的贫困分化的关怀;宝洁公司侧重于解决教育、防治犯罪和重振经济方面的问题,它利用自身在市场营销、交流、项目管理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优势回馈社会等等。探析企业目的的来源,即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可以分为外部动力和内生动力两个部分。
1.外部驱动力
法律、法规、舆论等都会对企业构成强大的正面激励,税收优惠等政策也会成为推动力。政府的监督管理制度和产品标准公开机制,使企业主动提高技术水平,减少负外部性影响。社会进程发展的需要,使企业逐渐认知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应然嬗变(如图2)。这一转变中的外部动力也由规范性、强制性驱动向战略导向性、企业自组织性驱动转变。
2.内生驱动力
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证明,企业作为“经济人”不能为所欲为,企业行为的边界不仅受到道德的约束,还要受到自身发展条件因素的影响。经济人是责任人的载体,责任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打造良好信誉,树立公众形象是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农业社会向以机械化大生产、能源消耗和市场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转变进程中,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就是这一过程中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内生动力;而从工业社会向以知识工人为主导、信息和通信业为链条和组织间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后商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内生动力,企业追求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达到人的自我实现,而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笔者认为德鲁克所提倡的“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承担社会责任”,“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而仅仅是企业经营的限制性因素”也得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利润和社会责任都是客观存在的,二者的存在是先验的。当二者同时存在时,表现为以二者的博弈互动来推动企业适应环境或者创造战略;当二者中其一单独存在时,则作为实现不同社会形态的过渡的内生机制存在(如图2)。
四、后商业社会的企业目的观:市民社会中的理性“社会经济观”
德鲁克在他的著作《新现实》中首次提出“后商业社会”的概念,与之相近的概念提及“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等。无论何种提法,他们都有一些相似的特征:社会的重心转向知识工人、社会功能的自组织、商业取得极大的成功和资本家的衰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使用“政治社会/社区”这个术语来表达一种市民社会或市民化社会的思想,后来被翻译成拉丁语“societas civilis”或叫市民社会。尼坎南·玻拉思(Nicanor Perlas,2000)在他的著作《塑造全球化:市民社会、文化权力与三者的叠加》中描述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在市民社会中,文化领域是最主要的公共生活领域,它的价值观、象征体系和信仰都是市民社会成员创建和规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就自然导致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现,也很自然地导致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诞生,企业作为这种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丰裕的、令人满意的生活,将每个人生存都要依靠的生产资源的所有权分配给所有人。这就使社会有可能让所有的健康生活系统能够完全进行自我组织,主要是进行合作[3]。例如:由于历史原因,香港的福利制度几乎照搬英国。香港的公立医院福利政策类似于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香港的教育制度也与英国的体制十分接近。从最根本的观念来看,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反对以赤字预算来支持福利服务,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以及低税率制度,使得香港最终未能走上福利社会之路。幸运的是,香港还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所以全港非政府组织异常活跃。他们自愿自觉承包的福利服务,占到全港社会福利服务的近九成,涉及市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它能深入到政府能力不及之处,而政府也乐于在法规政策上予以支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资金扶助与福利服务互补,共同支撑起香港的福利网络,普惠大众。可以说,在市民社会中,企业可以实现其应然目的。同时,企业以知识工人为主导,更加注重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不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市民社会中的理性“社会经济观”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与商机的统一以及社会问题向商机的转化,强调实现市场份额的最大化而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从战略管理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将长期承担社会责任视为一种超越市场机制之上的企业战略模式。
五、启示
管理学家自身所固有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哲学渊源对于管理理论构建的影响不容忽视。罗珉在《德鲁克思想解读》中提到:“理解和解释像德鲁克这样的思想家或德鲁克思想现象,实际上是在理解和解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自身,是在借助于这一理解和解释在想象中建构我们自己的管理学认同和批评关系。”德鲁克一生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世局变化和管理学从创立到全面发展的全过程,包括美国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德日两国从战争废墟中重生、社会主义苏联的兴衰与瓦解,也体验到战后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及太平盛世的荣景。因此,笔者认为德鲁克企业目的观是未来市民社会中的理性的“社会经济观”,即一种应然目的观。企业对社会责任的两次承担过程应是理性的,并且不以破坏市场机制存在的基础为代价。而是以“新的等价交换”为基础,以“超市场机制”为外部驱动力,以一种正常的市场竞争战略而存在。笔者认为,从后现代管理哲学的意义来看,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机制;而社会责任将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企业经营机制和竞争战略,实现工业社会向后商业社会(或未来社会)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罗珉.德鲁克思想解读[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26.
[2][英]诺瑞娜·赫兹.当企业收购国家[M].朱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6.
[3][美]戴维·C.科顿.当公司统治世界[M].王道勇,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417.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urpose of Drucker's Business Outlook
——The ought evolution from profit maximization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WANG Ya-juan
(Dong 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mics, Liao ning Da 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ises from the Post-modern management philosophy, to repute that the profit maximization is the economic mechanism changing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o consider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economic mechanism changing industrial society to Post-modern society(or future society), which is universal accepted as a Business Strategy. In this article, the purpose of Drucker's concepts of the enterprise, using the theory to study the logic of research methods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of the dimensions set forth in its essence. Trying to reveal the circumstances of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socio-economic mechanisms and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real natural way to achieve the change to be natural, that is the aim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ursuit of profit maximiz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corporate purposes; profit-maximiz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关键词:企业目的;利润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经济观
中图分类号:C93-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5-0042-04
一、德鲁克企业目的观的提出
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回答了“企业经营的实质是什么”这一带有哲学命题意味的问题。德鲁克认为,顾客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他反复强调企业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创造顾客。在他的论述中,首先以西尔斯(Sears)公司的案例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企业是由人创造和管理的,而不是由“经济力量”创造和管理的;第二个结论是不能单单从利润的角度来定义或解释企业,利润不是企业和企业活动的目的,而是企业经营的限制性因素。利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企业活动与决策的原因,而是检验企业效能的指标。他认为,企业的目的必须超越企业本身。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企业的目的也必须在社会之中来寻找。在企业家采取行动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之后,顾客才真的存在,市场也才真的诞生。所以,顾客的需求才是企业目的的本源,是顾客决定了企业是什么,企业生产什么以及企业是否会兴旺发达。德鲁克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熊彼特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从实质上看,德鲁克关于企业经营就是“创造顾客”与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和生产决定消费的论述是相联系的。回答企业经营就是“创造顾客”这一命题是从企业目的出发,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入手破解的。企业存在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尽可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也就是追求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要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要追求利润。这两方面是有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熊彼特也持这样的观点[1]。
本文认为,德鲁克企业目的观没有否定“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事实存在状态,并且肯定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企业创造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并非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创造顾客”、“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完全对立起来。本文认为德鲁克的观点力图阐释的是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创造顾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事实上主观创造顾客的过程,正是客观上创造了自己,这是同时发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可以理解为扩大社会现有的需求和创造社会新的需求的总和。德鲁克这一观点的提出正是为了强调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应当创造社会利益。正如德鲁克(1995)自己所说:“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重要的是管理者应该意识到他们必须考虑企业政策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他们必须考虑一定的行为是否可能促进公众的利益,有利于基本信仰的进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强盛与和谐”。20世纪80年代末,后现代管理思潮在美国兴起,本文进一步认为德鲁克的企业目的观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机制;而认为社会责任将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企业战略经营方式,实现工业社会向后商业社会(或未来社会)转变(如图1)。在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企业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目的的实然状态,是企业经营目标的事实载体,是走向应然目的的过渡和必然阶段;而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应然目的应该是满足并实现全社会的需求,而承担社会责任将是企业完成这一使命的理想载体和方式。
图1
二、利润和责任的博弈:从实然走向应然
德鲁克基于“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的发现,对巴纳德等人的“组织理论”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再造。他将“组织”喻为“社会的器官”,那么,组织中的“人”就是“器官中的血液和神经”,起着滋养、联结、感知、影响器官的作用。基于此,组织应该能够使其成员依托组织为载体,获得社会身份和地位,发挥个人天赋和能力,提升自身价值和实现自我,即满足其成员的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也当然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笔者对德鲁克“企业的目的”的探析得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诠释。企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承担社会责任,不断满足顾客的需求和创造顾客,并且也应该不断地满足员工的各个层次的需求。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员工既是雇员又是顾客,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定决定了企业组织也具有相应的两种职责:经济职责和社会职责。更进一步讲,在我们日益发达的社会现实中,“知识工人”的出现,对企业组织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我们对企业组织性质的理解也应当从本质上更进一步将其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管理者。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府的推动下,私有化、放松监管、贸易自由化和过去20年来的通信技术进步,使得权力更迭。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20%的资产。全球前100个大经济体中,5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而这一规模还在扩大[2]。不论何种形态的社会,要想得以正常的运行,每一个组织都必须思考下列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而这些行为和表现形式又会为社会做出何种贡献?这也是德鲁克提出“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尽可能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思索和最终归宿。一个组织得以存续的目的和价值也正在于此。这种来自于社会的责任,是先于任何一个组织而客观存在的,也必将以组织为载体,回溯于社会中去。因此,笔者认为德鲁克所提出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超越客观现实而先验存在的,也当然涵盖基于公众态度的企业危机公关。①当然,一个企业组织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对这一责任的感知和承担程度是有所差异的。企业组织对于“利润最大化”的感知也会随着它的生存延续而有所差别,从初创期时把“利润”视为“经济效益”,到成熟期将其视为“检验企业效能的指标”。企业组织的这一转变过程,正是企业组织发挥社会功能、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甚至是一个应然结果。“利润”和“责任”的矛盾运动恰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对立统一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利润和责任的不断博弈,使企业组织的目的由实然不断走向应然,②从而还原其本源真相。
三、企业社会责任观
(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同观点
总的社会责任逐层递进地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自选责任。根据企业理论的发展状况,企业社会责任有三类不同的观点:古典观、社会经济观、无限责任观。
1.古典观
古典观以内部驱动为动力机制,认为管理者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在这种社会里,只有一种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不违背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使用其资源,并致力于设计完备的、能够增加公司利润的活动。弗里德曼只承认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仅限于在遵守基本社会规则下的经济责任。他从理性层面强调了承担经济责任以外的社会责任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基础。古典观的缺陷在于只追求了短期收益率的最大化,认为企业仅仅是经济机构,忽视了其他的社会责任。
2.社会经济观
社会经济观认为管理者的社会责任不只是利润最大化,还包括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企业并非是只对股东负责的独立实体,他们还要对社会负责。主要代表人物是德鲁克。他从道德层面强调了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并将企业的目的观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相联系,在阐述企业目的观的同时,强调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社会经济观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动力机制问题。
3.无限责任观
无限责任观以外部驱动力为动力机制,认为企业和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交换,能用隐形的“社会契约”形式模拟出来,最终达到大企业占统治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是多纳德孙。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提出了企业公民的概念。无限责任观的缺陷在于企业与政府机构职能混淆。
(二)从利润最大化到社会责任的动力驱动
企业通过投资非商业领域、处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树立自身并非唯利是图的形象。企业通过投资社区提升企业形象,减少员工流失,并争取到更多人的认同。例如:英国电信1998年出版了标题为《改变中的价值》的报告。这里的价值指的不是股东手中股票或品牌的价值,而是指对世界日益严重的贫困分化的关怀;宝洁公司侧重于解决教育、防治犯罪和重振经济方面的问题,它利用自身在市场营销、交流、项目管理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优势回馈社会等等。探析企业目的的来源,即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可以分为外部动力和内生动力两个部分。
1.外部驱动力
法律、法规、舆论等都会对企业构成强大的正面激励,税收优惠等政策也会成为推动力。政府的监督管理制度和产品标准公开机制,使企业主动提高技术水平,减少负外部性影响。社会进程发展的需要,使企业逐渐认知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应然嬗变(如图2)。这一转变中的外部动力也由规范性、强制性驱动向战略导向性、企业自组织性驱动转变。
2.内生驱动力
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证明,企业作为“经济人”不能为所欲为,企业行为的边界不仅受到道德的约束,还要受到自身发展条件因素的影响。经济人是责任人的载体,责任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打造良好信誉,树立公众形象是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农业社会向以机械化大生产、能源消耗和市场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转变进程中,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就是这一过程中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内生动力;而从工业社会向以知识工人为主导、信息和通信业为链条和组织间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后商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内生动力,企业追求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达到人的自我实现,而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笔者认为德鲁克所提倡的“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承担社会责任”,“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而仅仅是企业经营的限制性因素”也得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利润和社会责任都是客观存在的,二者的存在是先验的。当二者同时存在时,表现为以二者的博弈互动来推动企业适应环境或者创造战略;当二者中其一单独存在时,则作为实现不同社会形态的过渡的内生机制存在(如图2)。
四、后商业社会的企业目的观:市民社会中的理性“社会经济观”
德鲁克在他的著作《新现实》中首次提出“后商业社会”的概念,与之相近的概念提及“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等。无论何种提法,他们都有一些相似的特征:社会的重心转向知识工人、社会功能的自组织、商业取得极大的成功和资本家的衰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使用“政治社会/社区”这个术语来表达一种市民社会或市民化社会的思想,后来被翻译成拉丁语“societas civilis”或叫市民社会。尼坎南·玻拉思(Nicanor Perlas,2000)在他的著作《塑造全球化:市民社会、文化权力与三者的叠加》中描述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在市民社会中,文化领域是最主要的公共生活领域,它的价值观、象征体系和信仰都是市民社会成员创建和规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就自然导致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现,也很自然地导致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诞生,企业作为这种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丰裕的、令人满意的生活,将每个人生存都要依靠的生产资源的所有权分配给所有人。这就使社会有可能让所有的健康生活系统能够完全进行自我组织,主要是进行合作[3]。例如:由于历史原因,香港的福利制度几乎照搬英国。香港的公立医院福利政策类似于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香港的教育制度也与英国的体制十分接近。从最根本的观念来看,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反对以赤字预算来支持福利服务,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以及低税率制度,使得香港最终未能走上福利社会之路。幸运的是,香港还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所以全港非政府组织异常活跃。他们自愿自觉承包的福利服务,占到全港社会福利服务的近九成,涉及市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它能深入到政府能力不及之处,而政府也乐于在法规政策上予以支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资金扶助与福利服务互补,共同支撑起香港的福利网络,普惠大众。可以说,在市民社会中,企业可以实现其应然目的。同时,企业以知识工人为主导,更加注重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不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市民社会中的理性“社会经济观”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与商机的统一以及社会问题向商机的转化,强调实现市场份额的最大化而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从战略管理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将长期承担社会责任视为一种超越市场机制之上的企业战略模式。
五、启示
管理学家自身所固有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哲学渊源对于管理理论构建的影响不容忽视。罗珉在《德鲁克思想解读》中提到:“理解和解释像德鲁克这样的思想家或德鲁克思想现象,实际上是在理解和解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自身,是在借助于这一理解和解释在想象中建构我们自己的管理学认同和批评关系。”德鲁克一生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世局变化和管理学从创立到全面发展的全过程,包括美国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德日两国从战争废墟中重生、社会主义苏联的兴衰与瓦解,也体验到战后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及太平盛世的荣景。因此,笔者认为德鲁克企业目的观是未来市民社会中的理性的“社会经济观”,即一种应然目的观。企业对社会责任的两次承担过程应是理性的,并且不以破坏市场机制存在的基础为代价。而是以“新的等价交换”为基础,以“超市场机制”为外部驱动力,以一种正常的市场竞争战略而存在。笔者认为,从后现代管理哲学的意义来看,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机制;而社会责任将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企业经营机制和竞争战略,实现工业社会向后商业社会(或未来社会)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罗珉.德鲁克思想解读[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26.
[2][英]诺瑞娜·赫兹.当企业收购国家[M].朱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6.
[3][美]戴维·C.科顿.当公司统治世界[M].王道勇,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417.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urpose of Drucker's Business Outlook
——The ought evolution from profit maximization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WANG Ya-juan
(Dong 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mics, Liao ning Da 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ises from the Post-modern management philosophy, to repute that the profit maximization is the economic mechanism changing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o consider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economic mechanism changing industrial society to Post-modern society(or future society), which is universal accepted as a Business Strategy. In this article, the purpose of Drucker's concepts of the enterprise, using the theory to study the logic of research methods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of the dimensions set forth in its essence. Trying to reveal the circumstances of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socio-economic mechanisms and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real natural way to achieve the change to be natural, that is the aim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ursuit of profit maximiz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corporate purposes; profit-maximiz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